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我的南下西进路》
张 策
南下赣东北
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为解放新区抽调53,000名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南下干部支队”，离开冀鲁豫革命根据地，随军踏上南下西进路，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的战役，投入了接收新区江西和贵州的工作。
1949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期间，我记得地委书记白潜同志多次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记忆深刻的有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领导方法问题，比如要学会当班长，要学会弹钢琴，这实际上是教我们怎样当县委书记。我一直在努力，学一当一。可真正学起来，学问就深了。
我1951年到1954年在贵州荔波县做县委书记，1971年到1974年在四川渠县做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第一主任，两次当班长，紧学慢学，距离与要求还远得很啊！合不合格，得班子其他成员和各级干部群众说了才算，自己夸口不行。至于弹钢琴，那就更难了，各方面的工作组织起来，协调起来，我自己打分顶多也就是20%，离及格还远着呢！但是我自认为是真心实意在努力学习的，如果不学习，我还凭什么呢？
1949年2月，四地委决定调我南下。作为53000人的一份子，参加渡江战役，我无上荣光。
当时南下就是参军打仗，南下干部家属享受军属待遇，家门上挂军属牌，穿军装，和军人一样（后来都没算军龄）。我准备的只有一条，就是打仗，就是带上枪和子弹。有关部门给我弄了一只德国造的三把盒子，枪很老了，几乎没有膛线了。
春节前，四地委南下干部照了合影。80年代，当年地委办公室主任王彪的儿子小亮（大名韦克，随军南下后在贵州工作，离休前任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长）把他保存的这张合影翻拍后给了我，这张照片上有白潜和抱着大儿子小波的芦琪夫妇，也有我，一共56人，53个大人和三个孩子。
紧接着，白潜同志调离了四地委，我向新任地委书记李进宝和专员袁声各要了5发子弹。我没有回家，地委也没有开欢送会。
当月，我们四地委机关南下干部离开梁二庄，告别了战斗多年的故乡，奔赴新的战场。四地委机关南下干部由张欣如带队，我们是熟人。1942年，我任高内县委秘书时，张欣如任县政府秘书，都是白潜同志的部下。南下前夕，张欣如从专署秘书科长任上刚提成副专员，负责搭配南下班子。他跟我说，咱俩伙一匹牲口吧，把你的行李放上。那会儿我没什么行李，只有条被子。打个背包，背把手枪，一个挎包，一个干粮袋。还有个通信员。行军很轻松，负重还比不上战士的一支步枪重。
我们从梁二庄步行到黄河沿，乘船过黄河。过了黄河是东明，到曹州区党委驻地集中，组建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南支司令员是傳家选，政委是徐运北。我们分到由四、五地委南下干部合编的五大队，政委是赵涛。培训学习一个月，学习进军纪律和城市工作以及开辟新区的有关政策。
到达曹州后，我们全部换上了军装。原来穿的衣服，都送回了老家。按部队团级干部的制装标准，给我发了一套洋布黄色军装，一床单人蚊帐，一条棉被，一个洗脸盆，一条干粮袋。我的通信员领的是粗布军装。
区党委在山东菏泽晁八寨村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区党委领导潘复生和徐运北讲了话。
1949年3月31日，我们南下支队从晁八寨出发，开始步行南下。走到朱集子，也就是商丘上了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火车和坐火车。我们大队部坐的是闷罐车，就是行李车。那时候，我们从商丘到徐州，到蚌埠，到合肥，火车道时有被破坏，所以有时坐车，有时走路。到固镇下车，路坏了，还有防空，这地方是淮海战役的战场，我看到了断壁残垣，弹痕遍地。
我们那时行军非常热闹，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种令人振奋的享受。我们支队和军队，还有支前民工齐头并进，无论大路、小路，哪儿哪儿都是人。
