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江平先生的精神与我们的人生

天马
创建于202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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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日来,在或凶险或好转的消息中反复煎熬,但无数师友的祈祷,还是没等来奇迹的发生……

        平生最敬重的人、“永远的校长”,走了……

        中午确认了噩耗,但整个下午,内心一直翻滚着一个声音——不愿相信,不敢相信,不肯相信……

        日落之后,在呼啸的寒风中接到放学的女儿,见面后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你知道爸爸大学时的校长吗?”

         “知道啊,江平校长。”

         “他今天去世了!”

          “啊!”女儿张大了嘴……惊讶的眼神仿佛在努力感知我的悲伤。以她的年龄,还不能真正理解江先生对父亲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那一刻我承诺:“有一天,爸爸会完完整整地告诉你,江平校长和我们的故事。”

        回家的路上,天色愈黑,风声更寒,路灯昏暗,车流拥堵。艰难的挪动中,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不知不觉的泪水跟了一路,透过模糊的视线,望着副驾上沉沉入睡的女儿,我在想:孩子,你未来的人生,会有会也幸运地遇到一束光,照亮你的灵魂、引领你的精神?

        朋友圈满屏的哀痛和怀念,无数师友追思先生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但对于和校长共同经历过人生沉浮的一代学生而言,校长占据的是我们心底最柔软、也是最倔强的地方。如果说,在再过几年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之际,我还能自豪地说,此生没有写过违心的文字,虽无力时时像校长那样“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但也能守住“只向真理低头”的底线,鄙视那种以良知和媚骨交换富贵的生活……那么这一切,全是因为从青春一路走来的人生,有校长的声音在回响、在惕励,有一束光在陪伴、在温暖!

        天正寒,夜正长,但校长留下的那束光,永在人间!

        (翻出数年前的一篇旧作,以寄托哀思和怀念。)


                                    2023年12月19日

                

江平先生的精神与我们的人生

阿计

  如今已无法准确考证,“永远的校长”这一称号究竟始于何时、出自何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根植人心的致敬和挚爱,源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激荡岁月,且一直流传至今,亦将继续延续下去,尽管得享这一殊荣的江平只是法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与仅仅陶醉于学科、专业、名师之类的肤浅优越感迥然不同的是,唯有一代代法大学子以“永远的校长”为骄傲,因为在这份骄傲的背后,是一所大学的精神,一个时代的风骨!

       何其幸运!我的四年大学生涯,正是在“最短命的校长”主政法大期间度过,“江平”的大印只在法大85级学生毕业证上盖了五百下,这是历史的遗憾,却是“法大85”的福气!

       1985年,当法大85级学生刚刚踏入其时尚蜗居在学院路的法大校园时,大多对其寒酸简陋而心生沮丧,对学习、生活的拥挤不便而抱怨冲天。而从失望到热爱的转折,并不仅仅源于江校长等校领导栖身简易平房的身体力行、对学生生活的尽力改善等等,其最大动力恰恰是——江校长所开创的极为宽松、自由的法大文化和精神传统。正如我的同学张则麦所言:“与其说我们当时在法大学到了什么知识,不如说我们从来没有被强迫灌输意识形态的教条。”正是生长于这所校园的自由和开放的空气、知识和信仰的力量、道德和人格的魅力,与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启蒙思潮交相融合,无可辩驳地俘获了年轻的心——小法大其实孕育着大情怀。

       也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孕育、思想积淀,最终喷薄成激情浪漫的人生洗礼。大学毕业那年的时代风云,把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跌宕人生和一代青春学子的坎坷命运紧紧联在了一起。在那风雨变幻的岁月里,江校长的一言一行,早已赐与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校门口泣泪劝阻的惊天一跪;毕业典礼上的最后深情嘱托;保护学生的勇敢担当……这是法大历史上最壮美的影像,不思量,自难忘。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台上,是江校长老泪纵横的领唱,台下,是毕业生热泪喷涌的合唱,那一年毕业典礼收尾时响起的悲情澎湃的《国际歌》声,至今仍是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精神记忆。迄今为止,这是法大历史上唯一一场在《国际歌》声中完成的毕业典礼,即便后来有所复制,也无法企及当年的精神高度。对法大85级学生来说,这首歌、这场毕业典礼令我们终生难忘,在人生穷途末路的艰难时刻,江校长和法大所馈赠的信念,让受伤的心灵获得了慰籍的光亮。而江校长领唱这首理想之歌的镜像,也成了我们告别法大校园的最后印记。

