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朋友圈中看到武汉芳华白毛女歌舞团倾情献演的大型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下简称《红》剧）部分视频，觉得那场景、那音乐、那动作、那神情，尤其是那踮起脚尖的舞蹈动作，太熟悉了！不禁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在初中时我们文艺宣传班也排演过《红》剧。在努力学习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我参加了文艺排练和演出，亲眼目睹了女生们踮起脚尖排练和跳芭蕾舞的全过程。随着学习和生活的全面展开，我逐渐体会到，“踮起脚尖”才是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生常态——不只是在我们排演《红》剧过程中需要付出汗水、精益求精以及全力以赴，也体现在我们不甘落后、奋发向上、学以成人的学习和生活中——一种只有踮起脚尖或奋力跳起来才能够得着的向上状态。有人说，人生是用事件来标志的。下面，我就从“我”所看到和体验到的“事件”的若干片段说起吧。
熊诗春同学“一炮走红”
在丹江口徐家沟小学操场左侧有一个大房子，被称为小礼堂。其内部容量不大，但铺有开小型会议或演讲和演出的台子。
一天傍晚时分，小礼堂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只见一男同学登台演唱了《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个唱段。我踮起脚尖从黑压压的人群中望过去，觉得他的脸腮有点像李玉和的扮演者浩亮——那独具特色的嘎啦肉。他的音域在我听来也是雄浑而宽广的，小风箱似地送出的气流使得声音特别的有力。也许是用力过猛，他太阳穴和颈部的青筋凸起。唱毕，台下给了他热烈的掌声。这就是我后来的同学熊诗春给我的最初印象。到初中宣传班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有时候晚上到学校排练什么的，我从张家沟一路走来，总要经过他的家门口，与他相约到校。有两次夜晚遇到大雪，寒风呼啸，林涛嘶吼，山路被厚厚的积雪掩埋。熊诗春同学在前面开路，哼着京剧片段，或大声说话，让人颇有安全感。我不禁想起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参谋长少剑波的那句唱词：“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
那个年代，大众文艺很流行。走在大街上，随时都会遇见能哼唱几句的京剧“票友”。当然，要唱好也不容易。例如，徐家沟小学文艺宣传班的汪莹同学嗓音奇高，现代京剧中许多高音部分他都能唱上去。这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能力。据说，他因此成为专业演出团体培养的重点对象。工程局文工团曾专门派人来对他进行面试。拉京胡的琴师为了配上他的高音，居然拉断了两根琴弦。
（当年的“小演员”：王晓华、张爱萍、任丹红、蒋授娓）
进入宣传班是一种荣誉
在上小学时，看到宣传班的同学排演节目，很是羡慕，希望像他们那样登台演唱或表演节目，有些“演员”因此而成为我的“偶像”。上初中时，我终于如愿以偿。许多年后才知，这是初中宣传班里年长一点的同学举荐的。当时初中宣传班的成员主要是以徐家沟小学宣传班毕业的那部分同学为骨干。后来又陆续在其他班上挑选了一部分同学加入。我那时有比较强的模仿力，尤其“拿手”唱革命样板戏中的京剧片段。如“浑身是胆雄赳赳”、“誓把那反动派一扫光”等。印象中，面试时好像唱了一段京剧——李玉和的“一路上，多保重”就被通过了。来到宣传班后我才知道，宣传班的同学不仅形貌端庄、身怀特长，而且品学兼优（至少是大多数）。例如额头高高的高京广、言语不多的张金萍等同学都是班上的“学霸”；吴清芳、杜勇、常金菊等同学经常在课堂上举手发言，很正确地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赵玉华同学在一次课堂上的数学小测试中，因采用了简化的运算步骤，深得冯超老师的赞扬。能够置身于这样一个集体，我感到非常开心。理想的花朵在心中绽放。
（宣传班师生合影照。摄于1973年）
初次登上舞台
刚成立的宣传班班主任是从丹江口工程局五七农场调来的年轻的苏革老师。他身材匀称，长相英俊、帅气，谈吐幽默。在清晨或万籁俱寂的夜晚，常听见苏老师那悠扬的小提琴声。
进入宣传班后不久，我们就先后排演了许多文艺节目。如男女声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由朱香玲领唱；演过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段，由张永红演喜儿，李飞星演杨白劳；演过现代京剧《沙家浜》（片段），由李飞星演郭建光，付金华演沙奶奶；演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片段，由刘保平演杨子荣，钟维演猎户老常，李宝珠演常宝；演过现代京剧《红灯记》片段，由周名杰演李玉和，周世明、付金华演李奶奶，张爱萍演李铁梅。我们还演过脍炙人口的《洗衣歌》，杨学谦、杨兴湘演炊事班长，李宝珠、张丽娜、袁清华、孙秀芳等演藏族姑娘。