坐火车到合肥下车后步行到距肥西十八、九里地的一处村庄宿营。这个村子在大路边上，名字好像是叫个什么塘。
这期间，四、八地委南下干部又合编为南下支队四大队，白潜同志任四大队政委。四大队分住好几个村，白潜同志这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
大队得到通知，要区级以上干部4月9日到合肥开会，听中央委员张鼎丞、候补中央委员宋任穷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张鼎丞说闽西话，大家听不懂，改由宋任穷传达。在这次会上，我惊喜地碰上分別已久的老战友刘东明（离休前是镇江船舶学院党委书记），倍感亲切。
我们支队行军，被邓小平政委看见了，命令传达下来。听说邓政委问，这是哪个部队？行军还拄着拐杖，把拐杖扔了！挨了批，行军不像个行军的样子，这是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不足。
其实领导上的安排是周密的。我们从晁八寨出发，开始一天只走三十华里，逐渐增多，最多一天走了六七十华里。我经过打游击的锻炼，很多同志走不过我。
4月20日，我党和李宗仁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团谈判破裂，21日，我军随即打响了渡江炮，千帆竞发，摧垮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胜利过江。
我们南下支队是4月26日才过江，是防空和平过江。我们四大队接到过江令后，4月21日从桐城出发，急行军赶往渡江处安庆。
23日晚上，天下大雨很黑，我们在马路上急行军向安庆赶，因走的人多，马路成了烂泥路，又粘又滑，很多人滑倒，有的人滑倒站起来又滑倒，几乎站不住、走不动。那天晚上行军最艰难，所有人都淋湿了，摔了一身的泥。到宿营地，见到张欣如，他说我们走岔了路，害人不浅。
在我们到达安庆之前，二野三兵团10军于22日解放安庆。
4月23日凌晨，我们在江边等船，南下支队傅家选司令员指挥我们乘大船趁佛晓分批渡江。太阳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到达南岸了。在长江边，战痕遍地。我看到水里有很多步枪子弹，沿岸有很多堆放着的木箱，装着蒋军未启封的子弹和炮弹。江边地被踩得寸草皆无，说明大军过江后，这几天还没来得及打扫战场。
过江前，党中央已指定冀鲁豫南下干部随五兵团接收赣东北，组成赣东北区党委。四大队组建鄱阳地委，各中队分赴各县。鄱阳地委书记白潜兼军分区政委，副书记常颂。组织部长唐晓声，干部科长刘岗，我任组织科长；宣传部长魏明光，副部长孙汉章，办公室主任苏相信，还有娄本效、赵锋光、高尚义等。鄱阳县委书记王勇波，彭泽县委书记赵振邦，湖口县委书记陈达之，万年县委书记陈凤梧，余干县委书记夏树屏。过江后，南下干部支队就解体了。我们直奔鄱阳。
到鄱阳后，地委机关住在银行院内。首要问题是加强治安，恢复生产，稳定秩序。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布置开展工作。不久，地委搬家，靠近专署驻地，地势比街上高。
赣东北是方志敏烈士生前活动的革命老区，好多失去联系的老党员找到地委谈问题，由我接待。我听不懂他们的话，有的人着急，点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最老实，最忠诚！”我都请他们写材料。
那年大雨成灾，街上一公尺深的水，湖边和街上的水连成了一片泽国。
接南下妇女干部
1949年7月，地委决定派我回冀鲁豫接妇女干部南下。我带了徐超群管财务。我和老徐，还有调区党委工作的陈大羽三个人雇了条打鱼船，从鄱阳去鹰潭。水很大，一路上不见村庄，看到水上漂浮着一些杂物，草屋顶上有鸡和老鼠在躲水灾。途中遇上刮大风，吓得船家放鞭炮祈求平安。我们坐在船上不敢站起，也不说话。坐了六七天的船，下船后我站不稳，不会走路了，总觉得地在动，像还在船上。停了一阵才能站稳走动。
到了上饶，去赣东北区党委组织部找副部长郭超、科长朱涛、连治洁报到，接受任务，和区党委机关干部武奇、张佩二同志汇合。区党委决定由我和武奇、张佩三人组成接冀鲁豫南下妇女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我任组长。
我们五六个人买了火车票先去上海，途中经金华市，买了10多只金华火腿，作为送给冀鲁豫区党委的礼物。那时的铁路不像现在，铁路遭战争破坏，不能直达。
