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生活的恩赐与师友的提携！

       中国地方志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于2003年11月8-9日在成都召开。会议进行时，我正在云南有个讲学活动，微信适时收到成都年会上四位与会朋友和《中国地方志》一位编辑转发来大会发言人潘捷军研究员的PPT页面，有的做出标示，王晖发表文章位居全国第一名，有的还谬赞一番。当时心头泛起一阵涟漪，人不在江湖，江湖仍有你的传说，不可能没有反应，因此，公开鸣谢一下，感谢生活的恩赐!感谢师友的提携!

        文学源于生活，学术同样源于生活。我的生活就是走过中学教师、文化干部和党史研究短暂岁月之后，长期从事方志工作，除了编纂志书，还从事过旧志整理、网站设计、修志立法、理论培训等方志行当工作，所以发表过文史、党史、方志、家谱、年鉴、宗教、文学等类型的200多篇（部）文章；还主编了《方志性质辩论》《方志论》（上下册）《方志编纂培训讲义》，参编《当代方志编纂教程》《方志百科全书》等多部专著和教科书；主编过县志、乡镇志、山志、省志分志等志书。这些微不足道的成果是实践的结晶，归功于这个时代赐予良机，参与两轮修志，现初步介入第三轮修志，从基层到曾经受聘中志办，被同行戏称修志从地方修到“中央”。工作着快乐着。生活养育了我，无疑要感谢生活的恩赐!。

        2019年《中国地方志》第5期，发表复旦大学历史系巴兆祥教授及他的研究生合作论文，将1994年至2018年间发表论文成果进行数据库搜索统计，得出我发表论文数量在全国1687位学术研究者中位居第一，对方志学研究贡献率1.02%。这个排名始料未及，随即写了篇《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我与历任<中国地方志>主编们》文章，发在微信美篇中，后被《黑龙江史志》转载。那篇文章道出发表文章的原因，除了修志实践赋予灵感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被方志界刊物主编们提携逼上梁山。《中国地方志》首任主编孔令士最喜欢我，在国内学术会议以及出国考察，他都喜欢带着我，合影留念，鼓励多写文章，我没有理由辜负老主编的期望。第二任第三任主编诸葛计、周均美，经常用书信方式约稿，诚然不能失约。第四任主编于伟平，到成都调研，有位处长对她说，你们《中国地方志》上的文章，我最喜欢王晖的，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于主编回来后就以此为依据，对我说“你的文章读者喜欢看，你每年要支持刊物两篇”。同时我参与“新方志论坛”选题策划，一届论坛两个选题，她又要求我必须两个选题都写出论文所谓引路，来不及也要写出提纲参会，导致有些与会者不理解，为何一届论坛文集有时收集王晖两篇文章。巴兆祥等老师统计方志理论成果文章出来后，令我大吃一惊。过去我只知道牛润珍、巴兆祥教授等2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评选《中国地方志》优秀论文，前后进行了三年，在第三次井冈山大会评选时，我起草的评选方案规定每位作者最高只能收录7篇，知道自己可能超过了，所以在大会上评选时谢绝3篇文章入选，谁知统计出来我一共入选21篇，删去3篇，最后提交中志办终审还有18篇，篇篇都有专家写的评语。我参加了终审会，自己再次删去11篇，于伟平当时很是舍不得，因为规定在前，舍不得来也要舍。那时我只知道优秀论文入选我是第一名，哪知道方志研究论文总数是全国第一，还有方志基础理论研究、方志编纂研究两个单项都是全国第一。后来我见到于伟平时说，这个第一是您与前几任主编逼出来的，谢谢你们!谁知她说，要感谢的是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她任主编时刊物创成月刊，那是最红火的年代，稿源需求量大，没有广大作者的支持，水平再高的主编也难为无米之炊。但对于作者来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出成果的，就在她施加的压力之下，不仅完成每年两篇任务，有时每年发三篇四篇的。现在的编者不逼债了，加之退休，江郎才尽，即便写了，水平也达不到要求，鲜有成果见刊。