写到这儿，耳畔不禁响起那再熟悉不过的乐曲和歌词：
温暖的太阳翻过雪山，
雅鲁藏布江水金光闪闪，
太阳就是共产党，
领导咱农奴把身翻。
嘎啦央卓若若尼格桑梅多桑哎——
……
（张丹萍等同学在演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段。摄于2017年）
此外，我们还排演了一些带有节庆性质的文艺小节目。这种节目通常是为了纪念党的生日或庆祝国庆节一类的重大节日的需要、由几个男生与女生跳舞构成。记得男生中有刘保平、张再前、赵玉华以及我等；女生有郭桂冰、杨建华、张丽娜、袁清华、龙翔群、邓春华、孙秀芳、张艳、靳超英、华福玲等。在一次彩排时，部队复员来到学校教政治课的詹家胜老师反复强调腰板要直，身体要向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引体向上”），并不断地纠正我的一个不规范的动作，直到他满意为止。当聚光灯照落在了舞台上时，在帷幕边上准备登台的我们，“蹦蹦”跳的心脏似乎快要到嗓子眼了……
（照片中两位手捧鲜花的老师分别是郑德茹和苏革。摄于2001年元月）
疯癫般的快乐日子
丹江口五七中学是兴建宏伟的丹江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丹江口大坝的第十工程局为相应毛主席关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五七指示”而兴办的。成立的第一年就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的。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学校建在比较偏僻的山沟——王大沟里。教室都是茅草屋。若遇到雨天，用校长胡光海的话来说：“外面下，里面下；外面不下，里面滴滴嗒嗒。”记得因为教学用的桌椅板凳不够，学校开课之初，还是学生从家里带板凳的。
为了便于集中排练，我们实行住校制，很少回家。第一次离开家长的管束，我们自由自在，如出笼的鸟儿。有一次下大雪。天寒地冻，白雪皑皑。晚上我在我们在球场边的寝室里与同学们说笑打闹，在床与床之间蹦来蹦去，直闹得把我的床板都踩断了。忽听得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我母亲和我二姐。她俩头上满是雪花，腿脚上都是泥泞。我当时有些怪她们怎么不打声招呼就来呢？这让我感到在同学们面前多少有些丢丑啊（那时孩子们不知怎的，不愿意家长到学校来，哪怕是来看自己）。我有些生气了，甚至没有让她们进来坐一下。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为了不让我难堪，在送来棉衣裤，寒暄了几句话后就走了。过后，我心里又开始难受起来。我知道，从家里走到王大沟来，有很长一段路是黑灯瞎火的，而且几乎没有行人。更要命的是，快到我们校舍时，有一个大下坡，非常陡。我不知道，在这大雪纷飞的夜晚，她俩是怎样蹚下那个大陡坡的。
班里来了两位“大腕”
日子过得飞快。有一天，听说班里来了两位专业舞蹈老师教我们跳舞，我们大伙飞奔到排练室。看到的是因成功扮演舞剧《白毛女》中喜儿而赫赫有名的工程局文工团演员尚海虹和扮演王大春的演员李善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她）们就是“大腕”级的。两位老师的到来，让同学们既高兴，又有些惴惴不安。可是越担心什么就越来什么。在纠正我们几个男生舞蹈动作的过程中，李善宏老师走到我跟前手把手地教我动作。可能是因为紧张，我的动作有些扭捏，李老师毫不客气地用武汉话说道：“你这么放不开，怎么跳舞喔！”那一刻，我感到脸烧得滚烫。不过事后觉得能够由老师亲手教我们，也是我们的荣幸。谁也不会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工程局政治部宣传处工作，曾在单位上与李善宏老师不期而遇——那时，工程局文工团因各种原因被解散，而他被分配到宣传处办公室。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心目中高大上的“大春”，如今个头没有我高了。
（吴清芳（左）和吴小青（右）姐妹俩在跳傣族舞蹈。摄于2017年）
5751部队的热情接待
除了工程局文工团给予我们以业务上的帮助和指导外，位于工程局老技校的5751部队（原铁一师）也与我们有经常性的交流与互动，其中包括：我们到部队文艺宣传队学习和取经，应邀给解放军演出文艺节目。
到部队学习和取经是为了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提升艺术水平。有一次，杨学谦等被派去部队学习取经。他们在老技校的大礼堂里，首先被安排练基本功。在部队宣传队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几位同学沿着练功扶手，一字排开；每个人的双脚呈外八字形状。然后就是做踢腿、弯腰等动作。由于当天穿的是塑料底的鞋子，在用力抬腿的过程中，杨学谦一下子滑到了，摔倒在地上。这时大家都围过来，十分关切地询问状况。
