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军旅“忘不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糊涂老师
创建于202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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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邸记珍

  2022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纪念日。作为一名53年前入伍的老战士,向培育我成长进步的人民军队致以崇高的军礼!回首军旅事,总也忘不了。我的从军历程,与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強军兴军之路紧密相连。从春夏到秋冬,从士兵到军官,从站岗放哨到执勤训练,从完成小任务到承办大事情,经受了几多艰苦锻炼和考验。心心念念的人和事常常想起,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忘不了两脚打起“双响炮”

        1969年,国际形势高度紧张,美苏争霸,亡我之心不死。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为了加强战备,根据上级指示,部队强化了各项军事训练及后勤儲备工作。我所在的警通连系团直属单位,除步兵外还有无线、有    线、摩托、骑兵等多种通讯保障分队,主要任务是团部警卫和重要文件、命令、信息的上传下达。骑兵班有6匹战马,加上负责日常物资运输的一车一马,共计7马服役。这些马匹均有档案和供给关系,日常马草由连队自行解决,精饲料则按标准从市场购买。这年9月,正是草本繁盛期,连队决定组织干部战士打马草,儲备马匹过冬乃至应急备战的粮草问题。

        一个周末的早晨,天刚蒙蒙亮,连队数十人列队出发,向13公里外的草场挺进,约两个小时到达现场。这里是天津郊区一个大型监狱所在地,面积足够三四平方公里。除办公区、监舍、砖场外,大部是草木葱茏的荒地,还有芦苇一片连着一片。芦苇多纤维,是喂马的粗饲料,一米左右的青苇马最喜欢吃。

        打草开始了,按照任务区分,各班组分散作业。我拿起镰刀,麻利地割起芦苇,个把小时就撂倒一大片,然后扎成捆码放好。有几位老兵与我们新兵提出挑战,看谁干的多、速度快、质量高。如果是比拼军事技能,我们甘拜下风,现在要比收割之类的农活,来自农村的我们岂能府首称臣!有挑战必有应战,谁英雄谁好汉,芦苇丛里看一看。镰刀喳喳,芦苇刷刷,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促进了劳动效率,实现了新老兵互动共赢。

        午饭后,重新投入战斗。我班被分在一大块沼泽地,簇拥成团的水中芦苇,团团相望,若即若离。我和另两名新兵毫不犹豫踏入水中,把容易收割的地上芦苇留给老兵。水中作业费功费力且难度较大,防止割好的芦苇掉进水里是关键。我们分工合作,他俩专管收割,我负责捆绑和运送,如此接力,淖中返复,苦累难言,终于把责任区的芦苇收割完毕。经过连队干部战士一天的辛勤劳作,打下的马草推成数座小山,大大超额完成任务。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友们唱着“打靶归来”的歌曲,踏上返程之旅。俗话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走路人人会,当兵必须善走路会行军,齐步、跑步、正步样样行。可我那两只不争气的脚,在这次行军中均打起了“双响炮”。    我连驻地在市中心,返程和出发路线相同,走的都是坚硬的水泥路、柏油路。为了防止芦苇茬子扎脚,我特意穿了一双硬底布鞋,经泥水长时间浸泡,脚又肿又胀,温透的鞋袜沾了不少泥沙。头几公里路程,我腿脚虽然沉重,但能够跟上大家的步伐。快速通过一段铁路线时,顿感两脚板火辣辣的难受,只能踮着脚尖小心前行。走着走着,左右脚落地都钻心的疼痛,头上冒出粒粒汗珠,湿透了整个帽沿,我渐渐地被队伍甩在了后面。

        一辆三轮摩托车呼啸而来,坐在车上的宋连长看见我一瘸一拐的样子,就令我上车同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虽是个新兵,但轻伤不下火线牢记于胸,这点苦痛算得了什么!

