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明辉）
11.吃在军营
俗话说：当兵吃粮。
新兵到了部队吃饭不成问题，当时部队的粮食定量标准比地方高，每月每人42斤粮食和每天4角9分钱伙食费。当时地方机关干部的粮食标准是每月27斤，中学生的粮食标准是每月36斤。
部队一日三餐的主食基本都是二米干饭――用大米和一种叫“八大岔“的白色高粱米混合做成的干饭，每天开饭时都有几大盆二米干饭放在食堂中央，战士们自己打，随便吃，保证够吃。这种二米干饭很好吃，我们新兵来部队之前大多没吃过这种二米饭，特别是一些来自农村家庭生活困难的新兵，能够吃上这样的二米干饭，而且是管够吃，简直就是幸福生活万年长了。只是有时候炊事班失手，把二米干饭做夹生了，做串烟了，那就难吃了。
新兵到部队时因为是冬天，所以一日三餐的副食很单调，就是东北冬季当家菜：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加上酸菜。
白菜根本不可能一叶叶扒下来清洗，就是整棵拎过来，去掉绑在白菜上的草绳，抓着菜根用水龙头冲洗一下，然后把菜板搬到锅边，大白菜按到菜板上，抡起菜刀“咣咣咣咣”从菜尖剁到菜根，然后用菜刀一划拉把剁成段的菜划拉到锅里，然后再把下一棵菜大白菜按到菜板上……如此反复，然后用大铁锹一样的铲子在锅里翻炒，有时候开水熬，清汤寡水。
土豆不削皮，在大行军锅里搅拌清洗，小土豆一刀两块，大土豆两刀四块，带着黑斑带着芽窝大锅炖，下来的汤都是褐色的。连里“革命军人委员会”代表战士们向炊事班提意见，要求土豆削皮，炊事班的回应是：人手不够。“革命军人委员会”提出组织战士们出公差帮厨，结果帮厨的战士厨艺不精，削皮带下肉，糟蹋了不少土豆。炊事班遂以浪费为由，拒绝土豆削皮，土豆再次轮回为“原滋原味”。
酸菜不是腌在缸里，而是腌在水泥池子里，上面冻了一层冰碴，捞酸菜时水太凉下不了手，炊事班战士就用炉钩子刨，炖酸菜时油水少，那酸菜做出来是青色的，酸倒牙，吃完之后牙齿都变成青色的。
食堂的汤就更简单了，永远是一水舀子酱油，加一锅开水，加一把葱花，而我们喝得也很香。
有一个关于汤的笑话：有一天连长到食堂检查伙食，看到一大盆汤由于上的早没有了热气，就对身边的炊事员说：这汤可能有点儿凉了。那个炊事员反应倒很机灵，马上把一只手指伸进汤里试试温度，然后对连长说：“连长，我试了，汤不凉。”
连队经常改善伙食，两天一顿包子或馒头，星期天炸油条等。节假日也做上八个荤菜大家会餐。过年包饺子比较有部队特色：炊事班把搅拌好的饺子馅和和好的面团发给各班，由各班自行组织包饺子，然后拿到炊事班下锅煮熟。饺子的质量好坏就要看各班包饺子的手艺了，都是年轻人，大部分新兵在家时都没包过饺子，所以饺子包出来之后真是奇形怪状，啥样都有。
辽东半岛山上柞树很多，很多地方放养柞蚕。柞蚕长成茧蛹，经过碱水蒸煮可以抽丝，丝制成丝绸，剩下的下脚料茧蛹可以食用。当时凤城和丹东有多家国营绸厂，有卖茧蛹的，5分钱一斤。那时候不知道茧蛹是含高蛋白的美食，起初都是连队买来喂猪的。后来听说人也可以吃，茧蛹就进入了我们的食谱。我开始不敢吃茧蛹，毕竟是昆虫。后来战友们都劝说好吃，我壮着胆子尝了一个，从此破戒，而且上瘾。后来在演出队期间，我们经常排练到很晚，饿了又没有宵夜，就到特务连猪舍偷来一洗脸盆子茧蛹，摊在炉盖上炒，炒熟了清香四溢，扔一个茧蛹在嘴里嚼，白色的汁液顺着嘴角流出来，赶紧伸出舌头舔进去，舍不得浪费。不过，有的茧蛹在碱水发泡抽丝过程中破损，进了碱水，吃起来发苦。
连队开饭时也是一道风景线。战士们一人一个餐具袋，袋里装着饭碗、盘子、勺子和筷子，后来逐渐简化为一只铁瓷饭碗和一把勺子，因为饭菜实在简单，用不着这么齐全的餐具。战士们开饭前先要在食堂门口集体唱一首歌曲，然后排一队进食堂，炊事班在门口摆一个大菜盆，炊事员打菜，一人一勺菜。这时打菜的炊事员简直比我们亲爹还重要，因为他那一勺子下去，多少全由他掌握：有的一勺子下去连婉底都盖不上，有的一勺子下去盛小半婉儿；有的一勺子下去有好几块肉，有的一勺子下去一块肉没有；有的趁人不注意还添半勺。菜量大的、肉多的和添勺的这一勺子，肯定是给老乡的。那时候，我真想炊事班有一个集安老乡该多好啊，遗憾的是一个没有。
后来新兵训练结束之后，团部机关食堂倒是有两个集安老乡：曹广慧和蔡礼强，他们都是通化商校烹调系毕业的专门人才，入伍前都在集安宾馆当厨师，接兵部队看中他们的手艺接到部队，安排在机关食堂做饭。我和特务连的几个集安老乡有时候馋急眼了，就到机关食堂找曹广慧（新兵期间在特务连）和蔡礼强，讨一些干部们的残汤剩羹，以增加肚子里油水的储存。
（战友曹广惠）
我为了多吃饭，必须加重那一勺菜的味道，我用津贴费到军人服务社买些辣椒面和大酱，自制成辣椒酱，吃饭时拌到那勺菜里，以加重味感下饭。没想到从此养成口重的饮食习惯，成为中年之后高血压病的诱因。