据李飞星同学回忆，他也曾被派到部队学习取经。他就是在那次看到了部队画家挂在排练场墙上的画（其中就有著名画家苏维贤画的文工团女演员的国画），当时钦佩不已，并由此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李飞星从小受他父亲的熏陶，擅长绘画。为此，他与我共同承担了班里办黑板报和墙报的光荣任务。通常我们共同确定主题、设计版式；他画刊头，我写版报。这种友谊与合作一直持续到高中。如今李飞星已经成为有所成就的画家。
实不相瞒，到部队演出了几次、演出的是什么节目、有哪些细节，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晚上演出结束时，部队领导热情地留我们在他们的食堂宵夜，让我回味无穷。在我脑海里所留下的是：可口的肉丝面和滑爽、纤细的凉拌藕丝。那饭吃得真香！相比较起来，我们住校的学习和排练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初中的食堂就在学校一侧。是用竹子和芦席搭盖的，非常简陋，而饭菜就更加简单，一般是辣椒炒黄瓜一类，很少有肉。所以，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盼望着还能有机会到部队演出。有趣的是，今年11月份，我们宣传班的部分同学聚会时，当我提到这件事时，张再前、王晓华异口同声地说“记得，怎么不记得！”他们还补充说，我们班在均县演出那次，吃得更好。
一次不成功的“爆破”
在初中阶段，我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希望自己单薄弱小的身躯强壮起来。在一段时间里，我坚持体育锻炼，不论刮风下雨，每天上学时，一手拿一块砖头，平直端着，走很长的一段距离才歇息。但在初中的两年，真正记住的那一次运动会上，我所报名参加的一个项目的比赛结果却很不理想。
这个项目具有综合性、模拟性，即模拟战场上只身炸碉堡的场景。显然，这与当时的“全民皆兵”的政治环境有关。具体的动作规范是：在50米长的跑道的起跑线上，要求参赛运动员手里拿着一个形似炸药包的包裹（上面绑有一个鞭炮），当听到发令枪响后即起跑，在大约30米处翻越一个障碍物——大半人高的马鞍形木墩（上有皮垫罩着）；再紧跑十多米，接着就是一段匍匐前进的距离，一直到一个假想中的敌人的“碉堡”前，然后点燃“炸药包”上的导火索，迅速地滚落到一边。随着一声“轰—”，就算比赛结束了。自然，谁先引爆炸药，谁就赢得胜利。这个比赛过程时间很短，动作连贯、一气呵成。既有体力上的要求，又有动作规范上的讲究。然而，就在这个方面，我失误了。那天，我虽然起跑不慢，但在翻越高高的木墩时，因身材瘦小、力气单薄，在奋力翻越障碍物的过程中，手里的“炸药包”抓得不紧，滑落了下来；不得已又重新翻越回来，捡起地上的炸药包再次翻越。这样，等到我接近“碉堡”的时候，旁边跑道上的炸药包已经响了……尽管如此，我有了一种“董存瑞炸碉堡”的英雄体验。
应当说，在学校期间，体育场地和设施是逐渐得到改善的。学校原先在大会台子的下面有一个篮球场以作为活动场地（尹林、刘保平、龚建军等经常在那里打篮球），后来在我们教室与宿舍之间的台地上用推土机推出了一个不大的操场，再后来又建了一个比较大的运动场（上面有跑道，绕场一周有400米）。平时我们注重体育锻炼。例如，坚持做课间操等。不过，班里新来的张艳同学在一次跳鞍马的活动中，不慎将手臂摔伤。得知消息后，课间休息时，差不多全班同学都到她家里去看望她。
饰演“奶奶”的付金华
我们班（九班）的团支部书记是胡早枝，班长是付金华。说起付班长，她年岁较长，性格老成、干练、平易近人，声音洪亮（特别是高音部分）。由于这些特点，她饰演过《沙家浜》里的沙奶奶，唱过《红灯记》中的李奶奶的京剧片段——那种刚毅而又慈祥的样子，赢得了人们的赞许。重要的是她在台上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据说，有一次到农村演出时，她因入戏太深，哭得稀里哗啦的，下不了台来，场面一时有些尴尬。
对于付班长，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有两次我看见她不断地自责，说是她的弟弟不幸去世了，而之前她曾因为弟弟不听话而打过他一巴掌；好像这一巴掌与她弟弟的死有关。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来。第二，她曾因一件事说笑过我。这件事是这样的，一次，班里举办“忆苦思甜”会。期间，大家吃“忆苦饭”。也许是吃得比较多，我站起身离开座位下意识地做了一个伸展双臂、再拍拍肚皮的动作，而这一动作恰被付班长看见了，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好像是说这个动作不应该出现在吃忆苦饭的场合吧。说起忆苦思甜，班里有一次还请来一位老工人给我们作报告。报告的主题是以老工人的悲惨遭遇而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记得当讲到悲惨的境遇时，我们都听得声泪俱下，头面伏在桌子上，教室里一片“呜咽”之声。
（老同学相聚格外亲。摄于2006年）
“世上的鬼，都是人装的”
我最初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那就是认为我们五七农场中学，由于建校时间仓促，老师是临时拼凑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老师凭关系进来，教学能力比较低。但后来我渐渐改变了这个看法。
