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个大包子

作者：凌迅

1970年8月，我作为69届毕业生与70届毕业生一起到某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在军垦农场十六个月里，平生唯一一次吃过十三个大包子，使我终生难忘。

 我们所在的那个农场，原先农忙时由所属部队的战士连队去耕种，去收割，闲时则只有留守人员，所以虽是顶着一个连的建制，却只有指导员、连长及另外的两名副职;至于炊事班,则仅班长一人，炊事员一人，司务长一人而已。突然接到命令要接纳一百多名大学生来农场接受“再教育”，你来我往，人影幢幢，顿时使昔日冷清的营房热气腾腾起来。这可就忙坏了炊事班，人手不够，除实行副班长轮流值日，以贯彻民主管理制度外，碰上节假日或者改善生活的时刻，不得不动员能做饭的人去做力所能及的活。

       我们到达农场的时候，小麦早就收割完了，在大片田地里，高处种着黄豆，低洼处种着红麻。三百多亩土地，原先只有那么几个留守人员照看，“草盛豆苗稀”，势所必然。也许早就考虑到 了收获的时候会有许多人来吃饭，在一块较大的土地上，种上了不需多少照管的茄子；此外，还有几架西红柿，也只是任凭其疯长。人来得太突然，又来得太多，没有别的蔬菜可吃，又不能不给菜吃，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是中午煮茄子，下午西红柿汤;或者中午西红柿汤，下午煮茄子。一开始大家还能接受，因为似我们69届毕业生，已经在学校多困了一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许多部门、许多机关都因两派斗争中止了正常工作，即使工军宣队进驻，也只是领着“深挖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哪有心思去研究职能工作呢！更何况办学习班，上五七干校，许多机关的人都朝下赶，根本提不到进人。举目四望，纷纷纭纭，茫然无绪，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人生顿感悲凉、烦闷——现在能到军垦农场来，有一个中间环节，也许会等得光明到来，心里不由滋生这总比困在学校无所事事要好得多的思想。 另外，也因为能吃饱饭。我们1964年入校的时候，由于三年经济恢复已见成效，饭桌上总布着四菜一汤，使我们来自农村的学生大饱眼福，大享口福：从来没吃过的米粉肉第一次尝到了，从来没见过的熏鱼第一次见到了，从来没吃过的海米鸡蛋白菜第一次吃到了……真是过年一样，简直就是日日过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卷起，不时伴有枪炮轰鸣，就使学生的供应难以为继：油菜蛋肉的来源是农村，“文化大革命”中要“革命”的一定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只能捆在田地里，不准多养猪，不准多养鸡，不准多种菜，还硬性规定不准进自由市场，只能自种自吃，自养自食；种地只许种高产作物，低产的油料作物被限制得很死很死，农民自身就没有油吃，纵然实行统购统销，事实上根本没什么可购，自然也难以实行什么统销了。初入学时的丰盛菜肴不见了，学校的食堂师傅被推拥为工人阶级，忙着去占领上层建筑；管理人员大多靠边站，食堂到时候能开伙就不错。我们只能每天点一遍饭菜票，计划每天花多少饭票,花多少菜票，然后拥挤着冲进食堂，能买上饭菜就心满意足。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好容易混到了离开学校，到农场能吃上茄子，能喝上西红柿汤，而饭则敞开吃，便大有脱离苦海的感觉。