      我坚定地谢绝了连长的关照和体恤,三步并作两步走,赶上了前面的队伍。这时来到一个红绿灯路口,指挥员命令跑步通过,我的双脚已由疼痛变成麻木,机械性地跟跑起来。又经过约半小时的煎熬,终于回到了营防。连队卫生员检查发现,我的双脚成了“青萝卜”,肿胀的脚板各打两个血泡,有的已经破裂。随即进行了穿剌、消毒和包扎处理,叮嘱我一周之内避免剧烈活动。

        经过这次苦痛和教训后,我特意加强了体能锻炼,除军事训练外,积极参加连队副业生产劳动和打球、游泳、长短跑体育活动。日积月累,強健了体魄,炼就了过硬脚板。1970年初,我全程参与连队自天津、咸水沽、小站、上沽林、岐口、黄骅一线的野营拉练,再未出现"打泡"状况,圆满完成了行军和训练任务。

          忘不了参加通讯报道学习班

       六月的天津,已经进入盛夏。骄阳灼烫着大地,有的柏油路面或松软或隆起,电汽车驶过后留下道道辙痕。与我连为邻的市外贸游泳场如期对外开放,一波又一波爱好者来此嬉水纳凉。十字街头树荫下卖冰棍的老太太时不时传来“冰棍3分,雪糕5分”的吆喝声,使热不可耐的人们掠过一丝丝凉意。

        历经冬春夏,从包头调防天津,我当兵三个多月了。经过一段适应期,能够较好地完成连队安排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和站岗值勤等任务。一天,我参加背负电台野外通话训练归来,累的满头大汗,连队曹副指导员找我谈话:“天津警备区要办一期通讯报道学习班,时间一个月,每团两个名额,一名干部,一名战士。组织上考虑你入伍以来表现不错,文化基础也好,决定派你参加。你要珍惜这次机会,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回来后多写写稿子,宣传宣传部队的好人好事。”然后,他把前去报到的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给我讲了一遍。

        第二天,我按通知要求,辗转来到学习班所在地天津大学报到。学习班共20余人,天津警备区一位副处长牵头抓总,一位新闻干事具体负责,一位搞新闻报道的老战士王述华边学习边服务。学习班第一阶段邀请天津日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战友报社记者讲课;等二阶段学习讨论,阅读范文,习作小品稿子;第三阶段分几个小组,深入基层单位采访,各完成两篇有质量的稿件,争取有一篇见报。

        通过前两阶段学习,我对什么是通讯报道、通讯报道的特点、种类和写作方法有了基本认识和理解,印象最深的是写好通讯报道要主题明确、材料精当、人事结合、角度新颖、文笔流畅,还需做到脑勤、嘴勤、腿勤、手勤、注意时效性等等。

       最后阶段用10多天时间深入下去进行采访和组稿。我与王述华及另一名报道员同分一组,先进住北郊区岔房子公社,调查采访天津警备区“6.26”医疗队,报道了他们“走一路红一线,住一地红一片”为民服务的生动事迹,被天津日报刊登。后到天津广播电台警卫连蹲点采访,写出了该连队“政治军事一起抓,值勤训练两不误”的见闻,被战友报刊用。最终,我们小组完成任务突出,受到上级嘉奖。

       参加这次学习班,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得到了实际锻炼。后来,我虽然没有从事专职新闻工作,但在历任岗位上都发挥“业余记者”的角色,运用学到的相关知识,结合本职工作、分管业务写出大量通讯报道稿。

        1983年,是国家改革开放第五个年头,各行各业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以此为抓手,我写稿30多篇,有20篇被军内外媒体采用,“天津市宁河县武装部组织民兵开展为烈军属义务帮工活动”一文被天津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1984年,我参加军地联合工作组,到宝坻县大兰格庄村抓点,组织发动民兵带头发展商品生产、建设文明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与民兵和村民同劳动、同学习、同活动,掌握了一手丰富素材,写出了“动员民兵生力军,带头建设文明村”的稿件,被天津日报、电台、电视台采用。

         1987年,天津市建筑70公里长的外环线,天津市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在这项重点工程建设中,发扬攻坚克难、连战连捷精神,仅用25天就完成了所承担的挖河垫土任务。我与同事采写的“雄师四万战津门”通讯,被《华北民兵》刊载,并获当年全军刊物稿件评比三等奖。

       1992年,我在塘沽区武装部参与组织民兵抗海潮期间,听到干部战士反映该部部长魏文锐许多平凡而生动的故事,写成稿件“话说‘大老魏’”,从细微处反映了“他是领导,又是士兵;他是病号,又是铁汉;他是部长,又是兄长”的感人事迹,获华北地区“红山杯”人物特写征文竞赛一等奖。

