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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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后面：

姥爷的自述报告简明严谨，提纲挈领，我们关于姥爷的记忆却很鲜活，借着转录报告的机会，我还想记录一些从我妈和大姨那儿听来的家族故事，以及我们与姥爷共处的点点滴滴。正如《寻梦环游记》里所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姥爷少时顽劣，上山捉鸟、下水摸鱼样样能玩儿，家里很早给他聘了童养媳，就是大他一岁的我姥姥陈爱花。我姥姥的爸爸早逝，从小跟着她妈妈当拖油瓶贫困度日，后来她妈妈再嫁就把姥姥送给姥爷家当童养媳了。

因年轻时当兵，姥爷习惯留光头、戴帽子，胡子也刮得勤，发茬儿每每长不到1厘米，他就着急要剃光了，我们好奇问他为啥，他用骨节分明的大手从前往后胡噜着脑袋说，头发长了戴帽子会痒。我现在想来也可能由于他头皮上有条疤的关系吧，姥爷说那是他福大命大、在战场上唯一受过的伤，肇事者是打淮海战役的一次冲锋时、擦着头皮飞过的子弹。

（姥爷在九江我家，那年下了大雪，李叔叔给我们全家拍的合影）

姥爷生活非常节俭，年轻时一直穿他的旧军服，军服穿破了会打补丁，实在太破旧被淘汰了后就穿板正的中山装，洗得发白了还在穿，我妈给他买的新衣服他总放着舍不得穿。但衣服虽然旧，他却随时随地都保持仪容整洁，风纪严肃。

姥爷身板儿硬挺矍铄，站如松、坐如钟，说话也响亮如洪钟，因在部队里他是炮兵，被震到听力受损。晚年时大家得趴他耳边大声嚷嚷着跟他说话，他也会用手拢着耳廓侧头认真配合着仔细听。我姥姥有时笑说他，他想听的话他一句都落不下，不想听的话他就装听不见。

（姥爷抱着我弟、和我在青岛海边，那年姥爷和我们一起去奶奶家探亲）

姥爷很年轻时就戴满口的假牙了，上下两片套在牙床上可以整块儿脱出的那种。他说是在朝鲜打仗时，天寒地冻缺口粮，总是啃冻得梆梆硬的生地瓜为食，满口的牙都被啃松动了，回国工作没几年后索性全拔掉换成假牙。我们很小的时候，他会用他的假牙给我们变魔术——大换脸，用一转头的瞬间迅速取出假牙、从正常面孔变成没牙的干瘪老太太模样，看到我们满脸讶异之色他就响亮地开怀大笑，还冲我们亮出光秃秃的粉红牙床来。呃，现在想想好恶趣味啊，但这是我记忆中不苟言笑的姥爷唯一的幽默感了。

姥爷的冻疮和关节炎也是战争后遗症，以至于每到冷天他的手脚和关节都会持续肿痛。他会忍着痛用运动发热的方式来对抗这些顽疾，直到腿脚不便，他还拄着拐杖坚持出门步行、晒太阳，所以我们很少看到他虚弱卧床的时候。

（天台老家，姥爷和我、我弟、二舅家的小兵哥哥）

姥爷每顿饭都喜欢喝两口，黄酒、烧酒、老白干儿或者二锅头他都喜欢，但是很节制，就两盅，高兴了三盅，从不多喝。因着假牙的缘故，姥爷爱吃的稍微硬点儿的食物就是用来下酒的花生米和猪头肉，嚼起来伴着上下两板假牙的撞击发出明显的咯吱咯吱声，很特别。

姥爷平时饭量也不大，一直精瘦的样子。记得我们小时候有次他从老家坐长途汽车转火车来我家，姥姥做了一饭盒板栗烧鸡给他当路餐，他把里面大部分的板栗挑出来路上下酒吃了，留着鸡块儿带给我们。结果我弟尝到板栗直说板栗比鸡肉好吃，姥爷坏，把好吃的都吃掉了。我弟2岁左右那年是被爸妈送到天台老家度过的，跟姥姥姥爷最亲，他这还是打小儿以来破天荒头一回说姥爷坏话。姥爷听闻惊笑，也不多言，此后带的饭盒里就板栗和鸡块儿一样多了。现在想来他的假牙也不怎么吃得动鸡块儿的，我们那时不懂事，都没关注到老人的牙口不便。