不过，要我们到军垦农场来，决不是因为西红柿汤、煮茄子没人吃——连队很快便对我们实施“再教育”的计划了。一开始的劳动是薅草施肥之类，还难不倒也累不着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难过的关口一是军事训练，二是“斗私批修”。我们一到军垦农场，就脱下了学生服，换上军装。所谓军装，是在提倡艰苦朴素的年代，又处于艰苦的岁月中，被解放军战士洗了又洗，补了又补的旧军装。实在不能再洗了，实在不能再补了，就作退役处理，准备用来擦炮。来部队的大学生只是接受“再教育”，并未纳入军事编制，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就只好    启用这些本该报废的物资。这些旧军装白不白绿不绿，补丁摞补丁，一件足有七八斤重，穿在身上好似古战场捡回来的破旧盔甲。穿着这样的旧军装，不是军人，又像军人，然而绝不是正规军人。当地老乡怎么也看不顺眼，想不出这是从哪里招募来的苦力;而从城市来探亲的故旧情侣，乍入目还以为是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凡具有一定知识的人，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只是大小有所区别罢了。而知识分子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在资产阶级还存在的条件下,始终被视为一种游离因素,多数都被冠以“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衔。虽然，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随着共和国成立成长起来的，共和国曾寄予我们厚望，说什么“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虽然，我们“根红苗壮”，经过了一道道政治审查，多数是被做为“绝密人材”招考进大学的；只是因为上了大学，而学校被所谓资产阶级“把持”，就狐疑我们这些“毛”没有长到无产阶级那张“皮”上，因而最有可能被资产阶级所争取，成为复辟的社会基础。天安门广场的接见，热泪满面，高呼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你斗我卫，都是集中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却不能洗去对我们内心的不信任感，认定只有让我们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才有可能走到革命队伍中来。我们自知悬在头上的这把剑是何等锋利，便毫无难色地穿上破旧的军装，做起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己的“犯人”来了。

 松散惯了，不论怎么情愿，只要穿上破旧军装，都感觉是一种严厉的约束，觉得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审视、挑剔的眼光，使我们不能不时时处处扣好风纪扣，挺着胸膛。不仅如此，站队，集合，摸爬滚打以及夜间的紧急集合，也完全军事化，完全正规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铸造成一个兵，实现与工农兵的紧密结合。比如紧急集合。也许我们还年青，尽管疲劳连着疲劳，就在我们一上床就能酣睡的那一刻，当尖厉的哨声划过营房的夜空时，我们还是霍然而起，跃然穿上裤子，找着鞋子，打好背包，很短的时间就能站在门口，等齐了由班长带着跑步进入操场。然后根据假设的敌情，跑步前进，朝目标围绕过去。自然洋相多有，穿反了鞋子的，穿错了裤腿的，背包半途中散开，只能裹挟着前进的……诸如此类，均属挨批的对象。比我们年龄还小的年轻排长，言辞却很老辣，板着脸训斥着，甚至咬着牙根痛骂我们。那些言辞像似一条鞭子，不住地抽打着我们的自尊。这时，尽管挺着脖子，心里却是蔫蔫的，久了也便麻木了。

 在那个时候，对大学生实行“再教育”的最主要内容及最主要的形式是“斗私批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内容纵然多多,“斗私批修”可谓最富有创造色彩。因为“斗私”与“批修”，把主观与客观、内心与外界、个人与时代、国内与国际几个方面都统一了起来。于是言无大小之别。无巨细之分，一置于“斗私批修”的范围，就“事事联着纲和线”、“休戚与共五大洲”。本来，我们从农村走来，到城市读书不过六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到过“修正主义”所在的地方，不知道修正主义为何物；本来，我们从城市被抛向偏僻的海隅，于社会于时代几乎割断了联系，不知修正主义怎样袭来，却硬把我们置于宙斯的殿堂上，这本身就很荒谬，因此所谓“斗私批修”就很空泛，几乎近于无聊。但迫于无奈，我们在形式上又不能不很严肃的进行下去。这种场合，往往大多作苦思冥想状，作肃穆庄严状。为了应付这种气氛，或者不如说要驱走这种气氛，男生都学会了抽烟。由于没有多少钱买烟，就请家里寄来烟叶，晒干，碾碎，用纸卷成大喇叭，一支能装进半两烟末，然后点着就喷云吐雾起来。十几支烟枪齐举,“斗私批修”的气氛便顿时“深沉”起来，“火药味”也顿时十足起来。当然也不尽为空谈，也有非常具体的事例，就是每天的累，每天的苦，每天面对的煮茄子或者西红柿汤，这些是拂之不去的现实，而且是想脱离都脱离不掉的现实。我们又没有修炼到“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程度，难免会有不悦之色，不满之意。这不论是自己察觉到的，还是被别人捕捉到的，都构成了“斗私批修”最生动的话题。当然，这些问题太普遍了，“上纲上线”也不能开除球籍，往往就在“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的鼓动声中偃息下来。