       1993年,随着城乡改革的深入发展,搞活大中型企业成为当务之急。在此情况下,全民国防教育如何落实是个新的课题。我在走访调研天津市五六个不同类型工厂企业的基础上,撰写论文“对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国防教育的研究与思考”,被《国防》杂志刊登,评为新时期国防教育研讨会优秀论文,并收入《中国当代论文选》。

        由于自己结合工作搞报道,笔耕不辍,成果丰硕,500余篇稿件被各大媒体采用,10多篇作品获省军级以上表彰奖励。从1986年起,被天津警备区连续9年、北京军区政治部连续5年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

          忘不了奋力攀登“文化山”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民兴起求知热。各种教育培训、学习考试应运而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国家承认的、受各界欢迎的方式之一。

       1983年,天津警备区抽调二三十名干部到天津市委党校脱产学习二年,获取文凭;同时组织大多数在职干部边工作边学习,定期参加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属于后者,在坚持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点,报名选学中文专业。

       这年9月,我报考党史。考试前两周才翻翻书,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仓促上阵,仅考了56分。这56分中,有些题能够得分是凭多年的知识积累;有些题本来会做,却因为答题不得要领而丢分。如15分题:试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我以为问什么答什么,只答了重要意义的几个方面,而忽略了八大是在何时、何地召开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等常识性问题,丢掉了宝贵的5分。有了这次教训,我对高自考重新进行了审视,决心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真正学到一些高新知识,获得毕业证书。

        天津市高自考每年举行两次、各四个科目。中文专业共设11门课程,我采取先易后难、稳扎稳打的办法,每次报考两门,力争全部通过,用三年时间拿下文凭。1984年上下考季,我分别报考了基础较好、把握性较大的党史、哲学,写作和逻辑学四门公共课程,结果均考及格以上成绩,一次性顺利过关。部队单位对高自考非常重视,如遇辅导听课、考前复学等,在岗干部可以适当请假。由于自己主持秘书处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很少能够享受这个待遇。为此,就把别人每次的听课笔记抄下来,进行学习和领会。当时还没有复印设备,抄笔记虽然是笨办法,但可以加深印象。特别是现代文学、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光靠自学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于“二手”笔记才能解疑释惑,抓住重点环节。三年间,我没有请过一次假去上辅导课,而是分门别类地抄录了学友们数十万字的听课笔记。

        高自考是一种灵活的求学模式,并不意味着降低学习水平和标准。凡想拿文凭者,必须通过严格考试,证明自己掌握了大专毕业知识,如果不付出艰辛努力是不可能达成目标的。参加高自考以来,我几乎告别了打牌、下棋、看电影、外出游览等休闲娱乐活动,利用下班后、节假日业余时间阅读、理解专业课程及辅导材料,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临考前一周左右,则挑灯夜战、把大小一二百道题的大部分重要内容背的滾瓜烂熟。这两种学习方式,均收到了理想回报。如考哲学,简答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考现代文学,简析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点,能够得满分靠得就是平时的刻苦钻研;考写作,作文是素材题“从两个估衣店的兴衰转换,看改革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性”,能够围绕“打破大锅饭”进行重点论述,靠得就是基本功和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运用;考古代文学,能够默写出屈原《离骚》“路修远以多艰兮……蜷局顾而不行”一节,靠得就是死记硬背。

        如同正规大学一样,要从高自考顺利毕业,学好知识是基础,临场发挥是关键。考场如战场,必须集中精力,沉着应对,切忌紧张过度,自乱阵脚。有位学友在考逻辑学时,一道难题挡道,越琢磨越答不上来,心慌意乱,导致晕场,清醒后脑子一片空白,只好中途告退。我在考外国文学时,有几道题开始发蒙,后经冷静思考才答上来。如填空:但丁是意大利中世纪著名诗人,代表作是《神曲》,他与莎士比亚、歌德同为世界三大文学巨匠。简答:罗斯塔之窗,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国家通讯社罗斯塔印行的宣传画。考文学概论,试论文学是一种审美艺术形态,原来记得清清楚楚,可现在没了踪影,停下笔来苦思冥想。这时一位背着手的监考老师从我身旁慢慢走过,稍作停顿冒了一句:“你字写的不错”,我嘀道:“不会答也没用啊!”这个小小插曲,换醒了我的记忆密码,那道几乎忘却的答案豁然浮现在眼前:文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文学艺术活动是审美的高级形态和典范;文学艺术集中体现了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终于答了上来。

