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的回忆

1980年9月，我从西岗区水仙小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本区重点中学大连一中。大连一中始建于1922年，坐落于大连市西岗区北京街71号，前身是大连西岗子公学堂、大连商业学堂，1954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中学。大连一中包括初中与高中部，初中部三个年级都设有四个班，初一的时候我们班有60位学生，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几乎每一位学生都与异性同学为同桌，这群来自大连西岗区不同小学的少年们，性格各异，但都很单纯、质朴与善良，我的同桌是个高大魁梧的男生，但性格非常内向，三年来我们基本没说过话。

那个年代能够考入为数不多的重点中学，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儿，更何况大连一中当时还是位居大连市重点中学前三甲（与大连第二十四中、大连八中齐名，当时育明高中尚未成立）。从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生录取率非常之低，最多年份也不足8%，考大学被戏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因此“大学生”这个称号在老百姓心目中非常神圣。邻居们都上门来祝贺说：“这就是未来的大学生啊！”。从那时起，小小少年的我就被冠上“准大学生”的标签，两点一线的中学生涯就这样在父母的呵护、两个妹妹的关照下愉快而紧张地开始了。

当我读初一的时候，大妹在水仙小学读三年级，小妹在水仙小学读一年级；父亲继续在中山广场的航运公安局（  人民路友谊商城的旁边那栋和风建筑）就职，母亲继续在新开路的大连家具二厂幼儿园当她的园长，父亲因为路途最远，骑自行车通勤，母亲和我们姊妹仨都是步行去上班或上学，一家五口各自忙碌在自己的社会组织中。我总是早早地出门，较晚地归来，记忆中少有三姐妹一起玩耍的情景，倒是两个妹妹因为年纪相近（我比大妹年长4岁半，比小妹年长6岁），又在同一所小学读书，她们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一些。

“八十年代”是后来者的命名，那时恰是中国百业初兴的时期，我的初中生活没有因为物质和娱乐上的匮乏而显得单调乏味，倒是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读书上，周一至周六在学校上学，较之小学增加了那么多新科目，让我兴奋不已，学习劲头很足，刚上初中就成为班主任及任课老师们喜欢的好学生,成为班委成员之一。

那个年代每周只有周日休息，大连老百姓都把这天叫“礼拜天”，我们也就这么称谓这难得的休息日，也没有多想礼拜天的真正含义(现在想来，大连老百姓还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每周一次的休息日，爸爸带着我们三姊妹过礼拜日（母亲单位是周二休息），通常是进行家里大清扫，爸爸虽然不会做饭，却是个特别会收拾家的干净人，偶尔会带着我们“下馆子”；那时候的春节也就3天假期，全家五口集体活动的日子更少。印象比较深的全家集体活动，也是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夏日里，晚饭后，一家人拎着小马扎儿步行到当年的斯大林广场（现人民广场）人民政府旁一个露天电影院（就是现在的大连市公安局建设初期的空地）看电影，只要有放映就去看，有日本、印度、法国、英国、美国、埃及、意大利甚至还有斯里兰卡的进口影片，也有中国电影。因为文化差异的冲突，每一部国外电影都会引发强烈的文化认知冲击，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由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两部国产电影：《庐山恋》、《小街》。当时堪称金童玉女的郭凯敏、张瑜，表演得妙不可言，两部电影的主题曲更是萦绕在心头很多年，我把歌词及简谱认真地抄写在日记本上，闲暇时就不停地哼唱，直到烂熟于心。张瑜那女扮男装的充满了朝气的短发，对后来成长过程中我的审美观起到了莫名的影响，除了结婚时留过长发外，我的发型一直都是短发。

1982年秋天，父亲所在的公安系统分配新房子了，我们从西岗区新华街搬迁到了中山区山海巷，一座新建成的中国式“大板楼”，三个单元一梯两户五层建筑，除了是新建成的房子、有独立的卫生间与厨房优于新华街的家以外，没有其它的好处，两室的房子，人均面积没有增加，没有暖气（这点远不如新华街的条件），冬天的生活很艰苦，手脚冻疮是常有的困扰，更大的困难就是上学的路途远了，不可能用步行解决了，每天凌晨５点多钟就被爸爸揪着耳朵喊起床，但往往都是坐起来又倒下的那种情形，所以妈妈准备好的热气腾腾的早餐，扒拉几口下肚就匆匆出门了，有时因为尚未睡醒，穿着拖鞋，或者是没背书包就跑下楼了。

这所“大板楼”是出生以后的第五所住处，与我在《童年的记忆》中描述的几处富有年代感和童话世界般的房子不同，留下的记忆是灰色的，寒冷的，冬季没有供暖，开着电炉子还得穿着厚厚的棉鞋。有一次家附近开山放炮，一个比拳头还大的石头从窗外飞进来，几乎擦着我的鼻尖，落在家里地板上，父母慨叹这孩子命大啊！

记忆深处，上学的路是艰苦的，从家出发步行10分钟到达桃源街102路无轨电车站，天天都是人多车少，每次都是两脚悬空被拥挤进车厢，到达青泥洼桥车站，再步行10分钟，到达101路无轨电车站，这趟车因为是起始站点，有时可以找到座位，利用这几站地的空当，我会手里拿个小单词本，背背英语单词，让自己进入当天的学习状态，到达北京街了，免不了又得连扒带挤地才能下得了车，记忆中感觉上学的路是那么遥远那么艰辛。

1983年9月，初升高我又顺利地考取了大连一中的高中部，高一年级共设六个班，我被分配在高一六班。班主任是陈立老师，负责教本年级三个班的语文。她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身姿姣好，气质优雅，慈祥亲切，说一口标准普通话，她是对我人生观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也是我毕业工作后偶尔会想着去见一见的老师。

高一的时候最有趣的就是我们这个班的特殊组成，一部分人学英语，一部分人学日语，上外语课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同学移步到另一处教室，每次外语课都格外热闹，到现在我都还能说的几句日语，就是那个时候和学日语的同学学到的。高一.六班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积聚了很多位老师的子女，应该都是冲着班主任陈立老师来的。

高二分班了，走出部分同学去了文科班，从别的班调来了部分新同学，重新组建成了高二.四班，期间更换过班主任，到高三.四班的时候陈立老师还是回来继续担任我们毕业班班主任。回顾整个高中学习生活，我学习最用心、成绩最好的时期是高一到高二，无论文科理科都收放自如，记得高二有一次物理抽查考试，全班几乎没有几个及格的，我却考了100分满分，但那却成了物理科目最后一次“辉煌”。

高三冲刺阶段，成了我最倦怠和厌学的时光。1986年高考时间是7月7、8、9日三天。5月开始，我就开始厌学了，常常在自习课的时候拿着我最讨厌的政治书，跑到斯大林广场长椅子上放空、发呆。

高考的时候，我们竟然在本校考试，这个很给力，熟悉的环境缓解了大家的紧张情绪。不幸的是，高考三天竟然让我赶上了“大姨妈”，肚子痛，只能趴在桌子上答题，严重影响了临场发挥能力。好在我的数学语文英语化学等科目成绩优秀，尽管物理政治生物成绩惨不忍睹，没能考取第一志愿南京理工大学，最终还是轻松进入第二志愿辽宁大学生物系，开启了人生新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