  由于我们连队所处的地理形势高不高、洼不洼，不能种植水稻，只能种红麻。别看我们初来时，红麻苗像秃子头上的头发斑斑落落，待薅去了杂草，施上了化肥，红麻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快速地长起来，有的麻杆竟能长到像拳头一样粗，远远望去，犹如南方竹林般高耸茂密，十分壮观。红麻是一种经济作物，主要用来编织麻袋，在我们的化纤工业还没有上马的情况下，当时绝对是供不应求。这是农场的一笔相当重要的收入，因此就收获而言，农场领导是相当重视的。我们每个人发一把胶东人用来砍山草的大镰刀，站在田头，向红麻宣战。红麻的叶很粗糙，打到身上，就会划出道道血痕。好在我们穿的旧军装补了一层又一层，倒成了良好的护身盔甲。红麻长得太粗了，一镰刀下去硬是砍不断，镰刀用不上几次就会卷起刃来，不得不经常蹲下来在磨刀石上磨。一天下来，腰酸，背疼，脖子软，连手都僵硬得合不拢。

  红麻撂倒之后，就平放到地里，任凭风吹日晒，把它们晒干。这中间，得不断地翻晒。这时的田地失去了红麻的遮蔽，一望无际，只有衰草瑟瑟，孤雁哀鸣。如果风稍微一大，枯叶随风卷起，一片苍茫，一片空旷。身着旧军装的我们，踽踽行进在红麻地里翻晒红麻，几乎与天地混为一体。“斗私批修”的结果，已经把三线的话都掏出来了，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敢再蹈覆辙，几乎同草木一样无知无觉，任凭时光老人的荣枯、虐杀与滋生。待红麻晒干之后，就要搬回指定的地点。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即使有，田埂蹊径也进不来。按照实际情形，按照惯例，只有靠人用肩把它们扛出来。我们把红麻一个个交叉起来，在交叉的结合部用尚未干硬的红麻把它们扎牢，由自己或别人发上肩背，扛起来就走。身体强壮的能扛到十三个(捆)或者十五个(捆)，身体弱的同学最少也能扛到五个(捆)。肩扛红麻就像肩起一座小山，大家相间相续，来来回目行走在洼地上，好像连绵不断的山脉在移动，在起伏。红麻收获完毕，便真正步入农场的农闲期了。当然也会生出许多新的谋划，比如疏通水渠，以备来年灌溉。在实施“再教育”的人看来，人之所以修，之所以变，就在于脱离生产实践，就在于脱离劳动大众，所以，绝不可让接受“再教育”的人有一刻脱离生产实践。可是我们这些人毕竟来农场很长时间了，也该有个休整调养的机会了。这时，我们种的大白菜已经到了冬储的时刻，栏里养的猪也已长到成色，于是，连里就决定吃一顿大包子。这个消息一传出，整个营房就像盼到了胜利一样，不管帮过厨的还是没有帮过厨的，都走向了厨房。那天是我当值班班长。我同来帮厨的同学们，把大白菜一筐筐的运来，掰去老帮，在清水里清洗之后，就送上菜案子。厨房里刀不够用，就到随军家属那里借。一时间，不知有多少刀在案子上翻飞，剁菜声能传出三五里地。猪由有经验的班长去杀，去毛,开膛，掏去杂秽，几个人齐呼拉把两扇猪肉提向大案子。菜馅好了，肉馅也好了，面也发起来了，整个厨房里站满了包大包子的人。相比较而言，还是吃的人多包的人少，而且包的人都知道这顿大包子每个人定不会少吃，于是举起大手，抓一大团面就是一个剂子，擀出来的皮像油饼般大。没有那么多的勺子去装馅，筷子又不济事，不知是谁出了个好主意：用碗。一碗就是一个包子的馅,又快当又利落。厨房里有十三架笼屉，因为做包子，都清洗出来，都用了起来。先上笼的熟的快，就抽出去倒出包子，又装上新包的包子重新上锅。一笼笼的包子,放在篮里,放在面案上，等待晚饭的哨声。各个班早已做好准条，哨声一响，一齐出动，比紧急集合速度还快。不过，包子太大，领饭的盆一盆装不了几个，一人一个就没有了，于是再领。我住的一班宿舍是各班通向厨房的必经之路，我坐在门口瞧着，只见领包子的人一个接一个，一溜小跑，真称得上是“川流不息”。