到了兖州，下火车后马上到冀鲁豫区党委。区党委机关开了欢迎会，我介绍了南下情况。区党委十分重视，还送给我一套哔叽衣服，但不是军服。哔叽比洋布高级一点。
我分工接四、八两个地委的南下妇女干部，张佩接区党委机关的，武奇接其他几个地委的。当时区党委正忙于筹建平原省，地区机构人员都在调整变动中。四地委已驻新乡，组织部长张泽民，干部科长朱天德。我的任务由他们协助办理。八地委驻濮阳，地委书记魏云、副书记李进宝都是熟人。我回新乡时，四、八地委已经把南下女干部集中起来了，三四十个女干部加上孩子、保姆、家属、随员，总共一两百人的队伍。
我把大家分成两个中队和若干小队，互相帮助，男女强弱搭配。由八地委妇女委员会委员芦琪带领一个中队，南乐县妇联主任魏瑞珍带领另一个中队。魏瑞珍是原南乐县县委书记张悦斋同志的夫人。
我们这支队伍是支特殊的很有生命力的队伍，只有我和徐超群两三个人穿军装，其他的人都穿着老百姓的便装，抱着孩子，扛着包袱，扶老携幼，花花绿绿，嘻嘻哈哈。
我们买的是从新乡到南京的火车票，由平汉路转陇海路，再转津浦路。包了一节闷罐车，一百几十人挤在一起，我怕分散发生意外。孩子哭哭闹闹，拉屎尿尿都在车上。车门半开，看管很严。队员们大都没有坐过火车，没出过远门，所以很听指挥。
火车开到浦口，转轮渡过江，我们在南京站下车。老徐找到市区的一家旅馆，找了三辆公共汽车接我们。老徐把各队人员的住房安排好，很快住下了。这个旅馆院子很大，也很高级，木板床。一住下，大家就忙着给孩子洗尿布，洗衣服，在院子里拉绳子晾晒衣服，满院子晾晒着衣服和尿布，人过往从底下钻，乌烟瘴气。老板没有见过这阵势，很有意见，因为我们是穿军装的解放军，他又不便明说，我看得出他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个旅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蚊子特别多，碰脸，用手一抓好几只，说明卫生条件差，大家都受罪了。
到了上海，住在南京路先施公司楼上的东亚旅社，这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方，高级而现代化的旅店。我们的队伍坐在楼下，等号房子的人下楼领大家入住，引起许多逛商场的人的注意。他们看我们不顺眼，说这是哪里闹灾荒的人来了？把我们看成了逃难的。直到有人看见队员们胸前戴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章，这才知道我们不是灾民而是解放军。我们的队伍没人乱走动，也没人大声说话，连孩子都不哭了。
土老帽进了大城市，住进洋房，一切都是新事物。队伍中，只有芦琪同志是北京的学生，见过大世面，我就请她一路给大家讲解大城市的生活常识，教大家怎样开关电灯，怎样用自来水。我们上楼入住房间，一上电梯布永光（后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就大叫：“哎呀，张同志！你就叫俺住这样的房子？”她话音未落，电梯就启动了，吓得她大声喊：“我的娘哎！”大家好笑，都不吭声。
我也是第一次坐电梯。进了房间，地毯、沙发、席梦思床、坐式马桶等等，都是第一次见。躺在软床上睡不着觉，走在地毯上软软的，也不习惯，害怕给人家弄脏了。结果还是有小孩把尿撒在了地毯上。
妇女大队安全到达上饶，队员们分别去了区党委和各地、县，至此，我们圆满完成了接南下妇女干部的任务。
西进贵州
党中央决定二野进军大西南，冀鲁豫南下的干部随五兵团西进，接管贵州赣东北地区交给四野。鄱阳分区、地委、专署和各县干部到上饶集中，组建西进支队，翻阳地区干部组成一大队。
西进支队成立后，在上饶学习一个月，总结赣东北五个月的工作，学习政策,统一进入贵州的思想。这一个月的学习整顿很有必要，成绩也很大，但是因领导的误导，造成了一批干部怕艰苦，开小差逃跑了。对此事，我觉得有三条教训:
一、没有考虑到大批南下干部，都是没有出过远门的北方籍农村干部，到江西后，天天下雨，还发大水，说话听不懂，水土不服，又闹土匪打仗，牺牲了人,脚跟还没有站稳，又要去贵州，觉得贵州很遥远，认为从军到“交趾国嘎嘎县，永远回不了家了”。领导没有针对干部的这些活思想做相应的、细致的思想工作
二、我先到上饶，知道区党委已明确我们去贵州。鄱阳地委副书记常颂后到上饶，我去看他，他兴奋地说，咱们去四川天府之国!干部们都很高兴，很多人还买了地图。我一听不对劲，我说怎么是这样?区党委说的是去贵州。常颂一听,惊讶得“啊”了一声，说这下好了，这思想工作可怎么做? 原来说我们要去四川，都层层传达下去了，怎么会出这么大的差错呢?开这么大的玩笑!