        忙碌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像双轮驱动,时光对我而言过的飞快,瞬间到了1986年。当年一篇日记写道:“10月26日,星期日,晴。上午和张月奎同志去解放南路中学考外国文学,这是我自学高考的最后一门课程。如果及格,就能拿到大专文凭,三年的苦功没有白费,当初的学习计划得以实现。”结果,这次考试得了81分。年底,我荣幸地获得了天津师范大学和天津高自考委员会颁发的毕业证书。

  忘不了在百万大裁军中走上新岗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由过去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轨道,充分利用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1985年6月,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当时,驻津部队共有两大军级单位,一个是天津警备区,一个是六十六军。按照中央军委精简整编方案,六十六军机关与警备区机关合并,组成新的天津警备区。两个大单位的两套人马,仅有少数能够纳入新编制,大部分干部需转业或重新分配工作。因此,人人都面临一个进退走留问题。我是幸运的,在这个大转折、大变革时期,非但没有走和退,还被组织委以重任,走上了新的岗位。

        8月中旬,天津警备区召开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会上,报告了机关部队精简整编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宣布了有关干部的任职命令。我被任命为天津警备区政治部秘书处代处长,并担任部党委委员,党总支副书记。

        秘书处是政治部位列榜首的办事机构,摊子大、战线长、业务繁杂,既负责文秘、党务、信访、保密、行管工作,还要抓好全区部队、民兵、预备役综合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又要承担财务、被装和副业生产。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如何带领大家完成好这些繁重任务,对自己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

        我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团结新老同志,妥善协调纵横关系,组织全处20多名干部战士做了大量人财物合并和政治、行政、后勤服务工作,保证了机关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转;组织相关人员修订和完善了政治部党委会、部务会制度,政治部议事规则,文件审批流程,财务经费开支细则和行政管理若干规定等,使整编中的机关工作有章可循、高效统一;两个军级机关合并后,政治部直属队有两个大礼堂、两个幼儿园、一个留守处、一个副业生产基地。做好这些单位的教育管理工作也是我的重要职责。针对当时实际,主要抓了稳定思想和整党补课工作。我适时召开党总支会议,通报警备区精简整编情况,讲明整编的重点是机关和部队,直属单位保持现状不变。要求各支部书记积极做好本单位干部员工的教育工作,消除顾虑,振作精神,稳定思想,努力工作。搞好整党,是当年全党全军的大事。警备区机关、部队的整党任务上半年已完成,由于精简整编,直属单位有些 “规定动作”还要继续。于是,我带相关人员深入下去,对这些单位一个一个过,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精神,帮助他们整党补课,使整党学习、对照检查、党员登记三个阶段均达到上级要求。    

        国庆节马上来临,需要做的大事小情必须抓紧落实。9月29日,上午陪同首长看望退下来的老干部。中午参加警备区机关棋类比赛。下午去市政府办公厅开会,安排军民联欢会事宜。晚上召集炊事班、司机班、打字室、公务员等公勤人员进行节前教育。9月30日,上午参加部党委会。中午大会餐,这是整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理应隆重庆祝一番。下午到留守处参加干部战士座谈会,晚饭后返回政治部机关值班。10月1日,带领管理员到六七十里开外的副业生产基地慰问干部战士,与他们共度国庆佳节。

        这一年是我最繁忙最充实的时期之一,整党、整编叠加在一起,坚守在这个新的岗位上,每天有开不完的会、办不完的    事、写不完的材料、加不完的班。如果说“早晨一睁眼,晚上十来点”并不算过份,有时忙不过来,就开夜车连轴转,记不清多少次是在研究材料和起草文件中度过不眠之夜的。

        1985年10月19日,我参加了天津警备区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司令员郑国忠对精简整编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政委兰保景安排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天津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志福接见与会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区精简整编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忘不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发生车祸

      1989年8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召开边防民兵工作会议。根据上级每个大单位派一位首长、两名处长参会的通知要求,我和预训处沈处长陪同天津警备区王调研员出席会议。

