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出生在农村的五零后一样，我所出生的年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是扛着“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1957年8月，我就降生在一个叫作“黑屏（bǐnｇ)墙”的小村落里。那时候，贫穷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那都不是事，大家是我穷你也穷，根本没有几个人能说是富裕的。即便如此，但“穷则思变”，大家都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三面红旗
总路线
其实，至今我也不知道，在那样艰难贫穷的岁月里，我的母亲是怎样把我们兄弟姊妹仨奶大的，更无法想象她老人家是凭着一种怎样的毅力把我们抚养大的。想来想去，也只能用“母爱如天”来理解了。据说，我们兄妹仨堪称“秋晚子”，现世兄长为老九，我算是老十一，姐是老十。只可惜老大、老二......老八都没能活下来。想来母亲这一生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遭了多少罪，是我等无法体会的。真的是“养儿不知娘辛苦”啊！
自打我记事起，母亲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大约是在1960或者1961年吧，农村实行“供给制”，也就是给每个人的一日三餐定时定量配给食物。成年人（劳动力）每天配给大米4两，未成年人每天配给大米2两半，小孩每天配给大米1两半。生产队里办大食堂，每家每户是没有烧火做饭吃一说的。每到开饭时刻，无分男女老幼，统统到大食堂就餐，并且每次开饭前都会有干部训话。大家就把这种生活方式叫作“吃食堂”。
那时候，我只有三、四岁，就是小孩一个，根本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只知道每餐都吃不饱，每天都肚子饿。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哭哭闹闹。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吃饭的时候，我哭着喊着“要吃哥哥的（饭）”、“要吃姐姐（饭）”，母亲让我跟哥哥、姐姐换着吃我都不答应。母亲只好把她自己那份本来就不够吃的饭给了我，自己回家后煮野菜充饥。
母亲为了扶养我们，受尽了的欺负和屈辱，但她从无怨言。母亲为了养活我们仨，也想了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每天趁工余的时候去地里寻找野菜，回家煮熟了给我们拌在从食堂端来的米饭里面，尽量让我们吃饱，让我们不至于饿死。但是，就是这样的办法，在某些人看来都是不被允许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仨在食堂端饭后准备拿回家给我们拌野菜，却愣是被“双鼻拱（孔）”拦住，说是要等干部训完话才能走。那“双鼻拱”追到天井外从母亲手里把我们的“饭钵子”夺走，然后摔在了地上。母亲只好含着眼泪又从地上把洒了一地的米饭一粒一粒地捡回“饭钵子”里，拿回家拌了野菜再给我们吃。
那时候，爷爷还在世，每次吃饭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原因是他自己也根本就吃不饱，更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困难。而且，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就是有脾气也不敢对外人发。况且，他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长工，也没胆量和“干部”理论。所以在我们母子四人受到如此欺负的时候，也没见他老人家站出来为我们说一句公道话。
要说“双鼻拱”之流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地欺负我们，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父亲一直没能站在我们身边为我们撑腰壮胆，哪怕是只陪我们一起吃一顿饭。
父亲一生，有一手很好的木匠手艺。那时候，县政府决定在刘家场设置粮管所、修建粮食仓库。区政府就派人找父亲去刘家场主持修建储存五百万斤大粮仓的工作。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上曲尺河伐木，下新江口弄设备，一心一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根本就很少回家看顾家小。就是我们被欺负了他也不知道。大仓库一座一座建起来以后，又转到刘家场“荆州地区汽车运输14车队”去修建车队的建筑......据说，由于他在这些建筑项目中的不俗表现，县政府在组建松滋一建筑队的时候，有关领导是力邀他参与进去的。但是，在那段“一网就能打个县委书记”的岁月，特别是在听说了我们在家饱受欺负的事情后，他还是放弃了。若不是考虑到我们娘母儿几个，或许那时候他就跳出农门、成了手捧铁饭碗的企业工人了。说起来还是我们拖了他的后腿。当然咯，现如今我还是能感受到“父爱如山”的那种沉重、那种伟大！
“一网就能打个县委书记”，说的是那时候正逢国家金融改革，经济发展也不太景气，金钱贬值，物价疯涨。传说，一个渔民一网撒下去，打上来的鱼获的价值甚至比一个县委书记一个月的薪水还要高。
“吃食堂”的时候，我确实是还太小了，根本不懂人事，以至于后来一说起“吃食堂”那回事，还直嚷嚷“‘吃食堂’好啊，天天有‘光米饭’吃”。殊不知，我每天连母亲的那一份都吃掉了，完全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忍饥挨饿、还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的。现在想起来，的确十分愧疚！
那时候，我虽然还很小，应该说是刚刚开始有记忆，刚刚开始记事吧，但“肚子饿的哇哇叫”和“被人摔饭钵子”这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就好像是昨天刚刚才发生过似的。虽然我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但是，这两件事恐怕是至死难忘了。
父母的恩情，哪怕衔草环节也无以为报！
听老人们说，农村实行“供给制”也不是老百姓“饿肚子”的根本原因。其实“供给制”在此之前的1958年“人民公社”、“全民大办钢铁”时就已开始实施了，到1959年，凡是公社社员，无论是种田的农民，还是“大办钢铁”的农工，只要是公社社员，到了饭点，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就近到附近的免费食堂进餐，并管够管饱。食堂周边的阴沟里随处都能见到剩菜剩饭，浪费现象极其严重。因此有人就以此对外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全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一时间，全国范围内官场上虚报浮夸风盛行，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五花八门的“捷报”频频传向中南海，各级干部都在忙着“瞎指挥”、“瞎汇报”。在农业生产方面搞所谓的“科学种田”—用“洋铁桶”装上燃烧着的木炭，封口后放到农田的流水口，以提高水温、促进种子发芽、生长，甚至把好几块地里的农作物移到一块地里收获，然后说什么“亩产万斤粮”；在工业生产方面把山坡上的参天大树砍伐来作为燃料土法上马炼钢铁，把从农家收集来的废铜烂铁投入土窑加以熔炼，然后向上级汇报说某地已经生产出钢铁多少多少吨.......
地方官员如此这般比赛似的虚报、浮夸，制造“政绩”，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正确决策。加上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生产连年歉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国政府关系恶化，中央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讲志气、勒紧肚带，偿还苏联债务，直接导致了老百姓饿着肚子“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这在新中国历史上称作“三年困难时期”或“粮食过关”时期，老百姓称之为“过难关”。所谓的“亚洲第一大土坝”—－洈水水库正是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由松滋人民凭着手推肩扛挑山填河动工修建而成的。据说当时累死、饿死和因事故牺牲的民工不在少数。听我舅妈说，就在她家（洈水镇清水冲村）对面的一块菜地里，就有一个民工死在那里，口里还衔着一嘴的菜叶......显然是饿死的。
好在中央政府还是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及时调整了农村政策。为了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允许农民“见缝插针”、开荒种粮，即所谓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尽管这些政策在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厉的清算，但是对于当下发展农业生产、缓解严重的饥荒问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政治上于1964年开展了全国性的针对“虚报浮夸风”等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整风反右”、“三反五反”运动，让那些凭空捏造“政绩”的官员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彻底纠正了党风政风。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倡导、推行“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党风、政风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