的确，我们中学教师队伍人员来源比较庞杂，有师范类学校分配来的，有从机关调派来的、有部队复员来的（如从部队复员的詹家生老师、郭渭川老师、蔡老师）、有从工地学校调剂过来的，当然还有一类是有“历史问题”、被下派到农场锻炼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但是后来我才知道，绝大多数老师都是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也有相当的教学能力。如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数学系的刘湘老师；毕业于武汉电校的教数学的罗声才老师、教英语的陈维龙老师；从工程局技校调过来的、教我们地理课的邓老师，等等。他们成为了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
在谈到当年任课老师的印象时，从五七中学走出来的文体兼修的学生、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再后来到香港体育学院任教的张百鸣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我记得当年是刘湘老师教我们数学，吴山齐老师教我们物理。可以说，这两位老师是我在后来1977年高考的引路人；他们给予我的教育为我后来的学习和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陆汉康老师则是我将体育作为事业追求的启蒙者。说真的，我非常怀念五七中学。”
关于邓老师，据年长一点的同学说，他曾在技校被“捣乱”的学生“整”过，胆子比较小。他眼睛高度近似，戴一副深度的眼镜，削瘦的脸廓刻写出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上课时反复提到的“经度与纬度”概念，仿佛成为了一种“标配”。有一次在上课时，他尖着嗓音向我提问题：“草言，请你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是我没有认真听他讲课吧。事后，周名杰同学绘声绘色地模仿这句话，以逗乐子。无论如何，邓老师让我记住的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是：“世界上没有鬼；有鬼的话，你就去捉，肯定是人装的。”
（五七中学教师合影照）
别开生面的语文课“研讨”
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欧阳诗华，一位是于馨华。都是女性，教学也是棒棒的。
于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她身材高挑，总有一米七〇以上；留着一头齐耳的短发，普通话很标准，讲起课来非常有条理性。据说，她曾经是武汉青年排球队队员。就我而言，她给了我求学过程中的一次鼓励——在班上念了我写的一首诗（作为作业交给她的）。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班上组织的一次语文课研讨会。
那次语文课讲到鲁迅先生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当时听起来就十分费解。“费厄泼赖”是英文“Fairplay”的音译，意思是体育和其他竞技中的公平竞赛。后来被引申为到社会生活当中，表示某种有涵养、有品德的意思。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这里鲁迅主张“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呢？于老师向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并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进行思考。她解释道，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鲁迅在文中提到的“痛打落水狗”一事。在课文中，鲁迅告诫人们，狗的本性是要咬人的，即便是落水的狗。在这种情况下，你对狗讲“费厄”，可它不会讲“费厄”。因此，对落水狗不能施与什么“仁慈”或“涵养”。很明显，这里是有所指的，它隐喻性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庸之道，号召人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反动势力不能讲什么“涵养”和“仁慈”，要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只是由于鲁迅文笔晦涩、思想曲隐，理解起来比较难。尽管于老师颇费唇舌地讲了许多，但仍有许多同学似懂非懂。于是，她老师打算改变一下策略，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把理解课文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课后，她把班上几位语文课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留下来，听听大家的理解和想法。我有幸忝列其中。这次的语文研讨会开得很热烈。在听取了几位同学对课文的看法和认识之后，于老师又作了进一步的讲解，直到大家完全明了为止。她的讲解非常耐心、细致。当同学们走出教室时，天色已晚，但大家有一种精神获得提升的感觉。
