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蒙古族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以文化变迁为中心的田野调查
何群
内容提要：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文化变迁过程中内部出现的同一性、差异性问题入手，分析这种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内在关联，其中特别关注差异性的表现及其成因、背景、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初步提出、总结现代化进程中蒙古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所表现出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存的“复合性民族”的时代特征。这对于全面、深化认识新时期“民族”内涵，根据民族内部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民族事务治理理念和举措，增强民族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以文化变迁为中心，对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作为民族共同体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及其特点进行实证性研究与解读，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为此，本文提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即转型期蒙古族文化变迁过程中内部出现的“同一性”、“差异性”问题,探索这种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内在关联，其中特别关注差异性的表现及其成因、背景、对民族认同的影响等问题。在此，“同一性”，即同质性，是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差异性”即区别性，是指民族内部存在的差异、文化分化，一种异质性取向。众所周知，内蒙古地区幅员辽阔，横贯中国北部边疆，地理景观复杂多样，人文景观丰富多彩。早在历史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蒙古族即与区内其他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传统上，蒙古族为游牧民族；概念上，蒙古族则是草原上的牧人-放牧、骑马，“炒米、奶茶、手把肉”，通常这也是人们对蒙古族文化乃至社会的基本印象。但事实上，如同一切民族一样，蒙古族文化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几十年变化尤其显著。不难感到，蒙古族内部已经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语言、生产、生活方式方面，也表现在民族心理、价值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等精神层面。换言之，而今的蒙古族，事实上已由传统游牧民族，演进为内部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复合性民族。
那么，如何看待民族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这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自然人文环境、社会变迁、族际交流、乃至制度或政策因素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联?如何认识民族共同体内部在社会转型期的凝聚与分化、建构与解构？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又有哪些规律性的特征和趋势？转型期影响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才能获得对当代“民族”的再认识？这种差异性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如何保持民族的同一性？在学界乃至现实政治生活中，文化的同一性通常被视为民族认同的基础，但事实上，差异性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事象，而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差异性将越来越明显。那么，如何从学术视角解读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存的“复合性民族”这一具有一定现实敏感性的文化变迁现象，合理地说明差异性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民族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仅仅是个学术理论上的难点问题，而且还是关乎现实中复杂利益关系的敏感问题，此可称之为“非学术性”的难点。
一、理论、方法-“民族是什么”？怎样走近“民族”世界？学术研究存在争议，一个关键因素是看问题的角度、出发点，以及由此出发选择的方法上存在差异。看问题的角度、出发点这一基本的东西不解决，学术价值会大打折扣。问题在于,哪样一种认识、角度更接近实际?拿一种文化的变迁之于这一文化的前途的这一问题来说，这种文化变迁，是适应，还是衰落；是构建、创造性转换，还是在走向毁灭？