  这一顿大包子，我吃了十三个。我不知道是怎样吃下去的，也不知包子的生熟及口味，只是点数，可以说是在一个接一个的过程中完成的。吃到十三个，不是不想吃，也不是不能吃了，而是另有原因。我还不满十岁的时候，曾跟随祖父陪伴一个大夫去亲戚家看病人。亲戚家住在城里，开着一个茶馆，另外带卖自己煮的红烧肉以帮衬生计，他招待大夫、祖父就是用的红烧肉。大夫、祖父、亲戚在杯酒之间，不时停下来讨论病人的病情。亲戚、祖父的注意力在病情不在饭，大夫也只能随着在病情不在饭。我在其间，看到满桌子的肉，又从来未闻过这肉的种种香味，真是馋涎欲滴。因为我是小孩子，他们不在意地让我吃，自己则忙着咨询与推究，顾不到我。于是，我便不停嘴地吃。不知道吃了多少肉，也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直到吃不下去了，方才停下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只觉肚子饱胀，想吐都吐不出来，只好挺着肚子慢慢地蹭回家。我母亲见状，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把吃肉的情形说了。母亲扒开我的裤子一看，肚子像西瓜一样滚圆，上面的筋都一清二楚地凸现着，就擀，就揉，总不济事。我整整撑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拉了一大摊，肚子方才松快了一些。大概这次吃肉给我留下的教训太惨痛了，所以这次我不敢太放量吃。

在我的记忆中，我还亲眼见到别人被撑坏的情形。那是在1960年，饥饿的年代。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想赌一次，男同学赌是想吃一顿饱饭,女同学赌是想赌回来一个月的饭票,筹码是二十四个窝窝头，不准喝水，不准吃咸菜，一口气吃下去,那时窝窝头全用地瓜面做，不发，黑乎乎的，六个一斤。男同学吃到十六个，春风得意，吃到十八个就难下咽了。可是吃下去的信念不能动摇，一动摇，整个月的供应就要拱手让给他人；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同学呐喊助威，这个面子也不能丢。女同学看到这种情形，放宽了条件，允许用水送，允许吃咸菜，男同学这才死撑烂填地把二十四个窝窝头吃进去。男同学虽然赢了，但在事后的半年里，就没有见到他脸上有过血色，总是苍白干黄。后来又听说他在当兵查体的时候，体检大夫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胃，找来有经验的大夫相助，才确定他的胃已偏离了正常位置。这个男同学的教训使我认识到：饥饿固然可怕，撑胀同样可怕。鉴于己，鉴于人，我只能适可而止。

 不过，包子这么大，能吃到十三个，也很可观了。在一次与班长独处的时候，我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隐秘与窃喜，说出我吃了十三个大包子的事来。谁知，班长竟脱口而出:“我吃了十四个！”天啦，竟然还有比我吃得多的人！我们不禁相顾大笑，笑得那样惬意，笑得那样坦然，笑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大笑。我到军垦农场以后，从来没有这样笑过；离开军垦之前，也再没有这样笑过，这是唯一一次在军垦农场的开怀大笑。这一欢笑，抖落掉“斗私批修”给我脸上刻下的严肃，冲刷掉繁重的劳动在我脸上烙下的愁苦，而心中的隐秘郁闷也自然而然宣了。接连几天，只要几个人凑到一起，就会说起这次吃大包子，相互递传着更为惊人的消息：“九班女班长吃了十八个！”“司务长说，这次吃大包子，一个人合一斤二两肉，三两油，将近三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