        问道有先后，学术有专攻。巴教授统计成果是从1994年开始的，假如80年代的论文也入了数据库，很可能第三名的梅森、第四名梁滨久都会超过第二名陈泽鸿的。陈泽鸿先生年龄虽然比我大，但他步入方志部门晚，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广州市志办的，2007年就退休了，在职十来年时间，研究领域之广，发表文章和专著之多，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研究视角比较独特，我1988年发在《中国地方志》上《必须控制志书分量》一文，这是一篇“三一”论文，即安徽省第一届优选论文评选唯一一篇被评为一等奖的论文，也是入选《中国地方志优选论文》的论文。文章提出十一种志书分量控制方法，在陈先生看来文章说没提出方法，他变通5种方法，居然他的评论发表了。还有一篇他谈《冼夫人志》的，发表出一篇超长论文，其中引入《冼夫人志》全书目录就占3.2个版面，仅这目录版面就可供发一篇文章了，没有超人的智商和情商是做不到的。梁滨久先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学术上论敌。有道是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1990年第一期《中国地方志》发表我《论方志性质》一文，这是一篇同时被收入“南大核心”“北大核心”论文索引的文章，第一次提出方志定义逻辑方法，否定之前的方志性质研究，树敌太多，引来以梁先生为首的众多方志同仁广泛争鸣，这场争鸣被武汉市志办主任舒练文章称作是有史以来的方志学争鸣第二次浪潮。长达十几年的争鸣逼着我写出一系列答辨和纵深研究文章，学问不争不明，争鸣出观点，出成果，因此，要谢谢我的很多“论敌”朋友。

        感谢上述师长和朋友的同时，要谢谢潘捷军主任的提携。我们认识较早，他调任浙江省志办主任，启动《浙江通志》编纂时，即邀请我去浙江给培训班讲课。后来我们在上海第一届方志理论论坛上相遇，他竟然说是我给他领进方志门，是巴兆祥教授给他提升了水平。2022年《浙江通志》首发式邀请我与会，见面他又说没辜负我的期望，自始至终完成了志书的编纂。此话我是领受不起的。有句话说得好，受人尊重不是自己水平多高，而是他人品德高尚。这个潘主任可以说是省级志办主任中的楷模，省志办主任无疑是以行政为主，哪有时间参与志书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即便参加方志评议研讨活动，多半也是维持会长。而潘主任是行政学术齐头并进，近年来完成《方志馆研究》等重要课题研究，理论成果丰硕。潘主任又是位非常谦虚的人，近几次开会合影，他都热情地将我拉到与他并立前排，不知情的会认为我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这次全国年会他在会上介绍全国方志研究成果，反响强烈，虽然是过眼烟云，总令我有些惶惶不安，扪心自问，质量如何，是不是粗制滥造，糊弄钱粮？是不是主编们偏爱发表了一些滥竽充数的文章？或许有其他朋友也想到这个问题。为了检验文章的质量，去年我研究了衡量学术论文质量的权威标准，并写了篇《终于弄明白学术论文级别》文章，现摘录如下。

        我国论文级别分5级：

         A 类，权威核心刊物论文，是指在国际通用的SCIE、EI、ISTP、SSCI以及A&HCI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或在国内具有权威影响的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B类，重要核心刊物论文，是指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刊登的论文或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C类，一般核心刊物论文，是指《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图书馆》刊物上发表的的论文。

        D类，一般公开刊物论文，是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上(有期刊号CN、ISSN，有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E类，受限公开刊物论文，是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但受发行限制的刊物上(仅有期刊号、无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在这5类论文中，有权威核心、重要核心、一般核心、一般公开、受限公开之分。权威核心期刊主要包括南大、北大、科技三大核心，发表的论文属于A类。“南大核心”，即“CSSCI”，由南京大学组织多所高等院校评选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每2年评一次，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影响力大于北大核心，入选难度高。“北大核心”全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的，每4年评一次。“科技核心”位列第三，即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这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与社会科学无关。通过维普期刊数据库“学者服务”认领作品，发现收入我发表在《中国地方志》等刊物的论文代表作70多篇，很遗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红火的《史志文萃》《方志研究》以及众多省市级方志刊物发表的文章没有被收录。仔细研究已经被收录的文章，发现有些文章发表刊物级别再高，也不被核心收录，如我发在《新华月报》上的文章就没发现有“引文索引”核心标志；发在社科核心期刊《中国地方志》上的文章也有很多没评上的，特别近几年的或许没开始评选；发表在刊物级别不算太高，如《广西地方志》上的，也有两篇入选，看来这些核心论文评选标准是严格的。经过核心词搜索，我的代表作品中被收入“南大核心”（标示“cssci”）论文索引的有31篇，收入“北大核心”有4篇。这个数字证实了拙作的质量，不是人情文章，而是拥有30多篇两大核心收入“索引”的A级论文，对此感到莫大的欣慰，这是对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最高奖赏!故将维普网上收入我的“代表作品”中，印有两大核心标示的论文目录截图，附录于后，以资孤芳自赏，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