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30日，父亲驾鹤西去，享年98岁，到今天刚好一整年。
父亲的人生经历很丰富，曾经有报社记者主动提出撰写个人传记，被父亲婉拒了。
父亲是山西翼城县人，据说我父亲的爷爷很有钱，但其子女们，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叔公叔婆们，因为好鸦片吸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所以到了我父亲这辈就很穷了；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早，留下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家里穷的揭不开锅，有一顿没一顿的，实在饿的不行的时候，父亲就偶尔去姐姐家吃一顿（姐姐结婚后生活条件稍微好点），在去的路上顺手摘一些野菜过去，也是一盘菜。身上一年到头就一件破棉袄，夏天的时候把棉絮掏出来单穿，冬天到了把棉絮又塞回去就是一件冬衣。
后来有村干部几次上家来，动员我伯父参军，伯父没答应，而在旁边的父亲动心了。父亲动心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自己也有口饭吃。因为怕被当地的地主豪绅知道了要报复，所以是跟着人悄悄地走出了村子，这一走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年父亲19岁。
入伍后先是进抗大学习，校长是刘伯承，学习期间参加了上党战役，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第六支队政治部任干事。父亲先后参加过羊山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随二野挺近大西南、解放重庆川东等地。于1951年入朝作战，参加战役五次；在上甘岭战役中做后勤支援工作，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我母亲也是个军人，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我姐的名字里有个“朝”字，就是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
1958年父亲转业到温州，先后在工科所、基建办、化工处、面砖厂、冶金厂、一轻局和二轻局任领导职位，于1985年离休。
父亲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心里一直装着国家和社会，不占组织便宜，多为社会贡献是他的行事原则。在同一批离休干部中，我父亲的年龄是最大的，但花费国家医药费是最少的，为此父亲内心坦然且骄傲。父亲还曾主动向组织提出多交党费的要求，说因为工资增加了，党费也该往上加，这是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
2008年汶川大地震，父母亲通过社区主动捐助了五千元，在小区的光荣榜上名列第一；那段时间时刻关注着新闻报道，每每看到武警官兵从废墟里又一次成功营救出灾民的时候，父母亲在电视机前欢呼雀跃；是的，这种状态就是欢呼雀跃，脸上是发自内心的笑容、是感动、还不由自主地挥舞着双臂，在他们眼里被救出的每一个都是亲人。那一刻，父母因生命被挽救而感动，我被父母的大爱感动。
文革的时候，父亲吃了不少苦，我曾问父亲，回想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感受？父亲回答说：“当年是斗斗爽的呀，我知道我坚持的东西是对的，斗我的人也知道我是对的，他们也就是走个形式。真正被斗厉害的是右派，他们是真的受了不少苦。”那一刻，我真的真的被惊呆了。当年父亲被隔离，被游斗，写检查，胸前挂桌板跪在厂大门口，被人拿脚踹，还被人拿空的子弹壳威胁，确确实实吃了不少苦，但现如今谈起往事却云淡风轻，这样的乐观和豁达是我学不来的。
因父母亲都是军人出身，对子女的要求特别高，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有理想、有追求、有礼貌、要好学、要勤做家务、要早睡早起、大年初一也不许睡懒觉。我和哥哥姐姐很少很少有被父母表扬的时候，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肯定要吃批评，父亲眉头微蹙不怒自威的样子，让我很害怕。那时候，父亲工作忙，晚上经常要开会，我就希望父亲能天天开会，父亲一出门，我就轻松很多。
记得有一次，父亲是出差还是培训学习，在外好几周，期间还特意写了一封信回来，说自己在外时间长，对家里不放心，让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还叮嘱我哥哥工作上要脚踏实地。我哥哥拿着信，夸张地跺着脚说“我脚踏着的就是实地啊”。
父亲对子女要求高，对自己的要求也高。父亲有很好的生活习惯，看报刊杂志、浏览网上新闻、锻炼身体是父亲的主要生活内容。父亲每天看新闻的时间不少于六个小时，足不出户也能尽知天下事，思想观念也能与时俱进。新闻事件和养生是父亲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话题就轮换着讲，越讲越有滋味，感觉在上课。
父亲喜欢运动， 每天锻炼不间断，下雨天也打伞出门走一圈，八十多岁的时候，还隔三差五地骑着脚踏车去景山锻炼身体，在小区里是个出了名的健康老人。上了90之后，出门的次数少了，以在家锻炼为主， 每天早起先是拍拍背踢踢腿，接着是站桩30分钟（后渐感吃力，缩短到20分钟），最后还要照着瑜伽书做几个简单的动作。兴致好的时候，还让保姆阿姨带着去爬山，我们怕老人摔跤不让再去，父亲就不告诉我们偷偷去。后来父亲又想出一个不出门就能锻炼的方法--走楼梯，让保姆阿姨把扶手擦洗干净，搭着扶手上楼下楼锻炼脚力，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被感染新冠病毒之前。
新冠病毒带走了我最最亲爱的父亲，父亲离开后，我的心里一直住着一个悲伤的小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被遗忘才是”，这句话对我很治愈，只要没有遗忘，父亲就一直在，一直在，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