（我弟2岁时在天台老家院子里和长毛兔一起玩）

姥爷很喜欢看书读报，尤其钟爱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和传记，我们小时候他经常来我们家住，我妈会从单位图书馆借好多书回来给他看，从《红岩》到《我的前半生》，他都爱不释手，有时还跟我们分享他的感慨。看到关于韩战内容的文献，他会带着乡音咒骂他心目中可恨的大战争犯头子“马克阿谢”（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

不看书时他也不闲着，小时候我们住的筒子楼前有每家自己搭建的柴棚，他在里面围了个鸭舍养了一大群鸭子，这群鸭子被他调教得生活很有规律，清早自动排队去附近的池塘里觅食，天黑了自动回家，窝里经常能捡到好多蛋。姥爷还常常去池塘边或水田里摸螺蛳回来，个头匀称合适的挑出来洗干净用钳子夹掉尾巴尖儿让我妈炒了添个小菜，不合适做菜的他敲敲碎喂给鸭子吃，我们和鸭子都吃得很开心。许是学会了吃螺蛳吧，鸭子们自己在池塘也叼螺蛳吃，还吃出了事故。有次我姥爷发现个头最大的那只白鸭子没有随队外出，而是趴在窝里难过的低鸣，他抱起鸭子仔细摸，最后发现它脖子里鼓出好大一硬块儿，不上不下、一碰就哀鸣，眼见它声音渐弱奄奄一息了，没办法只好把它杀掉。剖开脖子一看，原来是卡着一囫囵个儿的大螺蛳！于是那天我们全家添了个大菜。

（姥爷带我们全家和大姨家的波波哥哥、青青姐姐去国清寺玩，在隋梅和大雄宝殿前合影）

姥爷转业前是连级干部，转业后的职业生涯常担任党务干部工作，一生秉持革命初心。记得我有段时间跳槽去了个美国公司，刚巧回老家团聚时姥爷问起就如实汇报了，他一听非常生气，说我怎么能为敌人工作，美国鬼子当时杀了多少中国战士，我这是叛变、卖国贼！我才恍然大悟我这是触了一个抗美援朝战士的逆鳞啊。他曾跟我们说过，在朝鲜那会儿伤亡非常惨重，有次战斗他和两个战友并排在一个山洞口打，战斗结束，他两边的两个战友都牺牲了，就他一个人没事儿。关于朝鲜战场上的其他细节他都不愿多说，想是太残酷了怕吓着我们小孩儿。

多年以后，我还听说我姥爷有个不寻常的伟岸事迹：他在快90岁高龄时向组织提出退党申请，理由是现如今村里的支部干部和党员作派，已经跟当年他加入的那个党组织奉行的完全不一样了，他看不惯这些歪风邪气，也拒绝同流合污。这就是我姥爷，一辈子刚正不阿的老人。

（全家人给姥爷九十一岁庆生）

我姥爷属虎，姥姥属牛，两人都有点儿火爆犟脾气，时常拌嘴。姥姥习惯了家里家外一把手，又年长我姥爷一岁，有时爱管着他；姥爷又是个不服管的，凡事都爱讲个道理，无理就不听。

我姥姥一向身材瘦小却硬朗泼辣，性格开朗，勤快能干。因她从墩头村嫁过来，乡亲们称呼她“墩头婆”。姥姥总是穿着干净的中式斜襟盘扣蓝布衫子，扎着围裙忙进忙出，冬天还会穿扎脚棉裤，并且在腰上扎一条长到脚脖子的棉围裙来保暖。姥姥脑后总盘着利索的圆发髻，一直用一个老旧的银簪子别住，印象中她就没换过发型、没换过那根发簪。

