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理旧物，搜出一堆半个世纪前的的粮票等票证，往事犹现眼前。上世纪从1953年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一直实行粮食配给制，即定量供应粮食及粮食制品。两代中国人，除了驻地的户籍外，居民最重要的莫过于“粮食关系”了，毕竟“民以食为天”。居住地迁移除了要转户口，再就是“粮食关系”了。农民虽然有农村的户籍，但却没有资格享受“商品粮”供应，吃粮靠自己种。于是“商品粮”成了中国城市人口身份的象征。那时候，农村的孩子能考上中专、或者大专就意为着能吃上商品粮，身份随之而变。购买商品粮及制成品需要的凭证就是“购粮本”或者粮票，粮票比本本便于携带。在粮食实行配给制的同时，食油、棉花及棉布基本也是计划供应，而肉蛋等主要副食品、甚至包括部分生活日用品如煤球、木柴、肥皂等，在不同时期也是计划供应的。所以，除了粮油票，布票、棉花票， 副食品购货券、日用工业品购货卷，各种票证难以枚举。
粮票分为全国粮票以及只限于当地使用的各省、市粮票，所谓市票，只有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重庆（当时还属于四川省）等大城市才有。此外，还有军用粮票，顾名思义是供军人使用的特种粮票。
这些粮证等除了地域限制，一般还有时间限制，以一年者居多。
有的地方粮票又分为粗粮与细粮乃至面粉票，还有的省市把购粮食与购买粮食制品、餐厅用的饮食粮票分成几种用途的专用票。
图 六
上个世纪70年代直至90年代，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在国内各地出差。当年外出除了单位的介绍信和差旅费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带够可以通用的全国粮票了。我手头保留的这些粮票。除了全国粮票有些是以市斤为单位的，地方粮票大都是找零留下的，所以是以两为单位的小票、在市面流通最为广泛的居多，大都已严重破损，甚至模糊不清。记得1973年与几位同事到四川简阳县城出差，那儿离成都近在咫尺，欲在外买干粮就餐，结果是全国通用粮票与四川省粮票甚至成都的面粉票都不能用，还必须要配以当地的点心票。无奈之极，只能饿着肚子连夜赶回成都。当时，农民没有粮票配给，所以进城就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虽然粮票上都明确有不准买卖与交易，但实际上有些农民是通过黑市交易获得粮票，用钱购买或者是以物易物，通常就是鸡蛋或者其他农产品。
图七 异体字粮票以及单、双月粮票
这几张粮票都有些“看点”。同样面值的广州粮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二”却出现两种字体，一种是简体的弍，另一个是异体字，估计能认得这个字的人不多。实际上，当年的地方粮票并不规范，包括字体、版面。
半两，2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煮熟的饺子重量，粮票于国人之精贵由此可见一斑。而粮票还要分单、双月，又可见当时粮食供应不足有多么严重。上世纪60、70年代的粮票等票种好多都特别印制了毛主席最高指示，如“厉行节约，严禁浪费粮食”，“要节约闹革命“，特别醒目的还有”要斗私、批修。“等。节约自不必说，本来就得勒紧裤腰带，斗私也好理解，而反修呢？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面临的许多困难确实是“苏修”反目成仇造成的。
眼前的这张苏州半两粮票是1970版，上面的最高指示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为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才出的新票。经历过1960到1962年三年灾难的大部分中国人，刻骨铭心地记得苏修对于中国人民的伤害有多大。当时各种生活物资匮乏之极如今简直无法想象，日用品已经不止棉布、肥皂，甚至灯泡、火柴等都凭票供应，但填肚子的食品更缺乏，首先是粮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他的“蛙”一书中略有记载，高密农村公社的农民饿得受不了以致于偷吃煤块。在南方农村也有吃“观音土”（一种偏白色的泥巴）的情况。城市居民情况普遍比农村公社的农民要好一点，起码每月有定量供应的粮食。定量因职业而异，我所在的城市大、中学男生，每月30斤左右，一般职员26斤左右。工厂的体力劳动者要高一些，但也不超过40斤。今时今日，中国居民的食品已经大大丰富，一天能吃一斤粮食的恐怕不多了，到当年凭票供应的油、肉、蛋、豆制品等都极少，基本就是一个月几两的水平，但经常连续几个月断供，牛奶与糖之类更是稀罕之物，加上水果蔬菜供应严重不足，配给的粮食又以“杂粮”如红薯干、未完全去麸皮的大麦、高粱、玉米等 “三合粉”“共和面”为主，能提供的淀粉热量水平不能与大米、白面同日而语，所以定量的粮食根本不足以填饱肚子。笔者所在城市的学校大部分都只能实行所谓“劳逸结合”，上半天课或者停课。印象很深的是，当年上面除了号召老百姓“瓜菜代(主食)”外，还大力宣传“双蒸法”，即把主食蒸煮两次，看起来体积更大一点。如今当然可以当作笑话，对于饿汉，最大的愿望恐怕就是减少饥饿感了。
相对于粮票，其他的票种虽然不可或缺，但除了棉花与布之外，有些物资还不至于让人无法存活。
这张1955年发行的一市尺军用布票，迄今已接近70年的历史。
这几张北京的日用工业品购物券， 0.1张券、0.5张券、还有红卷分别用于购买不同种类或不同数量的日用必须品。当时购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需要另外的专用券。
改革开放后，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确实有了根本的改变，城市居民起码的温饱问题解决后，虽然粮食定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但粮票已经失去了实质上的的意义。而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也有了更高的的要求，从黑白电视机到后来的彩色电视机，问世之初也由于供不应求都是要凭票或者特批才能买到手的。但这些票比之粮油票、布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