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我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了那年的高考。
一九七九年的中国，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过的还极其艰苦，作为我们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二届高中毕业生，只有近五分之一的学生能够经过半年的复习参加高考。而那五分之四的学生就回村务农成了一名生产队社员。
南邵中学1974年设立高中班，1977年1月，我和大部分同学一起走进高中教室，是79届高中毕业生。为了备战高考，78年10月提前毕业。
其实，我们这届学生学校早在一年之前就开始为高考开始做准备。高一升入高二之际，南邵中学把各班成绩优秀学生都集中在一班，这就是被当时全校师生成为”尖子班”的高二（1）班。而我却没能进入这个班，依然在二班就读。
对于”尖子班”我也有些不服气，不就是成绩高出我们几分么！有什么了不起的。自习课上，我和陈万江等几个同学做完作业大声喧哗，物理张桂芬老师走进教室巡视，叫我们以一班”尖子班”同学为榜样，好好学习，将来有所作为。我有所不服，阴阳怪气的说：”尖子班”有啥了不起的，我们也跟他们没差几分”。
”没差几分，那就一会也叫你去一班”张老师笑着说。
对于上学期我的考试成绩我还是比较清楚的，自认为考的比较理想，虽然达不到去一班的标准，当但是我自认为不会差的太多，当时班也分完了，没去一班肯定是我的成绩不够。具体去一班需要多少分，我其实并不清楚。
第三节课开始了，物理吴兰坡老师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第一句话就是：”陈万江、纪俊文、李玖亭，你们三人收拾书包去办公室找年级组长吴老师”。
当时，我们都蒙了，不就是上课说话吗，有那么严重吗！还带上书包，不让念书了。带着疑问，我和陈万江、纪俊文来到年级办公室，年级组长吴兰生老师接待了我们。他开门见山的说，上学期期末成绩学校弄错了，你们三个同学的也应该进入”尖子班”，现在听听你们的意见。
原来是这样啊，这到是个意外。
“老师，我的学习不是太好，一班我还是不去吧”我首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你们俩呢？”吴兰生又征求陈万江和纪俊文二人。
”我愿意去一班”
”我也愿意去”
他俩分别表示愿意去一班学习。
”很好，李玖亭你再考虑一下，是去一班学习，还是回二班？”吴老师回过头来严肃的对我说。
“那，那我也去一班吧！”
就这样，陈万江、纪俊文我们三个人成为最后进入1978年南邵中学“尖子班”即高二（1）学习的学生。
高二”尖子班”来自高一年级四个普通教学班的前十名优秀生，集中了学校优秀师资，目标就是一年半后的高考。
进入这个集体，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被裹挟在这样一个优秀的集体里，想不进步都难。这一年，我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在不久以后的的一次团员五科知识竞赛中，我荣获年级第五名。后来在另一次比赛中，我又获得第三名，而李海鹰同学获得第一名。两次考试成绩都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是来自矿山的职工子女鲍燕，其次便是张各庄的李兆方同学，我一直就把自己排在中下游位置。取得第五名和第三名使我增加了学习的信心，也在高考备战的道路上看到了一丝曙光。
1978年10月，为了迎接高考，我们提前毕业。根据本人意愿，我和另外五十多名同学留了下来，继续备战来年高考。开始，备考班合着上课，一个多月后，文理分班，我和纪俊文选择了文科，同班还有徐桂玲、金宝庆、郭会兰、张文丰、纪俊文、纪士更、门卫东、李富英等同学。
我们文科班有十几个学生，其中有几个是复读生。这也给我们应届生形成了压力，因为人家已经提前j复习了一年。在班级里我不算最优秀的那几个，但是记得一次聊天时，有学生开玩笑的问教地理的王克勇老师，谁能金榜题名，王老师做了自己的预测，其中他提到的名字中有我，我很欣慰，虽然他没有把我放在前面。
那一年高考来临之际，我们文科班发生了一件大事，复读过一年的张文丰同学中午从张各庄家里出来后，没到学校，他失踪了。和他同村的班主任李德润老师把和他关系较好的几个男生聚集到一起专门开会研究和预测，在张文丰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几个同学冥思苦想，也没想出什么所以然。第三天后消息来了，原来张文丰同学，那天中午从家里出来后，经过张各庄村边的京密运河，由于是夏天天气炎热，就在运河里游了会儿泳，上岸后过马路，由于耳背没有听到过来的车辆，被车撞昏了。后来肇事司机把他扔到车上拉到了150公里以外的怀柔县北部山区，扔在一个山洞里。这些详情是我们事后他来我家聊天时告诉我的。那天，他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醒来后天已经黑了，他也不知自己在哪里，感觉自己还能动，便忍着疼痛爬出了山洞，朝着山下有灯光的方向移动。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他终于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前，敲开了一位老太太的门。这样，他得救了，在善良的好心人帮助下，终于回到了昌平的家乡。经过住院治疗康复出院，但是却失去了再次参加高考的难得机会。
高考备战的日子艰苦而漫长，78年的冬天来了，学校为教室按上了炉子，相对于诺大的教室我们十几个备考生坐在里面倍感寒冷。春天来了，那时的中国还看不到春暖花开，一切在悄无声息中慢慢的复苏。每天，我们面对的是无休止的复习题，还有以前从没接触过的知识。1979年炎热的夏天来临了，我们也迎来了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神圣的7月高考。