（我姥姥和我爸在南京中山陵，我出生那年，姥姥陪待产的我妈去青岛生产并在我奶奶家坐月子，路过南京）

姥姥小时候缠过足，我只见过一次她的赤足，拇指以外的四个脚趾头是弯折向脚心的，但是姥姥走起路来风快，60岁来我们家时还能步行爬上庐山，70多岁还每天早起做豆腐、炸豆泡去集市上卖，生意很不错。

姥姥看到我们小辈儿总是很开心，笑起来眉眼弯弯，好似满脸的皱纹都会跟着一起笑。无论我们探亲回老家在什么时间抵达，姥姥总能很快做出各式各样好吃的天台小食抚慰我们长途奔波后疲惫的身心，加水铺蛋的桂圆红糖茶，汤面干（细米线），炒面干，汤年糕，炒年糕，烙卷饼筒。。。

（我姥姥带着我和弟弟在老家道地里的桔子树下。

注：道地，是天台那边四方院中间的空场儿。天台的老院子是四四方方的，四面都是整齐的砖木二层建筑，每层并排有好几间。通常一层比较高，有厅堂、厨房和长辈卧房；二层比较矮、像阁楼，当储藏间和子女卧室，由狭窄的木楼梯通上去，木质地面。四面楼中间围成的空间叫道地，挺大一院子，天气好的时候做晒场。我姥爷家的院子早年间有一侧房子着火被烧掉了，只剩下三面房子。）

姥爷年轻时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屡次逃家，后来参加了游击队，在四明山一带打游击。再以后就随军出征，长年不在家，留我姥姥一人上有老下有小的非常辛苦。他俩一生育有四个子女，依次是我大舅、我大姨、我二舅和我妈。

（姥爷家全家福，应该是我大姨刚结婚那年照的，在老屋堂前。后排左起：我妈，大舅妈，大姨，姨夫，大舅，二舅；前排左起：大舅次女冰玲，姥姥，姥爷，大舅长女吉玲）

我大舅很小就被送去给城里的理发师傅做学徒，食宿都在店里，很少回家。我大舅也是唯一一个先于姥姥姥爷故去的子女。记得我上大学以前的头发都是我爸帮我剪的，从来没去过理发店，期间唯一一次由专业理发师打理头发，就是初中那会儿我大舅来我家探亲，他用我爸的推子剪子帮我们全家人理了一次发。

我大姨7岁时（1945年）过继给无生养的南山（离白鹤不远）夫妇当养女。大姨养父是黄埔军校十四期的毕业生，叫朱华，早在30年代就已入伍，后来做到国民党军的团级干部。解放前几年，看国民党节节败退，就辞职去了上海置业、定居、做生意，大姨记得那时上海的家住在白渡路16号。大姨养母叫郑梦英，生于医生家庭，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

（朱华和郑梦英）

在解放上海那年，我那铁骨铮铮的姥爷去找到大姨养父家，要求把我大姨还回来。起初大姨被那边送到了南山老家，后来我姥姥知道消息，就带着大舅去南山把大姨接回了家。彼时大姨已由养父母做主、跟养母堂姐家的儿子订了娃娃亲，就是后来的我大姨夫，养母还收了定亲的银元。大姨夫温文尔雅又很幽默。小时候我们回老家见到长辈要叫的，初见面头几次我叫不出这个新学习的称呼，他总拎起胸前的衬衫提醒我，“衣服”和“姨夫”谐音，我这才想起来该叫他姨夫。

（郑梦英和大姨及大姨的孙子和外孙）

我爸妈在上海时也常去探望上海外婆。记得我工作后有次过年回我弟家（我爸妈退休后住我弟家，那会儿我弟家离徽宁路很近），陪我大姨和我妈一起去看上海外婆，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筒子楼小单间，一应生活用具黢黑麻黑，破破烂烂，好令人唏嘘。我大姨每次去看她都心酸掉泪，每每提出要接她去自己家养老，老太太都断然拒绝，不肯给我大姨添半点儿麻烦，实为一位可敬可叹的老人。

