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少接触文言文开始，我们就已经踏入中国哲学之门，只是那时除了埋头苦背，却并不知道原来晦涩难懂的字里行间竟透发着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气息。直到而立之年，随着人生阅历的日渐丰满，我们在挫折和迷茫中开始寻求向上支撑、慰藉心灵的某股力量，而这股力量就是中国哲学精神。
在以《论语》《道德经》《大学》《中庸》《易经》及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影响下，我一次次成功走出人生低谷，学会了坚忍和乐观。三十岁以后的人生，我突然明白人生并不是你和世界和解，而是同自己和解。从前喜欢无话不说、无处不秀，到现在觉得沉默是金、岁月静好。冯友兰先生用一句话便总结了我的这种心理，那便是“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在物欲横流、精神超前空虚的快餐时代，真诚、豁达、仁爱、包容等道德品格变成了人们缺失的奢侈品。书中说，人生可以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眼观当下，能达到后两者境界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而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到达后两种境界。简单地说，哲学不是帮助人去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好比是你知道一个具体的事物，但你却不一定知道它其中的“理”，每种事物的“理”是绝对永恒的，但人们对它的认知却是相对可变的。哲学就是让你的认知无限贴近宇宙事物发展规律的那个“理”。
纵观古今，哲学家们一直做的无非就是不断超越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置身于宇宙之中，以自己的认知去解释宇宙万事万物，以提升内在的道德，并用之约束自己的外在行为，最终达到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内圣外王”之道。中国的圣人总是在出世和入世间反思人生，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在像君王一样从事社会活动。只是时代环境不同，哲学家们对生活的感受不同，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就不免有些地方予以强调，另一些地方又受到忽略，因此造就了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哲学思想。
中国发源于农耕时代，农民纯真质朴，习惯把直接认知的东西变为宝贵的东西，他们爱慕自然，不习惯变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子提倡“道法自然”，强调人要顺应天性和本性，遵从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农民依靠土地生活，受经济环境影响，同一个家族大概可能祖祖辈辈都生存在一片土地，于是形成了家族制度，而家族制度进而影响着社会关系。家人之间要履行责任和义务，人与人之间同样如此，怎样履行，儒家提出要仁义、忠恕、知命。同样是生活在动乱时期，在“为”与“无为”方面，儒家和道家观点却不尽相同。孔子主张“为而无所求”，即每人都有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但价值是“做”，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所谓“尽人事，听天命”罢了；而道家则主张“无为”，庄子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如何做好君王，践行“三不”政策，即不自虑、不自说、不自为。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互不冲突。
周朝初年封建制全面盛行，每个贵族都有世袭的术士。贵族有任何重要行动之前，必先问卜。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这些术士散落社会，成为方士。术士主张阴阳论，形成的学说为《易传》，周易64卦告诉我们三点意思：一是宇宙中发生的一切，构成一种连绵不断的自然顺序锁链；二是演化过程中，每一事物都处于向自我否定的运动中；三是演化过程中，事物永无穷尽。也就是说，64卦384爻统辖了宇宙万物所有的道。这与道家“一”元思想是不同的。虽然道的本质不同，但是有一个品德是二者都推崇的，那就是谦虚和自居于下。所谓上天之道，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君子终极所求就是谦虚的品德。从这方面看，儒家也存在“形而上学”思想，关于“形而上学”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庸”这个词，“中”是指恰如其分，意思是各种不同成分要有适当比例，最终达成“和”；“庸”是普通和寻常的意思，日常离不开的事情就是顺乎人性。人们每天做着寻常的事，在不同程度上遵循“道”来生活，却不一定人人都能认识这个事实。精神文化的作用就在于使人们懂得他们是在循“道”而行，并成为至善至美之人。归纳起来，新儒家的思想就是从启蒙到止于至善明与诚。有段话我是很喜欢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意思是说，人要想完善自己，必须充分发挥天性，去做普通、寻常的事情，并完全懂得它们的意义，把它们做到“恰到好处”，如此才能帮助别人，发挥别人的天性，进而发挥万物的本性，帮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合为一体。