这事儿源于区党委和上级领导的不严谨。
据我所知，1947 年，毛主席就告诉刘邓，由他们经营西南，还组织了四川籍的川干队。他们要回家了，兴高采烈地宣传天府之国，我们区党委也误认为是跟着刘邓入川，没有想到刘邓是真到四川，可首长们并没有说我们冀鲁豫南下支队也到四川。这件事办得真窝囊!区党委两头受气，上下挨批。下面干部说，我们跟着XXX就去不了好地方!南下时说到京沪杭，结果到了赣东北，这回西进又说是去四川好地方，结果要去的是不毛之地贵州，怨气很大。
三、贵州少数民族多，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点宣传得很不够，因此想辟谣，反倒起了造谣的作用。南下干部对贵州省情基本是一无所知。9月4日，区党委在上饶召开全区区以上干部会议，徐运北同志对赣东北区四个月的工作进行了总结。9月10日，区党委在上饶市广场召开了由全体西进干部和勤杂人员参加的西进动员大会，由西进支队宣传部长做报告传达去贵州的事。西进支队宣传部长说是他到华东局领受的去贵州的任务，他说:“我要说不去，就开除我的党籍!”接着他又把道听途说的一些传言在会上讲，什么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什么贵州有瘴气，少数民族多，这样和那样等等。大家不知道，这些都是大汉族主义者丑化少数民族同胞的言论。他不说还好，经他这么一讲，吓得有些人就开了小差。实际上，我们到贵州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贵州城乡有的比北方好，文化高，各县各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人们穿戴不同，长得好看。当时要是这样如实讲，大家的思想工作是很容易做通的
1949 年9月 28 日，我们离开上饶，乘火车到南昌。下车后步行，经过南昌市区。
10 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我们正走在南昌到九江的进军大西南的路上，我们只顾西进行军，开国大典这样天大的事情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10月2日，宿营九江市。10月3日清晨，我早起出门，看见大街远处停了辆美式中吉普车，车上的人朝我招手，招呼我上车。我快步向前上了车。车去庐山。车上有白潜，唐晓声、魏明光，刘锐之等满满的一车人，车开到庐山脚下,下车就爬山，我们这些人年轻力壮行军练出走路的腿，又正在兴头上，一边爬山一边说笑，爬到好汉坡，都累出一身汗。好汉坡有个饭馆，我们稍停休息。饭馆老板告诉我们，蒋介石也是从这条路上山下山，他做的滑杆必须要浙江奉化他老家的人抬。
好汉坡山陡，有百十级台阶，爬到山顶已过中午。山顶也有个饭馆，我们吃了点东西就跑去看蒋介石、宋美龄、马歇尔的住处，还有国民党开会的大礼堂。紧紧张张，直到太阳西下又赶紧下山。好汉坡难爬也难下，到了山下天都黑了,我腿疼了一个礼拜才恢复过来。我们上庐山的这条路,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走了.荒废了。
九江市本是四野的战区，被我们鄱阳军分区司令员周桂生率军先到解放了,四野部队后到，拒不接手。我们分区部队被粘住了，脱不了身了。鄱阳地区土匪闹得凶，我们的部队少，牺牲了很多同志。周桂生司令员犯了“异乎寻常积极性”的错误，被撤了职。张克球副司令员在九江留守，直到与我们一起西进才脱手。张克球和接收九江的四野部队关系搞得很紧张，他要张诚把机关枪扔进长江，也不交给四野。张诚不作声，哪有把枪扔到江里的道理?我猜想，我们上庐山的这俩美式中吉普，可能就是张克球副司令员给派的。
我们从九江到武昌，乘坐的是军用登陆艇。我们大队人马坐在船舱里，白潜司志坐在驾驶台上。我跑上跑下，看了一路长江风光
到武昌下船，我们大队部住进了东西大街路北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院子在山坡北端最高处，是两层大楼，东边房子是配楼。院子大，觉得很宽敞。
在这里，我奉命收容了开小差逃跑被抓回来的千部，我对他们批评教育，能认错的就归队了，没有记账，也没有影响后来对他们的使用。
从武汉到湘潭，我们大队的人员改坐汽艇拖着的一条木船，船上有唐晓声、王祝琴、魏明光、张凤荣、刘锐之、刘玉香、范文杰和我爱人陈秀民等人。从九江到长沙是上水，换乘的这条船没有登陆艇的马力大，所以走得慢些，走走停停.停了船，我们也不能上岸。