笔者曾撰文认为：理论、方法很多，但理论和方法，不是空洞的道理、研究手段和工具，通过调查实践，可以发现哪些理论适用，哪种调查、研究方法适合。因此，理论、方法的选择，需要对社会的真实认识。这就自然引起认识论问题，即指导研究者进行理论预设与假定、以及影响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方法选择的认识前提和基础。它是决定研究成果是否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灵魂。[1]这一问题，一直为社会科学研究从业者所热切关注与不懈追求。仅从人类学看，“人类学的哲学理念和各种研究理论和方法，都是在特定时空地点下基于对特定人群的认识得出的”[2]，这种认识的努力还在继续。受制于诸多因素，目前包括人类学在内，社会科学研究中一定程度显现的对“‘常识’不再辨别，不再思考，用‘常识’去思考，用‘常识’去讲故事、说历史、评现实，而这‘常识’却可能是伪知识、假规律”[3]问题，有学者指出：“这就必须从认识论上追问，即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能够知道些什么、我们又是如何知道的？”[4]随着容易控制的、如同实验室式的小规模社会的日渐消失，即不难“意识到的小地方和大世界之间勾连的快速进程，及其复杂性和多样性”[5]，从而引起怎样认识、判断、识别研究对象，实事求是，从问题出发提出理论预设、以及从研究对象文化、社会实际出发选择、采用调查、研究方法的问题。
就蒙古族文化变迁形态研究而言，相关研究成果丰富而多样，涉及历史学、语言学、蒙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日趋活跃，对蒙古族文化体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6]。与此同时，显示出以下几点不足：在重视其文化同一性、传统性研究的同时，对其差异性、变异性，特别是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关注不够。一些调查研究报告和论文，资料及阐述已经显露出蒙古族文化的变化，如就民族教育-蒙古族学校生源萎缩、百姓从实际生活有利一面出发-升学、就业等做出的选择，选择普通学校，重视英语、汉语等。可能关键在于，这类研究议题多不在关注文化变迁，无意识、或有意回避讨论民族内部的变化。问题往往是“变迁”引起的，不涉及“变迁”，不正视“变迁”，就谈不清楚、也找不到民族现实发展道路。一定程度上，民族精英包括各级干部、知识分子的认识、做法，以及一些外部干预变迁的重要力量，一些思路或做法，或已不利于各族百姓适应环境变化从而自然而然做出的选择；囿于纯粹的文化研究，对作为民族属性之一的文化与民族社会的变迁，以及文化变迁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性、互动关系缺乏应有的探讨；相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其它领域的研究，从民族内部同一性、差异性及其二者关系认识切入，以实际调查资料、体会为基础建立的对具体某一民族当代文化变化形态状况、变化的认识，尚显脱离社会变化实际。
二、同一性、差异性在讨论什么？探索什么？
如上所论，建立于田野工作经验，辨识、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即近转型期蒙古族文化变迁形态，所形成和提出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同一性”，即同质性，是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差异性”即区别性，是指民族内部存在的差异、文化分化，一种异质性取向。在内部存在哪些文化层面差异性、同一性同时，二者的内在关联，需要注意仔细把握，其中其差异性的表现及其成因、背景、对民族认同的影响，需要给予特别关注。
那么，如果从一般分析方法即内、外因入手探讨同一性、差异性问题，会涉及民族内部、外部哪些领域？在此，人类学一些经典论述颇具启发。“当我撰写这本书时，以下这个独特的文化概念对于知识世界来说是全新的。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动都不是种族和本能的产物，而导源于一个人在其中接受养育的社会，……”[7]那么，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内部同一性、差异性的进一步明显，导源于主流社会环境要素中那些因子的变化，以及民族内部地区、阶层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有何不同。“……要知道超出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民族是不发挥作用的。现实世界中社会关系的深远变化有机地影响民族的发展……”[8]所以，谈论民族，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就外部环境与文化之间的接触，“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9]，“……正是受益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一些偏僻地区、不为人知的少数族群文化也日益广为人知、得以发展。”[10]