        那一年,和我们同时面对命运挑战的江校长,在许多85级同学的毕业纪念册写下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八个大字,为一颗颗痛苦惘然的心灵送去了莫大的安慰。这八个大字,让许多85级学子念兹在兹,铭记至今。

        那一年的教师节,处于人生一片灰暗中的我,格外地想念江校长,情不自禁地给江校长寄去了一张贺卡。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有许多85级学子都怀着同样的心绪,向江校长寄去了书信、贺卡等等,有福的焦鹏同学还收到了老先生用毛笔亲手书写的回信。在那些彷徨无措的日子里,向老校长表示敬意、倾诉苦闷,也成了寻找精神出路的一种方式。

       1990年12月28日,天空依然阴霾,生活仍在继续,卸职后的江校长步入花甲之年,在郭恒忠同学的牵头下,以85级为主的一些在京法大学生自发地在蓟门饭店为江校长庆祝60岁大寿。在那次聚会上,江校长唱了一首俄文歌,激情豪迈的歌声中,我们泪雨滂沱,仿佛听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只向真理低头、决不向命运低头的不屈信念。聚会结束、送别校长后,已是深夜,我们一行人走在空寂的街道上,情不自禁再次唱起了《国际歌》,就这样挽手并肩、边走边唱,一路唱进学院路上的法大校园,热泪长流打湿脚下的大地,歌声呼啸划破清寒的夜空,仿佛压抑多时的胸中块垒,终于迸发出一次壮怀激烈的抒情。

       另一个插曲是,那一天,借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兼职”的便利,我以“一些法大校友”的名义,在“今晚八点半”节目为江校长点播了一首《生日快乐》。在江校长的祝寿聚会上,我们伴随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同声唱和,仿佛是代表那些不能到场的法大校友为江校长送上深情的祝福,这是那个五味杂陈的夜晚,最为温情的一幕。后来,当时正发配至基层“锻炼”的钱晓斌同学给我来信说,那个晚上,他正在兴城至沈阳的列车上,忽然听到列车广播转播的电台节目传出了为江校长点播的这首生日歌,“顿时噙满激动的泪水,孤寂的心为之一振”。当时正流落老家、处境艰难的86级师弟王俊秀则回忆说,那天,在山西黄土高原一个寂静的院子,他独自守着收音机倾听了这首生日歌,仰望着满天星斗,心中涌出一个诗句——“月亮啊月亮,你是星夜金色的耳朵”……不得而知,那一刻究竟有多少法大学子听到了这祝福的歌声,但我确信,对于当年带着满身辛酸投身于这个国家茫茫人海中的诸多法大毕业生而言,在那些长夜漫漫的日子里,江校长正是他们心中那“金色耳朵”般的“月亮”。

        一转眼,时光的列车把当年朝气勃发的青年,带到了疲惫沧桑的中年。2009年,85级学生在北京举行了毕业20周年聚会,作为从夹缝中挣扎过来的一代法大学子,二十年的奔波闯荡,虽然使我们中的不少人付出了沉重的命运代价,却也因此拥有了常人无缘体验的丰富人生,走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道路,或出人头地,或沉没清贫,有理想底线的坚守,亦有随波逐流的无奈。在那次聚会上,最令我们激动的,莫过于再次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校长,江校长老了许多,头发已经谢顶,但凝望我们的目光一如当年送别时的牵挂和深情,他眼睛湿润,眼眶红肿,只是强忍着才没有落下泪来,可以料想,那一刻有多少历史风云翻涌在这位老人的心中。在此次发言中,江校长希望我们能够更多反思既往历史的得与失,不仅要有献身的勇气和精神,更要有政治的理性和智慧,以真正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在理想迷失、创伤隐痛的时刻,这场用心良苦、立意高远的教诲,促使我们中的许多人迈上了人生思考的又一个台阶,再一次赐予我们以信仰与成长的力量,就像我们永远是法大的孩子,江平永远是我们的校长。

