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区集市贸易及市场管理历史变革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易•系辞》

　　集市又称市集，是商品交易的最初场所和初级商品的交易场所，广泛存于各地。北方多称为“集”，南方多称为“市”，康熙《益都县志》卷四《市集》所说“集也者，聚也，聚东西南北之人于一方，以所有易所无，犹市也，故曰集市。”新中国成立后乡镇上一般的称呼为“集”，城市里成为“市”或者菜市场、农贸市场，一般经营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吃食、厨房用品、服装鞋帽之类的场所。

　　上党区（原长治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麓，长治盆地的东部边缘，“东西广三十五里，南北袤八十五里”，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东部和南部为山地高原，原面平整，北部地形较为破碎，西部和西南部均为平川。

        樊树志在《明代集市类型与集期分析》一文中，将集市分类为不定期市、定期市、常市、特殊集市等四种类型，光绪年间，长治县“集市之在城者，四门及上党门均无定期，以次相及”。光绪时《长治县志》记载了长治县的集市情况。主要交易的货物有“吴志......货之属，绸、布、丝、铁、蜜、蜡、炭、麻、靛、石灰、煤”。

       长治县原有市集二十六处：城内六处，分别是大石桥、小石桥、义井头、果子市、大市门、小市门；关厢二处，分别是则西、若北；乡村十八处，分别是韩店、八义、北董、南董、王坊、西火、东和、高河、大峪、荫城、苏店、郝店、漳泽、柳林、师庄、安城、桑梓、南宋。 

       明代将在城六集改为四门及义井头五集，西、北两厢集废，“五集轮转，每集十日，周而复始”。清乾隆初，又于上党门开集，而义井头因“百货咸备，不必立集”，城内仍为五集，轮转开集。

      光绪时，在城市集的地点和乾隆时相同，集期改为各会场连集五日；乡村市集则减少至17处，集址也有很大变化，分别是：荫城镇、西火镇、韩店镇、东和镇、南董镇、北董镇、高河镇、八义镇、大峪镇、苏店镇、故县镇、关村镇、安城镇、柳林镇、北呈镇、经坊镇、贾村，其中四门和上党门均无定期，以次相及，荫城镇逢三六九日开集，西火镇逢四七十日开集，韩店镇逢一四七日开集，东和镇逢二五八日开集，南董镇、北董镇、高河镇均为单日集，八义镇逢一四七日开集，大峪镇为常集，苏店镇为双日集，故县镇逢一五七日开集，关村镇逢二五八日开集，安城镇、柳林镇、北呈镇、经坊镇均为双日集，贾村为单日集。

       从长治县市集的布设看，分布比较均衡，但到光绪时，县境南部的市集减少了一半，中部地区则有明显的增加。而就集期安排来看，县城市集仍然自成系统，乡村各集有相邻各集尽量错开的整体特点，但也有不少相距很近的市集集期相同，如南董和贾村相距仅1里，均为单日集，柳林和北呈、经坊之间相距均不到10里，均为双日集，经坊和韩店相距仅5里，每月也有三天集期相同。

　　长治县陶清河以北大约具有五六个交易圈。陶清河以南八义、荫城两个集市的集期完全不同，彼此应该存在相互的客源，荫城在与八义存在共同客源的同时，也与集期为四、七、十日的西火具有共同的客源。至于位于县东南丘陵边缘的大峪镇则为常集，这里并非经济发达、人口集中之地，能够维持常日集或许与这里的煤矿相关。

　　自古以来，长治县就是上党地区商品集散地，商贾云集，货物丰富，购销两旺，潞商也是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有“天下十三省，省省不离潞州人”之说。

　　殷商时，黎国国都设在上党区黎岭、韩店一带，据志书记载“彼时物力全盛，贡匪互市，外舟车辆转输他省。”生动记述了当时上党市场货物繁多、交易繁忙、外地客商使用船只、货车运输商品的繁荣景象。明清时，是上党地区荫城冶炼业和铁货贸易的鼎盛时期，荫城成了北方铁货的集散中心，当时，店铺鳞次栉比，客商聚集如云。常驻的就有九路客商，分别是关东客（东北三省）、京客（北京、天津、河北）、上府客（太原、大同）、口外客（内蒙、新疆）、西府客（陕甘宁）、河南客（河南、安徽、湖南）、西南客（云、贵、川）、山东客（山东、青岛）、两广客（广东、广西）。他们在荫城设的铁器店铺达60多家，荫城人在全国开设的铁货铺也有30余家，镇内旅馆上百家，荫城古镇中有一条街至今仍叫“馆街”。当时，荫城的铁货不仅推销到全国20多个省市，而且还远销俄国、日本、朝鲜、尼泊尔、波斯、不丹等国家。由于那时铁货运输主要靠牲口拉、骆驼驮，故而“日夜铃铛响，牲口排成行，骆驼送货到口外，黄金白银滚滚来”的民谣一直流传至今。到清末民国初年，经坊出了一个大富商陈慎德，他在韩店、潞州、太原、北京等地办有钱庄货铺，资产达千万，据说他从家乡出发到京城，一路不用住别家客店。柳林庄的杜家、经坊的陈家、荫城的许家、高河的董家就是有名的四大富商。

