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大学的机会凤毛麟角，许多人初中毕业就找工作结束了学习生活。而抚顺二中是省重点中学，素有“抚顺小清华”之称，有一张抚顺二中的毕业证书，弥足珍贵、荣耀自豪。然而由于一段特殊历史，理应三年到手的毕业证书，却让我苦苦期盼等待了20年。
1984年4、5月份，学校通知我们去领取毕业证书。此时距离我入校已有二十个年头，毕业后离开学校也有十六年之久。有的同学在国家恢复高考后已经上了大学，也有同学通过“高自考”等途径取得了大学文凭。我也在当年四、五月份拿到了经过四年苦读最终以优异成绩获取的辽宁大学中文函授大专文凭。
有人说这张迟来的初中毕业证书已经没有用处，不屑一顾。然而我却认为，二中是我青少年励志求学的起步阶段，是抚育我成长的摇篮，我与母校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舍的情缘。这张毕业证书印证了我在二中读书学习成长的历程，情深义重，值得珍惜。
于是我特意请了假去学校领回了这张毕业证书，精心珍藏起来。
我小学毕业于抚顺市千金三校，地处欢乐园，由“老君庙“改造而成，名不见经传。当年毕业的六年级共有5个班，250多名学生。经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层层动员筛选把关，有28名同学报考了二中，最终只有三名被录取，分别是6年4班的范景山、魏满城和6年5班的我。
进入二中后，范景山被安排到初一、三班，魏满城被安排到初一、四班，我则被分配到初一、二班。后来我遭遇车祸致残休学一年，1965年重新复学。被安排到初一、一班(即老三届的初一、一班)。
千金三校为能有三名同学考取二中大名远扬兴高采烈。校领导和老师们都为自己培养出为学校争光的学生而骄傲自豪。几十年以后校长张玲和教导处王主任见到我的时候还清晰的记得我小时候的模样。
二中有口皆碑，毕业证书含金量高，是抚顺市民一致公认的。
且不说抚顺二中历史悠久，她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23年:也不说师资力量雄厚资深，许多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又有丰富教学经验，是全市各大学科带头人:更不要说半个世纪以来学校桃李满天下，培养出多少优秀人才在各条战线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单就我亲身经历体验的几件小事，就足以证明二中的不同凡响。
一是招生渠道与众不同，全市招考，优中选优。当时普通初中都是按地区划片招生，而二中却是实行全市统招，1964年我考取二中时，全市有2000多名考生参加考试，最后择优录取200人，组建了四个班。录取比例为十比一。而且连发放录取通知也别具一格。普通中学录取通知书是一份名单，由班主任按照名单通知学生和家长。而二中是外带信封、一人一份的录取通知书，由教导处王主任亲自登门分别送到家。每到一家，王主任的身后都跟着一群学生和家长，羡慕和祝贺的激情溢于言表。
二是学苗生源素质高。我当时总结二中学生有“三多”:第一，领导干部家庭子女多，家教优越。我们班有市长的女儿，有秘书长的千金，还有局长的儿子，不少学生父母都是单位领导。第二，家住南北台、小学在南北台、试验小学上学的同学居多，全市的优势资源都集中在这里。第三，小学时担任班干部的多。我后来所在的初一、一班，52名同学中，在小学担任大队干部的就有18名，中队干部的更是比比皆是。还有不少特长生，在体育和文艺方面颇有天赋，能为学校加分争光的。
三是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与其他学校相比优势明显，差距巨大。当时全校20个教学班有10几名身体不好的“病残生”，学校实力雄厚，不惜花重金购买了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毽子、跳绳等一应俱全的体育训练用品。在大礼堂开辟一角专门成立了一个“体疗班”，指派专人给我们上体育康复课。我当时还经体育老师特批，拿回家一个铁制哑铃和一个木制哑铃以备早晚在家锻炼。这在其他学校都是不可想象的。一次上生物课观察细胞结构，相邻的九中是老师拿着挂图给学生讲解，而我们则是由学校后勤买来西红柿和鲤鱼，学生自己动手解剖实物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分析，教学条件和资源不在一个档次。
二中耀眼的光环既给我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尴尬和屈辱，特别是我车祸致残之后，我的形象与人们心目中二中莘莘学子形象反差巨大，让我饱尝辛酸。
1965年7、8月份我到学校办理复学手续，教导处一位年高体胖的康老师瞅我一眼后轻蔑地说道，“这样人怎么还能回二中上学？”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康老师这番话沉重地打击了我薄弱的自尊心，自卑和恐惧久久地笼罩在我的心头。好在教导处主任汤如海老师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批准了我的复学申请，把我安排到了初一、一班，使我实现了继续读书学习的夙愿，为我的人生开辟了一条出路。
当我戴着闪闪发光的“抚顺二中”校徽走在大街小巷上的时候，迎面而来既有羡慕敬佩的目光，也有怀疑和不屑的质疑。一次，一个大约与我同龄的学生，处于对二中向往和羡慕，竟然欺我一条腿不好使，一把从我胸前抢下我的校徽，掉头就跑。后来经我多方打听找到他家，跟他父母告状，才把校徽要了回来。
在学校时也发生过误会。学校停课开展“斗、批、改”，有一天晚上我也到学校参加“批斗会“上前围观，这时一位警惕性很高的初三学哥，见我胳膊腿不好使，穿着也不像其他同学那么鲜亮，就怀疑我是社会上混进来的小“混混“，把我从站着的椅子上拽了下来，进行“严厉审查”。最后我说出了几个老师和同学的名字，他又找人证明，才放过我。
其实这位学哥我还常见到他，爱打篮球，我是他忠实粉丝。总爱看他参加的篮球比赛。好像叫“于学厚“吧，只不过他不认识我罢了。
更有甚者，有一次我乘坐电铁客车的遭遇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家住在华山矸子道，学校搬迁到公园街以后每天乘坐电铁客车上学。电车票当时八分钱一张。学生优惠可以订月票。一个月一元五角钱。
一个星期天我在十一道街电车站下车，出检票口验票时被一个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女站务员一把把月票抢了过去。我据理力争，想要回月票，她却蛮横地看着我说:“二中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学生？你一定是拿别人的月票！没收！罚钱！”非让我把学生证拿来证明。我只好含泪回家把学生证取来给她看了才把月票还给我。
当我手捧这张来之不易的毕业证书时，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二中三年，苦辣酸甜全尝遍！
我们这拨学生俗称“老一年”。虽然在学校待了三年，可是真正上课学习不到一年，其余时间都在参加运动，什么“破四旧“、“大串连“、印发北京来电、上街撒传单、开展“斗、批、改”。本来正是学知识长身体的黄金年华美好岁月却被轰轰烈烈的“革命“给冲击的七零八落，荒废了青春，贻误了学业，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设置了很多障碍，埋下了重重困难和隐患。
好在我们当时年龄小，单纯本分，没有参与“打砸抢”和武斗等，留得一身清白。而且小学文化课功底扎实，为日后的高考和“自学成才”奠定了基础。
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的毕业证书的故事不再延续发生，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迎来更加美好灿烂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