据杨学谦同学回忆，说来也巧，他1988年到武汉出差时，曾经在武昌黄鹤楼商场遇见过于老师。那时于老师已经调到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后归并为武汉大学）任教。
（图为于老师（前排左一）参加学校退休教师党支部会议。摄于2022年）
扔粉笔头的物理课老师
至今回想起来，那个个头不高，皮肤有些黑，说话的中气很足，思维敏捷，给人精明强干感觉的老师，就是教我们物理课的欧日尧老师。据说他曾是举重运动员（联想到刘湘老师、陆汉康老师是足球运动员）。因为他的质朴，我觉得他更像农机站的修理工师傅。欧老师有一个“优雅的转身”动作，经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有一次他讲得兴高采烈时，把手中一个小小的粉笔头扔出了窗外——他原本是面对着教师门口的，却突然灵巧地转身180度，很准确地将粉笔头扔出了窗外。当然，我更喜欢他的教学方式。譬如，当讲到“热量”概念时，他首先问道：一桶温水与一杯开水的热量，哪一个更大？通常，我们下意识地以为一杯烧开的水的热量大。但这位老师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实际上一桶温水的热量更大。他给同学们来了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尝试将一桶温水和一杯开水分别泼向一堆雪的时候，哪一个融化的雪多一些呢？这时我们脑海中会浮现一种景象，这种景象来自我们生活中的经验。例如，我们把一盆洗脚水泼到雪地里和不小心将一杯开水打翻在雪地里所看到的情形。而根据这些经验，我们确实会看出，一桶温水融化的雪显然要比一杯开水融化的雪多得多。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将物理课中的某个知识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了起来，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他要讲授的概念和原理。说起来，作为学生，对老师要求的也不多，往往只是一个“转身”，一个“背影”就够了。
上生理课的“禁忌”
德国大作家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中曾感叹道：“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的确，对于青春萌动的少年来说，虽不能说他们已经有了明晰的情感对象，但是对理想的爱情却是渴望的。例如，班上某位同学如果暗地里喜欢另一个同学，他（她）会更多地关注他（她）；甚至递个条子什么的，也是有的。又如，同学之间通过私底下传看着有关爱情小说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爱情的看法和态度。我在无意中曾看到一位同学放在抽屉里的、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一书。那书皮和扉页已经严重破损和翻卷。我希望这位同学也能借我看看。后来在承诺不传给别人后，获得了这部小说的阅读权，当然看书的时间是很短的，也就两三个晚上。
至于在上生理课时能够了解一下人体构造及其生理功能，特别是了解有关生殖系统的解剖构造以及青春期的生理特征，是一件让同学们既有些兴奋却又神秘的事情。因为有了这门课，不少男生私底下在议论着，并事先反复“预习”了课本中的解剖图。他们期待着这门课的到来。这一天，皮肤白皙、长相清秀的王老师终于来到了教室。当讲到男女生殖系统一节时，刚讲完一半内容，她的嘴角泛出一丝歉意的笑容，对全班男生宣布道：“接下来的内容，班上的男生请到教室外面去，回避一下。”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男生们都听见了。只听“唰——”的一声，男生们二话没说起身到教室外面了。显然，在女老师看来，有些知识也许是不能让男生知道的，或者是不便让男生与女生一起知道的。这在当时也算正常吧。
排演《红色娘子军》缘起
如果说我们初中学习和生活有过一个高潮的话，那就是排演《红》剧。现在想起来，排演这出剧目不只是排演这个剧目本身，而且也是塑造了我们的一种独特的生活和经历——它在我们稚嫩的心田里撒下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红色种子。