人类学传统田野点的转变，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外部环境变化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随着世界经济、交通、通信、媒体和旅游等飞速发展，传统的部落社会和小农社会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体现是有了地理面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除了少数穷乡僻壤之外，绝大多数部落与农耕地区都更多卷入了国家掌控、税收和市场经济的联系之中。传统的乡村可能仅仅是一个巨大城乡连续体的一个部分，这就促使人类学学科的田野工作范围有扩大选择的需要与可能。由此，人类学已经开始扩大到大规模社会的调查研究。和小规模社会相比，它们所处的地理范围较大，文化的同质性减弱，出现职业多元、社会分层与人口流动，内外联系增加，已卷入国家与世界一体的市场经济之中。……较为孤立的、寻求可控制的‘实验室’的部落与村寨模式已经不再适用”[11]。这也在表明，人类学田野点的扩大，不是新的爱好、偏好，而是所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从小规模社会走向与大规模社会连接，成为大规模社会连续体的一个部分。如2003年8月敖鲁古雅鄂温克乡生态移民-整体搬迁至根河市郊。搬迁之后的“新敖乡”[12]，与根河市地理上基本为一体，航空、铁路-出行发表程度大为改进，与海拉尔市，较之“老敖乡”[13]，甚或较之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最初的定居地——奇乾乡，新敖乡与城市的连接、与现代化的连接均高度增强。如民族学校合并到根河市某校，禁猎、猎民开始以专门放养驯鹿业为生计，以及2008年之后旅游业日益兴起，许多猎民积极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浪潮，与此同时以制作、出售民族工艺品等获得收入。也有不少猎民外出务工、就业，也有人成为本地城市职工……，传统文化生计、社会组织、心理-精神风貌等各个方面发生巨大改变。这是新敖乡使鹿社会的现实。
一般认为，如果一种文化在形成、演化中出现了发明、发现、创造以及主要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中出现适应、调整、借鉴等现象，就在表明文化发生着变化、变迁。对此，有众多研究就其内在机理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影响比较深远的解读，有从民族内部分化、分层进行讨论，如：“因为事实是:家庭并不是在任何人类社会都一样的。家庭的组织，乃因民族文明的性质与进化的水平线而大不同；就在同一社会以内，也因流品不同，而家庭不同”[14]。“我对于东欧农夫的生活、风俗、心理等亲历的知识，使我认出同一社会里不识字的和有教育的阶级，在父母对于子女和子女对于父母的心理态度上，并不相同。”[15]，“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做，那就是指出许多发展文化的因素在发展过程上所做的事，是哪一部分；这些因素在人类天赋的心理状态上，有什么变化；非心理的质素又能怎样影响这类赋予？发展文化的因素是互相扭结的，是实际互相依赖的”[16]。
“……战后,米德交给她的长期出版商的第一份田野报告《古老社会的新生活》,描述了她1953年重返新几内亚的马努斯人之中的故事。这本著作并没有述及传统文化是怎样被变迁侵蚀和摧毁的，但它讨论了一个社会选择变迁的可能性，并为它们的未来指明了方向。米德常常被标定为一位‘文化决定论者’。这一术语确实反映了她的观点，那就是在不同社会中人们所期望的行为和性格的差异……。米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决定论者，她对社会政策的看法始终包含着这样一个信念，即坚信人类具有学习的能力。1950年代以后，米德的思考主题总是变迁，变迁是怎样发生的、人类共同体如何在世代相传中保持相互的联系，以及他们仍然在作的选择等等”[17]。这些思考，应该作为当前思考文化内部同一性、差异性等文化变迁实际的出发点。文化决定差异，变迁也是肯定的，人类有学习的能力，一个社会存在选择变迁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看到这么一个事实，即在理解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上，博厄斯及其学生的立论和主张依然是我们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的主要出发点”[18]。另：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中还指出“……但是应该公平地指出的是，在受到白人文化影响之前，萨摩亚文化是缺乏可塑性的……。读者们一定不要误将我们描述的一切与土著文化或典型的原始文化混为一谈。今日萨摩亚文化的形成纯粹是一种偶然，是一种复杂的外来文化对另一种简单的、极端开放的本土文化产生积极推动的结果。”[19]这里的“可塑性”，接近“弹性”、“异质性强”内涵。研读作者表述，饶有趣味的是，这种“可塑性”，是吸收西方文化等各种外部文化要素及与本族传统文化交融——经历40多年文化演化、变化形成的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传统文化-新的萨摩亚文化型貌。这种变化之后的民族文化，与惯常认为的简单文化同质性强——简单、适应性差已经不同。这一认识方法，是对待文化历史的、变化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这也接近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从实求知”。“所谓‘从实’即扎根生活，从实际出发观察与发现问题，而所谓‘求知’，则是对从实际之中获得的材料的分析和升华，以把握其中真理。”[20]