到了湘潭，我们特别高兴，湘潭是毛主席的家乡，我们对房东老乡特别尊重，他们是毛主席的乡亲，对我们很亲切
在湘潭，成立了由张克球副司令员领导的后方留守处，妇女干部都留下了，我们男同志开始步行前进。第一天起步走三华里练腿，以后逐日增加。
到邵阳的时间，白潜同志的日记上记载的是 10 月 26 日。他是前梯队的领队,带领各县主要领导干部走在前面，我们紧跟其后。我记得我和魏明光、张凤荣、陈秀民、刘锐之、刘玉香等人从邵阳乘坐一辆小公共汽车，二三十个人的座位，坐满了人。
那天下雪，爬雪峰山。雪峰山山高路滑，坡度很大，汽车向上爬很难，司机怕车滑下去出事故，叫我们从车上下来走上山。路上有部队的宣传鼓动站，男女宣传员打快板，为我们加油鼓劲，一路上看见有好几辆军车都掉下了深山，能看到车撞倒树的现场，这些牺牲在西进途中的汽车兵缺乏车行山路的经验，人又年轻，都是些奋勇向前的好战士。写到这儿，他们牺牲的现场就浮现在我眼前，令人惋惜。
过了雪峰山，前面还有条路叫“鹅翅膀”。我们沿着湘黔铁路行进。这段铁路，路基都没挖通，桥梁更不行了，连半拉子工程都算不上，很难走。
记得进入贵州地界后，有座桥坏了，过不去，我们坐等着修桥。听说宋任穷也路过此桥。
我们是真正爬过雪峰山的队伍，下了汽车后走上山顶，又走下来。山下是个漂亮的重镇，忘记名称了，镇上有家棉纺厂，还有一条河，好像叫资江。
10 月29 日，我们到达湖南与贵州交界的芷江县，这里是 1945 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接受日本鬼子投降的地方。我们停下来，等待上级的入黔令。白潜同志也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在芷江住了十来天，枕戈待命。
我们是真正爬过雪峰山的队伍，下了汽车后走上山顶，又走下来。山下是个漂亮的重镇，忘记名称了，镇上有家棉纺厂，还有一条河，好像叫资江。
10月 29 日，我们到达湖南与贵州交界的芷江县，这里是 1945 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接受日本鬼子投降的地方。我们停下来，等待上级的入黔令。白潜同志也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在芷江住了十来天，枕戈待命。
11 月初，白潜同志带领各县领导干部随军进入贵州。11 月 15 日，贵阳解放，我们接到命令，乘汽车经玉屏、镇远、马场坪、龙里到达贵阳。
到了贵阳南明堂贵州省委所在地，省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连治洁分配我到独山 (后改都匀) 地委。白潜同志在场，他对连治洁说，把张策分给我们吧!老连说，已经分到独山，不好变了。我即乘长途汽车返回马场坪，又到独山地委所在地都匀。
白潜同志任安顺地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由 17 军副政委、安顺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戴润生兼任。第二书记由 17 军政治部主任裴志耕兼任)。况玉纯任独山地委书记，张欣如任独山专署专员，我先是待分配，以后让我做“地青委”，即共青团地委书记。
1950年，调我任麻江县委组织部长。 1951 年2月初，我任荔波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后任县委书记兼县警备营政委。1952 年，全国抽调大批干部转工业战线，荔波县长杜介厘调走，我未动。
1953年，党中央根据新中国建国后党的组织工作的需要，扩大中央组织部，要求每个省选拔两位“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调中组部。我被选调，1954年2月离开荔波，3月抵达北京西单槐里胡同2号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
作者简介：张策（1926·11一2023·8），曾用名张允献，河南省清丰县瓦屋头镇汉寨内村人。1937年11月参加抗日儿童团，193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青年委员，清丰县3区青救会委员。南下后在贵州、四川、北京工作，离休前任中央纪委驻国家劳动人事部纪检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