       也是在这次聚会上,聆听完江校长的讲话,我们再次集体唱起了《国际歌》,与二十年前的泪如泉涌、壮怀激烈相比,这一次,泪水憋压在眼眶中,歌声哽咽在喉咙里,有的同学甚至心痛得无法站立,只好蹲下身子吟唱。激昂的旋律与低沉的歌声如此矛盾而又如此合拍,恰如一腔燃情记忆与多年颠沛际遇的交错纠结,几分钟内便重走了二十年的心路历程。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了一个贴切的形容——“呜咽的河流”。是的,那一天胸臆难平的《国际歌》声,那一天百感交集的心境,正仿佛,“呜咽的河流”漫过命运的河床。

  现在回想起来,上大学四年,我与江校长并无个人交往,反倒是毕业后,时时得到他直接的关怀和帮助。毕业前夕,我已经通过一家国家级媒体的招考,踌躇满志地准备开启向往已久的记者生涯,但随后却因故丢掉了已经到手的工作,最终在北京市体委下属的一个学校辗转谋得一份教职。四年后的1992年,我终于有了重新圆记者梦的机会,但根据当年与供职学校签订的五年工作合同,提前一年离职必须交纳1500元违约金,这点数额在今天或许不足挂齿,但在月工资仅有百元上下的1990年代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经过四年的居无定所、艰苦谋生,我当时全部积蓄仅有1500元。一面是对于新生活的渴望,一面又是对于赤贫的恐惧,无奈纠结之下,我想起江校长早年曾在北京市体委短暂工作过,于是冒昧上门求助,听我忐忑不安地诉说完来意,江校长二话不说,当即伏案疾书,给其时已是北京市体委高层领导的一位昔日老同事写了满满两页信纸,详细叙述了我的个人情况,恳请能考虑当年的特殊因素,减免我离职时的违约金。拿着这两页信纸,看着江校长为了一个当时还不熟识的学生求情,我的眼泪几乎就要掉了下来。一出门,一股羞愧之意又涌上心头,为这点个人小事麻烦一位名动天下的师者,实在是“不知轻重”,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推辞,江校长却能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而与江校长坎坷曲折的人生相比,我这点困窘又算得了什么!这封信,我最终没有好意思转交,虽然交完违约金后已身无分文,却不再有丝毫的惶恐。这封信,已成为我永远的珍藏,每每翻出,都会充满温暖的力量。

       从1994年起,借助记者职业的便利,我的关注点开始集中转向国家立法,也因此更为深切地了解了江校长参与、推动诸多立法的传奇,并曾数度就立法问题向江校长请教,亲耳聆听了他的真知灼见。1997年和1999年,我最初两本记录国家立法风云的系列作品结集出版时,两度登门打扰百忙之中的江校长,都如愿得到了他欣然命笔的序言。在一篇序言中,江校长回忆道:“当一名记者,也曾是我的理想,是我最初选择的人生之路。1948年我考进了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但种种原因,我最终还是走上了法学的治学之路。”他告诫说,“勇气和正气是新闻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同样必须具备的可贵品质”,法制记者的历史使命就是“勇敢地针砭社会时弊,忠实地记录法制进程,真诚地颂扬民主精神”。而在另一篇序言中,江校长又寄语道:“我真切地希望,阿计能进一步发挥法律知识上的长处,在忠实记录民主法治历史的同时,继续张开思想的翅膀,不仅成为一名普通意义上的记者,也成为一名知识型的记者。”

       多么惭愧,时光飞逝,年岁虚长,以我庸常的资质,远远无法抵达江校长的期望。但正是这些忠告,成为我生命中最坚韧的锄把,让我时时反省自己的内心,即便只是拥有一只笨拙的嗓子,也不敢轻易停止自由的歌唱,即便归宿不定、道路飘渺,无法挽留渐行渐远的理想,也不敢肆意放纵自己的脚步背道而驰。