      长治解放后，政治清明，经济恢复，物价平稳，党和政府有组织的发展贸易，市场贸易重新得以发展，1947年长治县成立了供销合作社，随后成立了商业局，特别是1971年长治县城从长治市搬迁到韩店后，长治县国营商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综合性的商业企业“东方红商场”和百货、糖酒、烟草、石油、交电、服务、药材、食品、副食果品、土产日杂等一批专业公司相继组建成立，市场贸易进一步繁荣，同时方便了城乡人民生产、生活的购物需求。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取消了统购统销政策，放开经营，放开市场，为市场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九十年代随着银桥市场、虹桥市场、丰华商城、长百大市场以及农商街等重点贸易场所的新建、扩建、改建，吸引了大批外地客商来县经营，同时，各村的传统庙会也更加兴旺红火起来，成为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一年四季，逢集遇会，坐商吆喝，游商叫卖，有说有唱，自由成交，热闹非凡，全区境内共有各种定期庙会200多个，规模最大的当属四月初八黎岭会、五月十三荫城会、六月二十四北呈会、七月初七韩店会、八月初四西火会、九月十七柳林会、九月二十五桑梓会等。

　　进入新时代，2018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长治县撤县改区，上党区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商业贸易也日益繁荣迭代升级，百货大楼重建拔地而起，凯德世家商业街熙熙攘攘，兴盛商贸城人头攒动，长乐便民市场提升改造，银桥市场焕发新姿……这些新的商业场所的兴起，给全区人民群众生活购物带来了新的体验，大力提升了城市品味，同时促进了全区商业市场的繁荣。

　　集市是一个地方烟火气最旺的地方，里面藏着一个家庭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鸡鸭鱼肉瓜果蔬菜，也藏着许多普通人生活的希冀，同时绵延着一个地方千年不断的商业文化。

　　到如今，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城市的商贸城、购物超市、步行街、商业街随处可见，而在城郊和乡村，依旧有很多地方仍旧保留着“集市”“赶会”这一民俗项目。

　　在西周至战国时期，我国的市场已相当发达，并有了一整套管理市场物价的方法。《周礼》的作者就曾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市场管理制度。根据《周礼·地官下》的论述，市场管理设置司市、质人、廛人、泉府等官员。司市是市场管理的最高长官，质人负责估定物价，检验买卖凭证和契约，统一度量。廛人负责税收、罚款和收购滞销产品。泉府负责买卖滞销产品和赊贷。市场中按照不同的行业加以区分，每人，每肆设肆长一人。胥师负责督察和处罚所属各肆商人的欺诈行为，贾师掌管所属各肆的物价，司蔬、司稽维持所属地区的市场秩序和稽查盗贼，胥和肆长则具体负责管理肆内的各种经营活动，市场就形成了一张严密的管理网络，市场交换买卖活动就在这张网络的控制下进行。古代集市多集中于人员密集区域，历朝历代均有政府派员管理，中国古代市场交易历史悠久，十分重视公平交易，自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历代统治者都颁布了各种长度、容量、重量的准器，称作度量衡，作为市场交场的准据。清律规定严禁私造度量衡器具，“凡私造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官吏、工匠）杖七十。”

　　清朝关于市场管理的法规除清律中的市廛条外，清廷还通过颁行大量的“例”来规范市场，例的效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律。

　　解放初期，随着民族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市场管理主要以活跃城乡交流为主，对民族工商业加以保护，并监督私营工商业经营行为，严禁黄金、白银、外币流通，打击投机倒把，维护市场秩序。50年代初，随着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进行，市场管理转向打击投机倒把，反对偷税漏税，维护国家统购统销政策，1956年至1959年，由于国家统购产品的增加，市场管理进一步增强，控制统购物资上市，严禁私商投机，加强物价管理。

       1960年至1962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了集市贸易政策，提出“对个体小商小贩，允许参加集市贸易，并允许从事短距离贩运等”，此时的市场管理，也进一步放宽，允许有证商贩上市，取缔无证经营，反对投机倒把行为。1963年至1965年，随着全国“四清”运动的开展，加强市场管理，提出了“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替代，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方针。1966年至1976期间，集市贸易处于关闭停滞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开放了城关、荫城、西火、苏店、八义5个市场，又建立了韩店、横河、王坊等10个集贸点，此间的市场管理，开始由单纯的市场管理，逐步走向既抓管理又抓服务方面上来。1986-1990年，由县工商局牵头兴建县城银桥集贸市场、农副产品专业市场和农商区文化娱乐专业市场，进一步完善了全县的市场体系。1997年，市场监管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广告法》、《公司法》、《合同法》等为准绳，提高了市场管理水平。

　　2000年进入新世纪，市场管理工作的重点是五大市场（粮食市场、成品油市场、四大节日市场、文化市场、农资市场）的监督管理，以打假护农、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合法权益、打击各类违法行为等为重点进行市场整顿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市场监管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企业便利化改革，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强化反垄断执法，加大价格监管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市场监管工作围绕“大市场、大质量、大监管”一体推进市场监管体系完善和效能提升，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