三、同一性、差异性及内在关联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作为全国蒙古族人口聚居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包括汉族以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回、满、等55个民族，是各个民族共同组成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21]。体现于“受教育程度人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22]体现于“城乡人口”分布，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3]与我国相对应，第七次人口普查“内蒙古常住人口为2404.92万人，减少2.66%。1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0208人上升为18688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22年提高至10.08年，文盲率由4.07%下降为3.30%。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和文盲率的变化，反映了十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24]同时，“居住在城镇的常住人口为1622.75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67.48%；居住在乡村的常住人口为78.22万人，占32.52%。同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5.07万人，乡村人口减少31.64万人，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上升11.95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48%，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5]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与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基本相协调。一些方面，如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文盲率下降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内蒙古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接触过程错综复杂。相对而言，蒙古族是此地最早居住者，也是目前国内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在广阔、多元、复杂的地理、人文空间中，蒙古族星罗棋布，与区内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表现在通婚、生计、社会组织、观念等领域的吸收、借鉴、融合，蒙汉民族等民族之间已经形成的“谁也离不开谁”的生存、发展格局。这意味着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的进一步变迁、变化，民族内部同一性、差异性格局的进一步突显。
（一）差异性——民族内部差异性的进一步梳理。如上所述，蒙古族为传统游牧民族。概念中的蒙古族，是草原上的牧人，放牧，骑马，“炒米、奶茶、手把肉”，这是人们对蒙族文化、社会的一般印象。历史演进至今，外部现代化进程冲击、人口流动、文化接触以及所在地理、区域、历史经历等内外多种因素作用，事实上，现实蒙古族内部已经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生存方式、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如生产方式的变化，游牧、农耕、半农半牧并存。职业、行业上，城市职工、政府公务员等各行各业均有分布。饶有兴味的是，与多种因素相关，职业、行业分布呈现一定集中性或分布不均衡状态。如政府、党委机关较为集中，而科技、企业管理部门相对较少。另外，与所分布地区历史、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相关，蒙古族社会、文化变化形态、程度，存在一定与分布地区不同而存在的差异。如内蒙古东（指与黑龙江、辽宁、吉林交界的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西部地区（指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伊克昭盟、阿拉善盟以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区），因蒙汉接触历史长短、文化互动层面与频率存在一定差异，从而所形成的“民族社会构成体”运行形态，也可能不应一概而论。
（二）同一性——新的民族认同在转型期的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对蒙古族等以传统游牧、半农半牧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等所谓现代化、科技进步事业推进，演进至今，引起草原、森林等自然资源环境恶化，传统游牧、狩猎、渔猎生活方式被打破，并引发多种社会问题。这引起民族社会广泛关注，认为事关整个民族权利、利益，从而唤起新一轮民族认同。