春秋战国时期过后，秦国统一天下。为了改变过去贵族割据、政权世袭的局面，实现中央集权制，盖生于法术之士的法家学者横空出世。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用奖惩来统治人，把贵族地位降低。认为治理国家不是选贤任能，而是把赏罚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这与道家思想是一致的。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怎样用新的统治方法来应付局势，这是法家所擅长的。
汉武帝和秦始皇都致力于从思想上统一中国，但在做法上却要温和许多。两汉时期之所以扶持儒道两家，是因为在诸子百家中，思想距法家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为了尽快废除秦朝的苛政，迎合大众的需求，必须先主张道家“无为”思想，即一个好的政府不需要做很多事情，相反越少越好。但经过了一个时期休养生息后，君王不能一味无所作为，这就需要儒家思想来统治天下，而儒家的政治哲学就是维护君王专制统治的，以个人的德才划分君子与小人，寻求社会礼制。儒生深谙古代的经典，擅长传授古代的文化传统，在重视传统的农业国家里最具影响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成为闻名中外的哲学门派。事实上，儒家搭配任何一个学派都毫不违和，自汉以后，“外儒内法“更是常态。
两汉400年统治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被看作“黑暗时期”的“五胡乱华”，民众饱受苦难，但在文化上却十分杰出，儒家思想消沉，代之而起的是新道家和佛家思想。佛家主张“不修之修”，这里不得不提到一首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此为禅宗北派慧能所作，而南派神秀也同样诗作“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相比之下，北派更有佛韵，他主张的非心非佛，是指行事为人，无所用心，以平常心做平常事，一切顺其自然。得道之人在具有丰富的知识后“弃知”或“忘知”，以达到精神上的得道。
隋唐时代的到来，中国重新得以统一，文化登封至极，佛教获得空前发展，这一点从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的雕刻艺术也能体现出来。自此之后，佛教衰落，儒家再次兴起，尤其是进入宋朝，儒家之繁荣为汉朝以来所未有。只是这时候的儒家得称作“新儒家”，它集合了儒家本身思想、佛教神宗思想、道教和阴阳学家宇宙论。到了元朝，中国第一次被非汉民族蒙古族所统治，但在文化上影响却并不大。明朝相比元朝，文化并未出现新鲜气息，但是心学却发展到了高峰。
心学共分两派，一是程朱理学，二是陆王心学。朱熹认为，每一事物从生成时便自带一个理，这个理使得事物得以生成，并构成事物得本性。心和其他个别事物一样，是理加上气之后得体现。格物才能穷理。在格物过程中，人实际做的就是再现自己的本性，使沉溺的浊水中的珍珠得以重现光辉。王阳明认为，人对事物的第一个反应表现表明，人内心里，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良知”。人只要秉着良知去分辨是非，遵行良知的命令，就真的成圣人了。个人精神修养无他，就是顺着自己的良知去生活，把来自直觉的知识付诸行动。
更新的儒家思想到了清朝开始被指责，而以汉代的经书注疏为论学依据的汉学儒家重新被重视。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爆发，清政府走向没落，西方哲学开始涌入中国。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历来高度的民族意识来自于文化而非政治，中国人在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只有科学技术，没有精神方面，所以康有为率先发起孔教运动抵制西方文化。但日本民治维新极大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性的自信。于是严复用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将国外著作翻译成中文，并在译作中用类比法插进评论，让中国人开始接纳西方哲学。可惜的是，在西方哲学中中国人并不能找到沁人心灵的安慰，且西方哲学家在北大任教时也因不精通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并未将西方哲学思想讲透，导致听众无法理解。因此，西方哲学并没有融入中国人的思想。与之相反，中国哲学思想却被西方传教士倒流至西方，这也就是孔子文化为什么在西方如此盛行的原因。
西方哲学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已达到的现成结论，而在于它使用的逻辑方法学，这种方法学不是哲学本身思想，而是用来分析哲学思想的一种方法。中国哲学习惯用负的方法论，西方哲学习惯用正的方法论。要知道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都必须用正的方法才能用负的方法，这正是中国哲学厕身现代世界所缺少的。到这我才明白冯老先生引用的那句话“曾见郭象注庄子，却是庄子注郭象。”
人确实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