1964年，在中国现代舞蹈史上发生了重大的事件，那就是根据《红色娘子军》电影改编而成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由中央芭蕾舞团首演成功。1970年，电影版《红》剧在全国上映。该剧讲述了吴清华被南霸天迫害致家破人亡，幸被党代表洪常青和小庞在椰林中搭救。在洪常青的指引下，吴清华来到五指山投奔红军，参加了红色娘子军，并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动人故事，深刻表现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一主题。该剧将西方芭蕾舞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结合在一起，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红色经典。
（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剧照）
在这一背景下，有着比较雄厚艺术实力的徐家沟小学在工区率先排演《红》剧。那时，徐家沟小学有一位出色的青年舞蹈教师——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的郑德茹。在郑德茹老师的指导下，小学宣传班依靠自身的力量排演了《红》剧序幕、第一和第二场。由吴丹、周翔演洪常青，张丹萍、戴英慧演吴清华，吴小青演连长，汪莹演小庞，吴国华演南霸天。据王晓华同学回忆，那时宣传班已经使用郑老师带来的芭蕾舞鞋（不是仅用木头包裹在鞋尖上的那种简易的鞋子）。例如，尚海虹同学在出演芭蕾舞剧《白毛女》剧中就穿上了芭蕾舞鞋，采用了芭蕾舞技法；其他演员，如郭桂冰、杨建华、张金萍、王晓华等在“贴窗花”一出戏中，也一样。单凭这一点，徐家沟小学宣传班在丹江口的其他学校里就让人刮目相看。
（尚海虹（中）与郑老师、文工团队友熊焕新在一起）
汤老师担负起重任
随着刚从徐家沟小学毕业的宣传班同学的加入，我们五七中学宣传班获得了新鲜血液。这时，毕业于武汉电校的汤娓芝老师接手宣传班。汤老师虽不是学音乐或舞蹈专业的，但她热爱文艺，有一定的艺术功底。在丹江口工程左岸工区文艺演出中，她因演唱《沙家浜》中沙奶奶与郭建光的“军民鱼水情”对唱而崭露头角。更重要的是，她有一种理想，有一股子拼劲。她认为，在小学班的基础之上排演全场《红》剧是有可能的。虽然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汤老师意志坚定，硬着头皮承担了这一任务（用她多年后的一句话说，就是“赶着鸭子上架”），并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汤老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全场《红》剧的排演。
汤老师的要求是很严厉的。从我们接受任务开始，每天天不亮就被唤醒起来练功。练功的内容包括踢腿、压腿、弯腰、劈腿、跳空翻、吊嗓子等。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练好基本功，许多同学都豁出去了。比如，女演员在排练过程中，由于穿着舞蹈鞋、反复踮起脚尖跳舞，脚指头都磨破了，于是就在鞋尖处垫上棉花，而最终棉花里也都浸着血。有一次练功，刘保平尝试劈腿，咬着牙往下劈一字。就在其胯部还差一点着地时，一旁的汤老师轻轻地摁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即刻痛得龇牙咧嘴，歪倒在一旁……
对于《红》剧中需要翻滚、跳跃动作的“武生”们来说，他们同样付出了超乎想象的汗水。如扮演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团丁、白匪的马超、黎明辉、易警、穆志国、刘东升、迟胜武、邓华如、王宝明、张树雄、李刚等人，为了练好翻筋斗的功夫，在垫子上反复作翻滚、跳跃练习。记得那时我和其他同学有一个“经典”性的动作——空中鱼跃：就是身体一跃而起，然后头部下倾，腿部上扬；当快着地时，两手轻轻撑起。
当时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仅凭一本排练的动作分解图册，边学边教。当谈到这一点时，周名杰显得有些激动。他回忆说，当年常见汤老师对同学们喊道：“左手提劲，右手翻掌！”一遍遍地练，一丝不苟，精神可嘉。正是有了平常的刻苦排练，也才有了娴熟而精湛的舞蹈动作。例如刘军的刀舞、旋转、凌空飞跃的大跳等动作，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汤老师的带动下，一起分配来的罗声才老师、丁家莲老师、陆汉康老师很快就与我们班融为一体。热情大方的丁老师积极参加我们的排演活动，她夜莺般的歌声时常萦绕在我们班前屋后。她的热情奔放与汤老师的含蓄沉稳恰成鲜明的对照。如果说汤老师是一束高雅的“芝兰”，那么丁老师就是一朵洁白的“雪莲”。当然，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两朵鲜花一旁的“绿叶”：分别是罗老师和陆老师。他们成双成对，比翼双飞，为大山深处的校园带来鲜活的灵气。后来还有教英语的陈维龙老师（另一位教我们英语的陈老师是同学郭丹丽的母亲）、王根甫老师等加盟。