不难发现，引发问题的根本，是民族传统文化-生计、生活方式、心理-差异，即“原生性的”因素。例如，曾几何时，在经历各种发展名义的草原开发、办矿、草原生态危机状况之下，政府在锡林郭勒草原等蒙古族牧区推行实行“围封转移”、“网围拦”等意在恢复草原生态、保证当地社会可持续发展举措。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令当地政府和牧民均感意外的矛盾和问题。从牧业与环境关系平衡计，不少牧民感觉到此政策的“不对头”，“不合适”，引发了牧民因不善其他经营而出租所承包草原、收入减少以及增大的子女教育成本、家庭生活紊乱、传统社区功能减弱、返贫等等带有民族矛盾特点的社会动荡。在此，有必要重新强调的社会实际是：因少数民族多居住于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因此，东、西部发展差距，确实体现在因民族存在的结构性发展差距，这也常常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水准的差距。据2009年暑期笔者所带研究生为完成硕士论文在内蒙古传统牧区-锡林郭勒市东乌旗某嘎查（村）为期近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她在那个嘎查住了20多天，这是由90多户蒙古族牧民组成的牧业村落，居住格局不同于一般的汉族村屯，各户之间距离较远，不便由公家统一拉线供电，夜晚照明及电器用电，由各家自行想办法。她发现，富裕些的家庭购有发电机，不富裕的买不起，因无照明，天黑则睡觉。她的房东还算富裕，但是发电机也不常开，只是过年过节或必要时才用发电机。家里有电视，但是因不开发电机，平时基本不看电视。她的手机需要充电，但是发电机不开无法充电。后来房东发现，遂托人带到一近处亲戚家带充电。这个嘎查的牧民洗澡也困难。她在那里二十多天，只洗过一次澡，是一次搭顺车到苏木（乡）所在地个人开的澡堂。由此联想，西部地区早已存在的“孔雀东南飞”-高学历者外流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与经济发展程度伴生的收入微薄、社会开明风气之欠缺、嵌入几近固化的地方社会结构、利益关系成本之高，以及无形的对异质性、鲜活事物的排斥、抵抗，凡此，也每每构成社会凝聚消解力量，融入、渗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对于东部开放社会地区“发展差距”之“场”。凡此，在激发民族危机感、认同感同时，毋庸讳言，也促成蒙古族社会人才外流，社会分化。
（三）城市化进程、亚社会群体与变化中的“民族”。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市因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吸引了来自农村、牧区以及区内其他中、小城市人口前来寻找机会。在这些流动人口中，不难发现，存在明显多于北京、上海、大连等国内其他城市的蒙古族人口。如在这里很容易遇到的从事出租车职业的蒙族“的哥”、“的姐”。在呼和浩特社会，也流传过据说主要由前来打工的人组成的类似亚文化组织。我们说，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一些亚社会组织、团体的出现，是社会运行的常态。然而，在特定时空中，如在自治区首府城市，在当下人口流动加剧、“找工作难”竞争激烈背景中，带有民族特色的亚社会组织形成的原因与功能，就变得耐人寻味。据初步了解，前来呼和浩特打工、寻求发展机会的内蒙古东部盟市的年青无正式职业者较多。在与他们有限交流中，就前来呼和浩特打工、寻找发展机会动因，主要因呼和浩特蒙古族人多，又是自治区首府，这里也有一些熟人、朋友、亲戚，因此，出来打工，找发展机会，还是倾向于选择这里。这些线索表明，作为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所具有的“民族特色”资源，意味着较易获得工作、文化背景接近，并有本族自治区的多种保障。这些，也构成对蒙古族外出务工者的某种“拉力”。笔者看到，在呼和浩特市，集中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国际蒙医医院周围，以及零散分布于全市、规模不等的蒙餐馆，老板、服务员多为蒙古人，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一大亮点。而位于城内核心地段的巴彦德乐海、蒙古大营、新乌兰饭店等饭店，因其包装、经营等“企业文化”浓郁的蒙古族特色，吸引了社会各界，事实上成为当代蒙古族文化在城市聚合与扩散的重要场所。据一些调查，在其他服务性行业，如餐饮、娱乐、商店售货员等行业，因语言或一定程度的心理、习俗等原因，蒙古族打工者往往不多，或改换工种频繁，而这影响到当事者身心。生存竞争中的得得失失，必然促使他们反思自我、反思社会。当然，也有一些因迁出地文化接触条件、出来早、汉语流利，并因身体好、性格较为质朴而在城市找工作和实际工作中独具优势。
上述现象，体现出源于同一民族的认同与情感，即同一性，也似乎与“民族性”的讨论存在牵连。一般认为，民族的本质内涵，在于区别“我群”（自己人）与“他群”（他人）。它可以通过具有相当稳定性的一系列文化特征加以展开和维系，并为其成员们的族体意识所自觉。但是在现代社会，“在有的学者看来，一个现代国家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小单元，存在着阶级、职业和地位的差异，…..民族性或众趋人格等概念更适合于在一个小部落或小村庄的社会群体内使用”[26]。对此，许琅光先生做了回答：“即使一个社会异质性程度非常显著，可被称之为一个‘多元’的社会，但是在某种层次上仍会表现出一致性。
多元文化参照、比较-开放时代带给具有传统文化特点社会-群体的冲击后的产物-如传统社会相互帮扶、照应习俗、风俗一定程度的淡化等等。