高考地点在昌平二中，学校要求我们自行解决交通，还好我家那时已经有了自行车。
妈妈给了我两元钱，为了让我买些吃的，我只和伙伴们一起买了几根冰棍，其他余下的没花完。
第一天上午高考科目是语文，我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完了所有的答卷。地理、历史、政治学科我都是考场上第一个交卷的，数学是在收卷时才交的。
中午，我们都是回家吃饭，时间还有富裕，我们还不忘到村外的扬水站洗了澡，下午继续应战。
高考结束后，学校叫我们在家等成绩，不用到校了。我知道家里不富裕，就告诉爸爸去队里干活，为家里挣工分。而另外几个同村同学在家休息，玩了一个礼拜才回生产队干活。
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每天除了顶着烈日当好社员外，晚上就集聚到村大队部看电视，79年的北京乡村，各村已经有了电视机供社员看，电视节目也成了社员每天的必要文化活动。每天晚上七点到十点，孩子们首先提前来到大队值班室前，一边玩耍，一边等着电视打开。不久，值班人员打开了那台二十五吋的电视机，孩子和社员们先后来到电视前，开始了劳累后的精神生活。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吃完饭依旧提前来到村大队部，跟伙伴们聊天、玩耍。 不经意间看到不远处的一群人里传出高考的字眼，我赶紧挤了过去，见柏斯兆老师的长子也是我们同学柏继开被围在当中，似乎在谈高考成绩，他也看到了围上来的我，“对，这次就两个同学超过分数线，有你，李玖亭”他指了指我“还有理科的李兆芳”。
这是我最近几天听到的最好消息。我便赶忙跑回家，讲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听后非常兴奋。
第二天，我高考超过分数线的消息在村里传开，爸爸妈妈觉得这些年我没有白学，感到家里祖坟长蒿子了（祖上显灵的意思）。
不久后，学校来消息说我和李兆芳同学分别超过以327和317.5的高考成绩取得上大学资格。本年度高考分数线，文科310分、理科300分。学校通知我和李兆芳去填写入学志愿书和参加体检。
高考，当年还是新事物，直到接到学校录取通知，我们也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那一年，我长这么大，没坐过公交车，没去过北京城，报什么学校，都有哪些大学，我都不知晓，只记得北京城里有个清华和北大。于是，当接到老师递给我的就读志愿表时，我就郑重的把清华大学写了上去。负责老师审查后告诉我说：你的分数线虽然达到了入学标准，但还远达不到上清华大学的分数。志愿表作废，又给了一张新表，并叮嘱我千万不能在填错了，在老师的帮助下，结合我的学科分数，我在就读志愿学校写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专业是历史系和地理系。
为了保险，我们又填写了一张中专录取志愿表，我根据自身家庭经济状况，依然填写了师范类，即第一志愿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第二志愿昌平师范学校，后面是天津财会学校。
填写完志愿，然后，昌平县教育局安排考生体检，我和李兆芳约好按照教育局体检时间，在昌平区医院参加体检。
“你的脊椎侧弯”医生告诉我，我吃了一惊。
“不够格吗”我问
“没问题，你的脊椎侧弯1.5公分，别超过3公分”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剩下时间是等待和期盼，盼望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带来，我变参加生产队劳动边等待，每天都有好心人询问：，通知书来了吗。每一次我都失望的摇摇头。一个月后，三姨家在立新鸡场上班的姐姐告诉我，今年南邵公社有四个知青高考过线，已经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又过了近一个月，通知书来了，我被北京第三师范学校录取。
就这样，大学梦破灭了
我成了一名师范生，未来的小学教师。
记得在头一年的上一届，学校通过努力，四名考生考上了大学，还有几个考分稍低被中专昌平师范学校录取，其中就有村里崔俊国，还有我们这一届的纪窑村的纪大庆同学，因为他学习极为出色，老师提前一年给他在高考报了名，虽然大学分没够，却达到中专分数线，被昌平师范学校录取。南邵村有几个上一届的哥哥姐姐学习都很不错，却没能考出理想的成绩。除了徐桂玲重读，其他都回村务农了。
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改革春风还没有吹到农村，农民的孩子要想跳出农民圈子就必须通过中考和高考。1978年中考，南邵中学初三年级柏继明、张有劲、张世杰、纪士更、张爱琴、庞文泉、张志宇、李国镇、徐桂红、庞进军、李亚军、吕冬梅、王义、于士云等十几个学生，都被北京第三师范学校录取。
我们这一届高考录取后，参加了中专录取，先后有多名学生被中专学校录取。
其中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李玖亭、姚海军、杨增月（海淀区考入）、纪俊文、金宝庆（重读）、郭会兰（重读）。
昌平师范学校：徐桂玲（重读）。
昌平农业机械学校：张红文、金宝海、张士江（重读）。
昌平卫生学校：韩成友、周瑞霞、张桂婷。
回龙观卫生学校：金国强。
这就是我的高考，那个年代，我们努力过，付出过，哭过，笑过，一路走来， 自觉没愧对人生，去年我们都已经退休，在家用各种方式，过着自己的退休生活，愿我们每个人过好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