在工程局大礼堂演出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些主要演员们吧！在《红》剧中，刘军演洪常青，张丹萍、戴英慧演吴清华，张小波、张永红演连长，周名杰、汪莹演小庞，高京广演南霸天，钟维演区老四。这里有点“花絮”：那年头，谁都希望演正面角色，尤其是正面主角。但反面角色也得有人演啊。例如，地主婆虽然戏不多，但必须有人扮演。“不幸”的是，身材苗条、眉清目秀的孙秀芳被选中。她开始很不乐意，后来经过做工作，想想演反面角色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就欣然接受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可谓维妙维俏。类似的还有，扮演区老四的钟维、扮演党棍的王志辉等，其动作和神态，表现出他们对角色有一定的理解和把握。
（前排左起：李宝珠、宋伟薇、朱香玲、吴云霞、陈红等同学在表演《红》剧中“万泉河水清又清”片段。摄于2017年）
该剧目排演完后，在工程局大礼堂进行了隆重的演出。照我如今的想法，能够到工程局大礼堂进行演出，有些类似于今天的一些名画家能够到国家级的美术馆一展他的绘画作品一般。那天的演出是凭票进场的（单位发票）。在演出前，我透过猩红色大帷幕的一角，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连后台也站满了观众。不用说，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我感到无比的荣光。在开始演出时，工区著名音乐人、执导丹江工地中学（高中）文艺宣传班的黄铜蓉老师也亲临现场。他谦虚地说：“我是来学习的。”
说真的，至今回想起那晚的演出仍会让人激动不已。从序幕开始，到常青指路，再到清华参军，一路铺展开来，环环紧凑；从大刀舞，到战士舞，再到斗笠舞，一路演绎下来，峰回路转，场场精彩。而在所有的场次中，“山口阻击，英勇杀敌”那场展现的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画面：黎明前，红军主力部队已插入敌后。为掩护大部队的撤离，洪常青率领小分队阻击敌人，坚守山口。在这个过程中，吴清华和战士们表现英勇，她火线入党。在小分队任务完成后，洪常青把机密的文件包交给了吴清华，并再次掩护他们撤退；最后只剩下洪常青等三人，他们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其他二人壮烈牺牲，而洪常青不幸身负重伤，被捕入狱——这场戏让人血脉贲张，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不得不说，作为演员的刘军、戴英慧等同学通过充满激情的表演充分展现出了红军战士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
《红》剧演出在丹江口产生了影响。不久，我们的团队应邀到黄龙滩水电工地，给一线广大职工作慰问演出。
（五七中学宣传班师生45周年聚会。第二排左五起：罗声才、汤娓芝、丁家莲、陆汉康四位老师。摄于2017年）
胡校长亲自当“主角”的入团介绍人
《红》剧的成功演出为五七中学赢得了声誉。而这与校长胡光海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几乎在每一次演出前，胡校长都要亲临现场给大家说上几句比较轻松、鼓动的话。但是，有一件事却让他有点“费神”，那就是自从《红》剧在工区上演以后，剧中主角的扮演者们以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成了人们关注的“网红”。而其中的一位主角由于平时除了练功、排练以外，很少与同学交往，话语不多，且时常从兜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自己（因为着妆或补妆的需要，当时许多同学身上都有小镜子），因而显得有些清高、“臭美”。再加上演出的成功，他变得有些骄傲了，不怎么搭理同学。有同学因此认为他“团结同学”方面做得不够好，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为这事，胡校长专门到我们班里来了解情况。那天，胡校长在我们班坐定以后，他的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可能是有些激动的原因，他黝黑的脸庞泛着红光。他说，我看某某同学是很不错的。他能够演主角，不仅说明他艺术上是过硬的；在政治上，也是追求进步的表现嘛。对于这样的同学，我们就应当好好地培养他，要多鼓励他。应该让他加入团组织。说罢，他环顾大家，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一口浓重的沔阳方言说道：“如果你们没有人愿意当他的入团介绍人，我就做他的介绍人。”他的这番话，可以用“慷慨陈词”来加以形容；它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后来，这位同学在团组织的帮助下，进步很快，光荣地加入了团组织。
（第二排左六为胡光海校长）
参与演出前的化妆工作
每次演出前，演员都要化妆。大班的同学多担负起这项任务，如赵志忠、李飞星、郭桂冰、张金萍、张永红、刘保平等，汤老师、丁老师等也抽空来帮忙。由于参加演出的人员较多，化妆的任务比较大，大家经常是互相化妆。因为我练过毛笔字、爱画画，熟悉一些笔法，也主动为低年级的男同学化妆。任务主要是在对方的脸上粉底色，再就是画眉毛、描眼眶。一般情况下，红军战士的妆以大红色为底色，眉毛通常是浓浓的大刀眉或卧蚕眉；为了显得鼻梁挺直，在两道眉宇之间沿鼻梁两边画下淡淡的直线（切记，不能画得太浓）。这样看上去，高鼻梁、有精神。至于反派人物的妆，则以黑灰色为底色，眉毛凌乱，眼圈用黑色涂抹，如肿眼泡一般。有两次我来得晚了一点，他们以期盼的眼神等待着我的到来。我也曾想过，在化妆上是否可以借鉴传统京剧中脸谱画的形式，但受制于条件，这个想法也只是一闪而过。