我妈出生那年我姥爷已经去当兵不在家了，我姥姥一看这次生下来又是个女娃，思忖着这赔钱货只会给本就艰困的生活添张吃饭的嘴，就叫我二舅去打桶水来想闷掉她。多亏我二舅仁厚，跑到隔壁叫来大娘（姥爷兄嫂）劝住了我姥姥，这才险险保住了我妈。我滴乖乖，差点儿就没有后来的我们啦。

（姥爷和大姨、二舅、我妈在天台老家）

我二舅步我姥爷的后尘，长大后也参军了，回乡后在桐坑溪水电站工作，还给他的两个儿子依次命名为“军”和“兵”，军哥哥长大后也光荣入伍。姥姥姥爷晚年主要是跟二舅家一起生活的，二舅妈勤快，表嫂们能干，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我妈的童年是作为我二舅的跟屁虫长大的，她印象里我姥姥总在外面操劳奔波，唯一甜美的回忆是我姥姥带她去卖杨梅。天台山里产杨梅，每到季节我姥姥就挑着箩筐上山采杨梅，她瘦小灵活能爬树，采了杨梅放筐里挑着步行30多里地去城里卖，扁担一头的筐里还坐着我妈，姥姥走一路我妈吃一路，回家后牙酸倒了，好几天吃不动饭。

再长大点儿，我妈就要帮着家里下地干活儿。好在解放后条件好了些，我妈有学上，但农忙时也得帮农。我妈说她小时候最恨在水田里插秧，为了转移情绪就看着自己被晒黑的手腕子想，以后这会是一只带手表的手呢还是一只插秧的手？所以哪怕上学要自己背着每周的口粮步行去30里外的城里住校，她也坚持下来了。

后来我姥爷抗美援朝回来分配到聊城工作，我姥姥带着孩子们也跟去聊城与他团聚。但我姥姥实在过不惯北方的生活，这也是我姥爷若干年后又请调回天台的主要原因。现在想来为了照顾我姥姥的情绪，我姥爷也放弃了一些发展上的可能性。再往后，我妈自己就走得更远了，离家2500多公里跑哈尔滨上大学，遇到了我爸才有了我们，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在二舅家新屋堂前，我用笔电屏幕给大家看刚刚拍的照片）

嗯，我姥爷和姥姥的故事就到这里吧，姥姥九十岁上因食道癌先走一步，姥爷晚她两年才走，都颇长寿。

于我，这一边码字一边回忆的过程就像看电影一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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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我大姨养父母的故事

在记录以上文字时，得知了大姨养父母的名字，我就好奇的在网上搜了一下，竟真的搜到了朱华和郑梦英的故事。

那是一篇公众号“闲云草堂笔记”的文章《贴在床边的家书》，文中讲述了公众号主人和他朋友先后在山头郑村看到的：一幢废弃民居的木板墙上贴着一些写字的破旧信纸。细读之下发现是一个叫朱华的人，在1942年左右写给他妻子郑梦英的九封家书，那正是我大姨的养父母还未收养她时发生的事。

（贴着家书的木板墙）

    公众号主人寻访到朱华的故事：“朱华生于1915年，名运钱，字茂报。从小就读于村里的通德小学，毕业后曾在通德小学任教。1937年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需大量初级干部。朱华报考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四期学员。在学校开始用朱华的名字。次年他23岁毕业，投身于抗日战场，主要在炮兵团任职，曾任浙江保安团一团八炮中队中队长。后负责从温州至丽水碧湖运输军粮工作，曾任苏东师管区南通团第二大队大队长。1941年，他26岁时奉父母命娶了同村的郑梦英。郑梦英从小就读于村里的通德小学，知书达理，父亲是村里的医生。1943年，郑梦英离开山头郑，去青田与朱华团聚，之后就一直随丈夫在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