       会议于15日在呼和浩特市开幕,两天后移师中蒙边境城市二连浩特,实地考察守备部队防务工作。19日活动结束,与会人员重返呼市。一大早,十几辆汽车编队出发,东道主给每辆车上备了几个西瓜,用于长途行车消困解渴。天津警备区与会人员乘坐的是一辆日本三菱越野车,王调研员、沈处长坐在后排,我坐在司机右侧位。通过交谈得知,驾驶员姓安,来自兴安盟,在草原上已安全行车10多年,是内蒙古军区首长的专车司机。我们开玩笑说,好山好水好地方,好车好人好司机,又赶上三个“安”,肯定会一路平安。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年内蒙古大旱,此时偏偏下起绵绵细雨,简易路湿滑起来。草原上本没有路,走的车多了就是路。经过四子王旗蛤蟆石景点,车队向着呼市方向挺进,遇到一段舒缓的上下坡路,前面两辆车已顺利通过,我们这辆车后轮有点打滑。会开车的人都知道,只要把稳方向盘顺势而下,就不会发生任何问题。谁知这个安司机鬼使神差踩了一脚刹车,车子立马冲向右边的草坡,他慌里慌张又来一脚刹车,眼睁睁看着车头从我右边掀起,带动车身侧翻过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刹那间,没有系安全带的车内4人像拿大顶似的翻滚起来,时而脑袋“着地”,时而屁股“朝天”,一圈、两圈,滚到两圈半时,车身左侧着地、右侧腾空呈45°角横亘在那里。

       后面的车队迅疾跟进,前出的指挥车、开道车急速返回。大家蜂拥而上,对我们进行解救。左前门终于打开,安司机毫发无损,自己钻了出去。我从高高翘起的副驾驶位置挪动下来,被人们搀扶着落了地,刚一站定头脑还算清醒,四肢尚能活动,似乎没什么大碍,谁知猫了猫腰,脖子发硬,胸口生疼,喘不过气来。紧接着沈处长被救了出来,迈不开步走不动路,双手不停地抖动。王调研员被卡在后排座椅底下,是最后一位救出的,乍看脸面血肉模糊,仔细端祥是西瓜水和西瓜瓤。原来,车在翻滚时把所带西瓜摔得粉碎,有一些碎块甩在了他的头上,令人虚惊一场。

       这时雨越下越大,会议组织者安排我们乘坐另一辆车,翻越大青山直奔呼市内蒙古军区医院。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到达该院时正赶上停电,我们躺在推车上足足等了个把小时,所幸不是致命车祸,否则后果不愖设想。终于来电了,经检查王调研员有四根肋骨断裂。沈处长手臂挫伤,左膝盖骨裂。我胸部软组织挫伤,颈椎轻度错位,脑供血不足,双臂发麻。真够玄的,颈椎断裂,将会导致高位截瘫。在院治疗期间,内蒙古军区首长每天都来探望,慰问我们这些远道而来受伤的客人。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工作,我们三人商量,既无生命之忧,那就回天津治疗,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好的选择。住院四天后,在我们反复要求下,内蒙古军区派出一位副参谋长带领医疗小组护送我们返回天津,住进警备区所辖医院。

        医院真是净化心灵的地方,在这里什么名利地位、财富自由已经不重要了,第一位的是平安健康比什么都好。身体稍有恢复,我动笔写出“草原历险记”,追记了当时发生车祸的情景和自己的感受:“……回想起来,这场事故完全可以避免,万不该发生,会方应当深刻总结教训。就我们而言,经历了生死瞬间,既没有死,也没有瘫,实属不幸中的万幸。但毕竟遭受了严重的内外伤痛和精神折磨,使各自担负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人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是一种良好的祝愿。磨难总算过去,让我们拥抱美好人生吧。”

        9月25日,适逢我四十岁生日,在医院的病床上想了很多。想起了孩提时代的贫穷与快乐;想起了在老家替父亲为生产队放羊的情景;想起了十几年来的寒窗苦读;想起了当兵二十年的风霜雨雪。有感而发写下了“四十抒怀”:星移斗转数十秋,参半演文习武,岁月蹉跎,尤难忘故园纸缺窗寒。遍牧云山,漫游题海,几度清华梦,狂飙骤起,叶落花谢乌有。京都征召当年,投笔从戎,魂系军旅,携墨枕戈无昼夜,伴我荣辱甘苦。青发稀疏,鱼纹密集,壮岁如垂暮,悠悠念事,忆及心醉神悟。