        而这份走出校园、跨越时空的精神滋养,正是江校长对于法大学子的意义所在。自江平时代开创的法大精神和传统,以及江校长所示范的知识分子人格和气质标准,使一代代法大学子从骨子里养成了对于民主和法治、自由和权利的向往、热爱和信仰。这种深入骨髓的集体气质和融入血脉的精神基因,决定了许多法大学子走出校园、步入社会后,面对理想贬值、利益至上的现实冲刷,依然能够尽力守护人性的正直和人格的独立,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理念抱有起码的敬畏。无论生存多么卑微,也丝毫没有妨碍精神的生长,不甘堕落成平庸的人群。而每当那些不道德的交易近身,心里那根叫良心的底线总还会及时地跳出来痛一痛。

       自1990年代以降,物质主义的狂欢大潮粉墨登场,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日益消退。最近二十多年来,不少大学在实现物质飞跃的同时,精神层面却在不断衰改,法大亦不能幸免。所幸的是,正是因为江平这位“永远的校长”的强大气场,由其开创的法大精神,依然是法大校园顽强维系着的最坚实的精神资产,法大,依然是孕育理想主义者的圣地。那些在公共领域为公义奔走的法大人,虽然未必在所谓“荣誉”视野内,甚至不为许多他们为之奋斗的普罗大众所知晓,但其信念之坚定、献身之决绝,恰恰是法大对于社会进步的真正贡献,也是法大的真正骄傲所在。而其践行理想的原始动力,正是来自法大这个精神的故乡,来自江校长这个精神的导师。

       时间就像一把无情的刷子,让多少英雄暗哑了嗓子,又让多少投机者择枝另栖。1990年代各色利益夹攻下的知识分子“转型”潮中,不少人退而蜷缩于犬儒主义的书斋,乃至堕落成为权力异化和常识颠覆站台。但法大人如此幸运,依然能时时刻刻看到他们所热爱的老校长挺立于时代的最前列,从抗击阻挠物权法的逆流,到亲撰呼格吉勒图冤案的墓志铭,从直言不讳“法治不能倒退”,到大声疾呼政治改革……江校长在公共领域的一言一行,仿佛那焕醒公理和良知的黄钟大吕,恰如他老人家那本感动天下的书名——我能做的只是呐喊!

       毫不夸张地说,法大的声望,有一大半是江校长挣来的——用他的卓越才识,更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勇气。因为江校长的存在,法大即使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偶被蒙尘,依然保有其巍峨的形象。不敢想象,假如法大没有江校长,思想的厚度、精神的魅力会打上多少折扣?

        从这个意义而言,1990年代对江校长而言,也是其个人的重大转型节点。正是从那时起,他不仅仅只是学养丰厚的知识英雄,也成了情怀天下的思想领袖。他不仅仅只是法大的江校长,也成了知识界“永远的校长”。他也不仅仅只属于法大,而是属于整个中国。也正是从那时起,江校长所身体力行的“只向真理低头”,“我所能做的只是呐喊”,成了一切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标签。

       常常有朋友将江平与蔡元培相提并论,然而在我看来,两者并不能简单比较和并列。这当然不是说蔡元培先生不够伟大,而是说,不同的时代语境并不具有可比性。如果说,蔡元培所创造的大学自由传统,使其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校长。那么在当下中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不仅仅囿于大学教育领域的“校长”,而江平,正是这样一个超越历史、惠及社会的“永远的校长”。

       犹记得1990年2月,江校长卸职的第二天,我前往江校长家中探望。门一开,映入眼中的是系着围裙的江校长,原来他正在一边炒菜,一边还偷闲扫几眼客厅电视机正在转播的足球比赛。这份达观幽默、无视功名的境界,顿时令我惭愧不已,彻底打消了原先试图为老校长送去一番“慰问”的幼稚。然而江校长对于个人际遇的豁达,并未能同样转移至家国命运的乐观。三十多年的时光逝去,守望法治的道路依然漫长。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代人的宿命或许注定是历史的铺路石,不得不与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此生都无法抵达理想的彼岸。我们或许遭遇了一个变革多舛的年代,但幸运的是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时时拥有江平精神所点燃的烛光。以江校长己经九十岁的高龄依然初心不改,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停下求索的脚步?正如寄放了我们的青春和激情的法大老校校园,纵然时移世易、物是人非,但那块江校长手书的“法治天下”的石碑依然巍然耸立,永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老去!


                                    2015年11月初稿

                                    2019年12月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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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美篇工作版 编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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