化完妆、配上红军战士的军装以及黎族的筒裙等，人显得更俊、更靓，因而一些同学常常要“嘚瑟”一下，在学校里故意走来走去。比如打饭、进出小卖部或回家拿件衣服等，好让更多的同学和亲朋好友看见，引来羡慕的眼光。也许，在他们看来，虽然这是一个穿着服装、拿着道具的化妆舞会，但却是光彩夺目的、可昭示他人的化装舞会。
齐奏交响乐
如同红花还需绿叶扶一般，红火的文艺宣传活动离不开乐队的伴奏。在办学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上级主管部门给学校批了一笔钱，用于购买音乐器材以及服装道具等。此外，铁道管理处文工团也赠送了一部分乐器。
很快，一支以管弦乐器为主的乐队形成了。这支乐队“以老带新”，最初是以那些有一技之长的老师来领衔的。如从汉阳调到工地并来到学校任教的徐老师、教英语的陈老师（他俩在乐队里拉二胡），而武汉电校分配来的王根甫老师则拉小提琴。在这个过程中，五七农场文艺宣传队给予宣传班以极大的支持。他们不仅派骨干到我们宣传班，如派魏建华、杨经建、李承华、彭建新等来加强指导，而且两支文艺群体还同台演出。慢慢地，班里的同学走到了前台。这些队员包括：王晓华拉手风琴，胡早枝弹扬琴，尹宝珠、吴清芳拉小提琴，付金华弹柳琴，王慧玲弹月琴，郭丹丽弹三弦，龚建军吹笛子，赵志忠吹小号（兼敲板鼓），高京广吹黑管，尹林吹唢呐（后改拉二胡），廉武桥拉京胡，李飞星、孙建华、王志辉拉二胡，张利平拉底胡。杨学谦拉板胡——一种音色高昂、坚实、具有穿透力的拉弦乐器，是乐队队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练好乐器，提高演奏水平，每一位乐队成员都下了一番过硬的功夫。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在我们乐队中，有一个“小分队”，即以赵志忠为核心的锣鼓团队。身材高大的赵志忠原来是敲双面大鼓的，后因排演现代京剧的需要，改打板鼓（也称司鼓）——一种控制舞台节奏、具有起承转合、烘托气氛的单面皮鼓。演奏时，赵志忠居于锣鼓组合的正中间，使用一双筷子大小的鼓签，再配以一定的手势。而围绕他排开的是敲锣的刘军、打镲的李飞星以及敲小锣的黄汉文等。别小看了这个小分队，它在演出中意义重大；也因此，作为核心的赵志忠对自己、对队友都要求很严。可有一次演出时，黄汉文同学一时紧张，没有跟上节奏，敲错了锣。这下赵志忠急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使他顺势将小竹棍敲到黄汉文的头上……我后来作为知青下放在当阳县庙前公社沙河大队，与赵志忠同住一个寝室。经常看见他精心擦拭他用黄色绸布包裹的心爱的小号，渴望“重操旧业”。受他的影响，我在劳动之余，也学着拉二胡。练习的曲子有《沂蒙颂》等。我们一起参加了大队、公社乃至县里的文艺演出活动。
（多么神气的“红军战士”）
乐队队员大多不登台表演，常在幕后做着默默无闻的辅助性工作。如在舞台进行“拟声”（模仿开枪、掌掴等）动作，以配合舞台上的表演。还有一些老师做了许多工作，如丁家莲老师负责与厂家联系制作红军战士的服装；美术老师熊群力担负了舞台布景的设计与绘画工作，深受好评。
还有那些无名的、演反派的角色，如普通战士、一般群众、团丁、丫鬟等。如在第三场“报仇心切”中，吴清华为报仇而朝南霸天开枪的那场戏，作为乔装打扮的队友的张兰萍，戏虽不多，但配合表演得很到位；在同场次中，由马萍、柳庆珍等一群“黎族姑娘”跳起的悲伤而优美的黎族舞蹈，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哑剧”的艺术效果。还有些同学虽然只有一会儿出场的戏，但他（她）们也积极配合，做得认真细致；从台上下来以后，即投入繁忙的后勤服务工作之中。作为后台协调人的王晓华负责演员的上台和下台工作，包括换服装、换头饰等；在演出结束时，她又出现在急于卸妆的同学们面前，给每一位卸妆的同学发一个凡士林棉球，并叮嘱道：棉球就这么多，省着点用哈。
（“红色娘子军连战士又回来了”）
结 语
据说在低年级那一班同学毕业以后，五七中学也就停办了。宣传班的同学们各奔东西，各自成家立业。转眼，离开那段日子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如今仍有不少同学活跃在舞台上，继续发扬“踮起脚尖”的优良传统。如张永红退休前就已经开始担负舞蹈教师的重任；朱香玲参加了模特队，与一群“高妹”一直活跃在T形台上，成为峡江艺术团的团长；张丹萍在三峡大学担任舞蹈教师；袁清华创办了“清华舞蹈教育中心”；张丽娜办起了舞蹈班。就在我们回首过往之际，已经有几位当年的领导、老师和同学离开了我们。写下这些记述性的文字，也是对他们的深切怀念！
一点感悟：
人生就是一场单程旅行，但记忆可以重复播放；
人生如登台演戏，但穿着不同的服装；
不在于路途的长短，
不在乎演戏的摸样；
唯有精神的传承，
唯有不灭的荣光。
（在此说明一下，因宣传班大、小两个班不在一起上课，对小班了解不多，故有关的片段回忆以我所在的大班为主。同时感谢部分同学，他（她）们提供了翔实的口述史料和珍贵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