        经过整整50天的住院治疗,我的身体基本康复。10月上旬,返回久违的工作岗位,投入到新的征程之中。

  忘不了尽职天津国际友联秘书长

     为了加强国际及地区间友好交流活动,根据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通知精神,经天津市社团管理部门登记注册,1991年天津市国际友好联络会正式成立。聘请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振、天津市副市长李盛霖和分管外事工作的副市长张昭若为顾问;天津市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士勇任会长;天津华茂公司总经理黄育静、天津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杨殿金任副会长;推举我为秘书长;聘任20多位天津市企业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知名学者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为理事。        

       友联会成立后,依靠天津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我在做好军队工作的同时,作为友联会秘书长,主持和参与了许多重要活动的计划制定、组织协调和具体落实。

        1991年4月1日至5月1日,举办第二届京津地区“友联杯”交谊舞电视大赛。经北京、天津友联会协商确定,组织两地400多名选手参赛。天津赛区由我负总责,组成工作班子,选定比赛场地、聘请大赛评委、申请数万元经费,历经初赛、复赛,最后确定10对男女选手晋京决赛。4月28日,我陪同会长张士勇、副会长黄育静率队赴京与那里的选手一决高下。决赛在北京饭店歌舞厅举行,中央电视台录相播出,文艺频道刘璐担任主持,电视大赛获得圆满成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仪、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会见参赛选手。中午,吴仪副市长宴请了张昭若副市长和京津友联会领导成员。

        1991年10月9日,北京友联会周副秘书长陪同5名苏联客人来津参观访问。我代表天津友联会出面接待。当时,苏联处于解体边缘,社会动荡,物资匮乏,人心浮动。来访的5人中,一位是苏联外交部代表,四位分别是列宁格勒证章厂厂长、科长、女会计、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一名老工人。我与两位助手在天津警备区招待所会见了这些“老大哥”,边喝茶边进行礼节性交谈。见面话说的差不多了,我提议外出参观,不料女会计通过翻译说等一等,因为这茶太好喝了,还想再喝一杯。参观天津南市食品街和服装街后,那位科长感叹道,可惜没有自己的火车,不然把这些好东西全运回苏联去。中午,在天津狗不理包子店为他们饯行,优美的就餐环境、特色的食品菜肴令他们非常开心。除厂长和外交部代表外,其他3人均会使用筷子。厂长说,这几个家伙早知道要来中国访问,半年前就苦练筷子功。上初高中时,我学过5年俄语,虽然忘的差不多了,但席间还能同他们简单会话,立马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酒喝干,再斟满,他们嫌酒杯小不过瘾,换成大杯,频频敬起酒来,又逐个和我们合影留念。送他们返程时,与我又握手又拥抱,不停地喊着:“斯巴塞巴!(谢谢)” “达斯维达尼亚!(再见)”

        1992年9月13日,原国务院副总理黄华以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身份率团出访韩国。由于中韩尚未正式建交,故民航客机不能直飞两国首都。从北京赴韩国,大都要取道天津。那天,我陪天津友联会领导到京津高速公路口迎接黄华会长一行。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振,天津市副市长李盛霖在水晶宫饭店会见、宴请黄华会长和夫人何理良及代表团成员,后合影留念。下午,我们陪同黄华会长一行到天津机场,经绿色通道直送他们登上赴韩国的飞机。

       1993年1月9日,农历春节前夕,天津国际友好联络会在利顺德大饭店举行新春联谊会,感谢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历史悠久的利顺德大饭店,面对美丽的海河,设施豪华,环境优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天,数十位中外嘉宾应邀出席,齐聚白金汉宫宴会厅。新春联谊会由我主持,会长张士勇致词,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振、天津市委常委杨竟衡、天津市副市长叶迪生、天津警备区政委陈德毅和政治部主任张珍到会祝贺。在轻松开放的自助餐中,来宾们熙熙攘攘,互相举杯,共话友谊。伴随着乐队演奏的美妙乐曲,有的放歌、有的起舞、有的献诗、有的泼墨……联谊会在欢歌笑语中结束。

       1994年12月22日,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成立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军地部门和27个省、市会员单位及受邀外宾等300多人出席会议,会长张士勇和我代表天津国际友联赴京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会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当晚,庆祝酒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黄华会长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词。这次庆典活动隆重热烈,影响久远,成果卓著。        

  漫步于军旅之中,回首在往事之际,我思绪纷飞,感慨良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往事,水千条,山万座,战友们曾一起走过。正是这些“忘不了”的往事,激励着我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老当益壮,余热增辉,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己所能及的力量。

                         2022年八一前夕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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