我还有个损招：每次连队吃肉菜的时候，就凑到战友姜润国和张希元身边吃饭，他俩都是汉族人但都不吃猪肉，姜润国是因为和我们集体户的回族姑娘回玉梅处对象不吃猪肉，张希元是因为脸上长粉刺不吃猪肉。他们会把自己碗里的肉片夹到我的碗里。战友潘世玉更有“奇招”，他知道杨林繁是“洁癖”，一到改善伙食菜里有肉的时候，他就凑到杨林繁跟前说些埋汰话：“死孩子皮，卷大蛆，蘸大脓，味道真鲜美呀。”恶心的杨林繁吃不下饭，赶紧把菜里的肉都给潘世玉了事儿。
每逢节日连队伙食都好，特别是春节，三十上午还不见荤腥，下午就是会餐，大鱼大肉吃不了。接下来的五天也都是有油水的荤菜，直到初六早晨，一下子就不见了荤腥。后来我当兵时间长了就有了经验，也是老兵了无所顾忌，就在春节剩菜上打起了主意：春节前将自己的洗脸盆（洗衣服、洗脚都用这个盆）刷干净，春节期间自己吃饭那一桌的剩菜都集中攒在这个盆子里（俗话叫折罗），放在外面冻着，到初六可以攒足满满一盆上面凝结着白色猪油的剩菜。初六之后，每顿开饭我先到食堂打来“老三样”，再到洗脸盆里挖一勺剩菜，混在一起在炉子上炖，做“大烩菜”，香香甜甜地一直吃到正月十五。
平常实在没有啥可“打牙祭”的，我们就在一起搞“精神会餐”。以下是工兵四班的演出队老兵们“精神会餐”片段：
咸英说：“我要是有机会探家，一定让家里给我做红烧肉，专拣肥的造。”
邢万才说得直接：“我要是回家了，首先抓个小猪羔子，往地上咔吧一摔，然后把小猪羔子整个用黄泥包着烧了吃。”
田俊英说得文明一些：“我先盛一大碗大米饭，来一大勺儿大油，再来一大勺儿白糖，搅和着吃。”
李德斌说得更省事：“盛什么大米饭呀，把大油化开了，拌上白糖直接喝了。”
工兵四班演出队老兵们把馋叫做“三”，说谁真馋，就说谁“真三”。当时我们新兵也跟着这样说，但是不明其意。后来才明白了，原来人们习惯把人的不良嗜好归纳为“奸懒馋滑”，这个“馋”位于第三，于是把馋简称为“三”。此项代词的发明权是老兵黄福林和李德斌。
部队也有发生粮食危机的时候——这是1970年春天。据老兵说，这是自1963年以来，部队第一次闹粮荒。
导致部队闹粮荒的原因有两条：一是部队由东北地区乙种步兵团改编为甲种步兵团，许多连队都是分家后新成立的，底子比较薄，主食和副食都严重不足。二是据说上级有命令：要节约粮食。
在那段日子里，食堂最常见的二米干饭不见了，天天顿顿都是二米稀粥，炊事员刚端上一大盆，很快就一扫而光；再上一盆，照样一扫而光。那些日子，我们真的很怀念二米干饭。
人，就是这样，越是没有吃的，越是能吃。越是能吃，越是吃不饱。
饥饿使战士们不得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村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有的战士用一个月6元的津贴费到军人服务社买饼干。
有的战士给家里写信，要粮票，要钱，星期天到边门公社或凤城县或丹东市去下饭馆。
也有三三两两的老乡星期天聚在一起，弄些食品，到营房附近的老百姓家去做。
我也加入了去服务社的行列，不过我不买饼干，我买炼乳――那时的炼乳用汽水瓶那样的瓶子装着，好像是牛奶，但是要比牛奶浓。我每天倒出一勺，用开水冲一杯喝，甜甜的，香香的，自我感觉很“补”。喝过之后，精神上立刻感觉元气大补，底气中生。
还有个别战士压床板泡病号，这样就可以吃上“病号饭”。部队里所有连队的“病号饭”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盆炊事班擀的长长短短、粗粗细细、宽宽窄窄的面条，上面漂着一层浮油。吃病号饭要由连队卫生员批准，证明这个战士真病了，炊事班才给做病号饭。
在缺粮的那些日子，全团各连队都为解决粮荒问题想办法，结果产生了一些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例如：某连队干部突发奇想：既然油水大能让人感到腻食，干脆做油饭――把豆油直接加到二米饭中，让战士们感到腻食，进而减少饭量，达到节省粮食的目的。于是，第一顿“油饭”上来了，面对油汪汪、香喷喷的“油饭”，战士们一扫而光。连干部认为一顿“油饭”腻不住，于是，第二顿、第三顿“油饭”再上来，结果照样一扫而光。就这样，一星期的“油饭”不但没能腻住战士们减少饭量，连做菜的豆油都搭进去了，该连不得不宣布“油饭”实验失败。
这次粮食危机大约持续了二十几天就结束了。结束的原因据说是一位战士给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写了一封信，反映了部队战士由于吃不饱影响训练、影响战士身体健康云云。军区首长立即命令解决部队粮荒问题。
不知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反正“粮食危机”过去了，后来特务连食堂的饭菜如初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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