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更关系党风政风。帮腐，虽一时享受与奢华，但终将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助廉，虽生活普通而平淡，换来的却是亲人的温馨相伴和幸福的持久绵长。
为了营造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良好氛围，椰博小学特别推出《廉洁家风建设》系列。今天推送的是《董必武的家风故事》。
董必武是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革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领导职务。虽身居高位，但董必武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在他为党和人民奋斗和奉献的一生中，始终以“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并以此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人，留下了很多佳话。
抗日战争期间，董必武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负责统一战线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性质使得他要经常同国民党上层、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等打交道。有工作人员觉得，作为中共代表的成员，衣服不应该太寒酸，建议为他置备几件像样的衣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当时，董必武兼管着设在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的财务工作。我们党财源有限，各机关的经费都捉襟见肘，他这个“管家”是很不好当的。为了在有限的经费下尽可能维持办事处的正常运转，董必武对办事处机关的各项开支管理和监督得都很严。很多在红岩村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记得董必武为6毛钱向中央作检查的故事。有一次月底结算伙食费时，董必武发现，有6毛钱的支出和账面记载有出入，账平不了。尽管钱不多，董必武却非常重视，他对办事处的同志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为此，他主动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还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这件事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记忆，也深深影响了这些同志。
董必武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十分重视对子女艰苦朴素作风的教育培养。他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对子女们说：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胸中有数。这样做，养成习惯，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孩子们以父亲为榜样。儿子董良翮上中学时想买一双自己喜欢的布鞋，就从车费中三分五分地积攒，过了两年，积少成多，终于买上了这双鞋。
董必武的夫人何连芝是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出生入死，为党和人民作出过很多贡献。她和董必武结婚后，却从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与家人来到北京，条件比战争年代好了很多，但何连芝依然保持着过去的好传统。她很少添置新衣服，有时候，干脆把董必武的破旧衣服改一改再穿，她有一件西装就是用董必武的旧西服改来的。1956年，何连芝的单位给干部调整工资，考虑到她资历深、级别低，单位拟定给她提级加工资。董必武知道后，不仅没有同意，还专门去找有关同志说，请他们考虑别的同志，不要给自己的夫人提级。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家里人口多，供应不够，何连芝就自己想办法，她宁可自己在自家院里养鸡鸭贴补家用，也决不向组织伸手提要求。
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想方设法找到北京，希望在上学、提职、调动工作、购买紧俏商品等方面得到一些关照。确实，这些事情如果董必武肯打招呼，以他的地位和声望，相关地方和部门会通融的。但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他还教育和劝告亲戚们，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不要从他这里打主意，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
1964年春天，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到北京来看他，想请董必武帮助换一个更好的工作。董必武对晚辈来看自己很高兴，让他在北京多看看，见见世面，但要求他不能用自己的小车出行，不能在外面提及亲戚关系。这样过了一个星期，董必武就要侄孙回家投入生产劳动，并对他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靠各自的工资生活，不能乱花国家一分钱。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救助。侄孙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董必武能给写个条子，自己拿这个条子找县政府。董必武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
董家是大家族，人口众多，不时就会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要求，董必武就干脆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亲友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他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了家乡的亲友们。后来找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变得越来越少了。
对亲友如此，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同样严格要求。他与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是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二是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三是不许接受礼物。每逢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会当面讲清这三条规矩。
1969年，董良翮高中毕业后，面临就业问题。那时候，年轻人最向往的是到部队参军，其次是到工厂当工人，这两种岗位十分紧俏，因为大部分青年人都要去农村插队劳动。当时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难事。但董必武的态度十分鲜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按照父亲的要求，董良翮报名下乡，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临别时，董必武提醒儿子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他反复叮嘱，“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他问儿子还有什么要求，董良翮说，想跟您要两件东西，要您的洗脸毛巾和牙刷。董必武的洗脸毛巾已磨出了洞，牙刷的柄都用断了，是用绳子捆起来继续用的。这两件东西，是董必武艰苦朴素作风的象征，董良翮要这两件东西，是要用父亲的好作风勉励和鞭策自己。
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他虚心向农民学习，争着干苦活、累活，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被树为知青的先进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10年间，董良翮从普通社员一步步做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担任大队干部后，董必武曾让儿子把同他一起出差来京的干部请到家中，当着董良翮的面，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要帮助良翮，他还年轻，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经验丰富，当他的老师，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参加农业劳动，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他不仅把儿子送去务农，还希望小孙子长大了也到农村去。1972年，董必武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父母在晋县，农忙事田亩。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吾意亦云然，世为农人好。孙良颇茁壮，天逸符大造。”
1975年春，九十高龄的董必武病重住院，董良翮回京探望父亲，已是弥留之际的董必武却不让儿子留在身边，催促他赶紧回去：“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董良翮只得含泪辞别病危的父亲，回到插队的农村。
董必武临终前在病榻上写了一首诗《九十初度》：“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就是一个毕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的自画像。1975年4月7日，叶剑英同志在董必武追悼会上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的朴素作风，将永远激励后人。
以史为鉴，良好的家风家教，既有春风化雨的浸润熏陶，也需要有力有效的教育引导。 家风的浸润、 家人的监督，在古代那些清官廉吏身上时时透着清廉家风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加强家风建设，营造清正廉洁的优良家风势在必行。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以德治家、以情暖家、以廉养家，树清廉家风、建勤廉家庭，用实际行动铸就反腐倡廉的坚固长城！
编辑：郑苑
审核：刘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