除上述单位，并到访了档案史志局、统计局以及“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会”。搜集各类资料，参观左中革命历史展。一周的实地调查-正式、非正式的走访、访谈、座谈，围绕课题关注领域，还获得了不少宝贵的收获。一些谈论较为集中的话题，也是当地社会蒙古族精英（应该也包括众多普通蒙古族民众）普遍关注的话题、问题。如就为整合教育资源近三年施行的村、苏木中、小学校合并，学校的缩减，包括一些民族小学、中学的减少，使一些蒙古族少年、儿童不再可能选择进入民族学校就读问题；一些村、乡，从小学要离家住校，因学校离家远，直接影响到家庭教育功能作用，造成家庭教育缺失。而如果是蒙古族，来自父母、亲戚等民族习俗、语言、心理的文化习得、传承等等，相应带来不利影响。“不是不想上蒙校，不爱学蒙文，而是撤消了蒙族小学、中学”——常常有在场多位对此颇为关注，感到它影响到蒙古族文化的未来。可能是这一问题引发普遍关注，并已经形成某种社会舆论、社会气氛影响，旗里正在兴建、恢复蒙古族幼儿园，尽管就蒙幼能够有多少孩子家长感兴趣，也存在担忧。
（三）最基层蒙古族人民的生活——走访宝龙山镇和东烟灯吐嘎查
因地理、历史、环境等诸多因素，从目前内蒙古地区看，可从地区看出其生计方式、语言以及习俗等差异。为了真正接触到蒙古族最基层社会（哪怕是部分的，甚至很难判断其典型性），实现与蒙古族农牧民面对面接触、交流，听到最基层干部的认识、感悟，在左中期间，有幸得到当地领导大力支持，笔者赴蒙古族人口密集、交通也较为方便的保龙山镇进行实地调查，并专门访问了该镇东烟灯吐嘎查。
因在临行之前便与宝龙山镇时任镇长取得联系，当我们一行4、5人到达时，镇领导及几位行政负责人已在会议室等候。镇领导介绍本镇大致状况；镇政府有关工作助理详细介绍了有关状况，并就我们的提问进行回答和讨论，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小型座谈会。
镇领导谈到：本镇48个嘎查村，2个牧场，总人口6万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65%。48个嘎查村中蒙古族人口占80%以上。就蒙古族社会、文化、人口等，此地存在几种情况和现象：“蒙古族人口中的汉族人”现象。80年前后，当地一些汉族人改成蒙古族，为享受民族优惠政策。其中，有的祖辈中有人是蒙古族，也有的可能没有根据证明祖辈是蒙族；有蒙族不会说汉语的；异族通婚-蒙汉通婚，子女有的不会说蒙语了；当地汉族外来户，如木匠，时间一长，或村里只有蒙校，所以孩子也上蒙校。慢慢也会说蒙语了。这个现象揭示出此地蒙-汉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不仅是蒙族吸收汉族文化，以及因通婚引起的体质、生活方式变化，而且也存在于汉族中，即一定条件下汉族对蒙族文化的吸收，蒙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介入与引起的汉文化的变化，发生在语言，也发生在生计、生活方式等其他方面。这一点，即本地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蒙族多、蒙校多等，使汉族文化吸收、借鉴蒙族文化的文化关系事实，有必要加以重视并解释清楚。因为多年来，人们、外界，习惯于强势文化融合弱势文化，或简单进化论意识形态作用，对事实进行歪曲解释。而此地的文化接触实际，证明文化接触的实际并不如此，超出了一般人们的认识及学术研究得出的一般性认识。
镇领导谈到，与本镇发展同步，本地蒙古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乡村，可以说变化非常大。近三十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年，农业实现灌溉；牧业过去是放牧，现在牧业走建设性舍饲；农牧结合，以农为主，牧业作为副业。笔者感到，在这些变化因素中，应包括环境与民族自身调整、适应因素，是二者互动结果。从文化特性计，与笔者多年关注的鄂伦春族等小民族文化不同，此地蒙古族接触农业、转向半农半牧过程较早。事实上，相对来讲，作为一般意义的最早居民，以及因各种因素移动至此落地生活的蒙古族，以及大量汉族，来到此地之前，或许已经开始接触、熟悉其他生计方式了。再加上蒙汉、蒙满等民族通婚作用，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已经具有复杂文化适应性较强的特点，其文化特性，已远远超出传统游牧文化范畴。
就几年来宝龙山镇政府针对农村主要工作（作为社会环境的主要变量，政府行为与蒙古族农牧民生活变化），镇领导介绍：2009年开始危房改造，全镇村民，每座危房补助几万，资金来自中央、自治区、通辽市、旗委几级政府；近十年来，水利厅、水利部门等政府组织实施，解决人畜饮水安全问题。现在牲畜已不爱喝洋井水（指直接地下水），喜欢喝自来水了。从系统性研究方法出发，研究包括危房改造，人畜饮水安全问题，也是该地区农村主要基础设施问题，生存基本条件-社会问题。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如过去的情形-水与当地地质条件-怎样影响到身体及畜牧业，现在如何-改善后怎样引起社会一系列变化。如果人民了解、感受到了“变化”之好，对其他“变化”接受起来也会不再极为困难；村级文化活动场所建设。包括群众文化活动广场，自治区文化厅下达工作-设立、建设“草原书屋”，上级给每个书屋图书1500册，包括天文、地理、实用技术等图书。目前本镇48个嘎查-村都已经普及“草原书屋”，一般设在村部，由村会计担任管理员。寒暑假时，中、小学生来找书，中老年村民也来读书。旗里放映队给每个村一个月能放映一场电影。宝龙山是蒙古族“四胡之乡”，自治区文化厅命名。近三年来，本镇农村出现三大新事：村级有了文化活动室，普及率占本镇60%以上；村文化活动广场，普及率达四分之一；卫生室，达四分之一，小病不出村；医疗-身体：农村合作医疗等惠民政策都已经落实，老百姓有卡，一卡通。
就外出打工状况，镇领导谈到，本镇每年有一万五、六千人外出打工，蒙古族打工人数占90%以上，主要集中在大连、北京、呼和浩特、沈阳等城市，多在建筑业、加工业、服务业、宾馆等行业工作。就此，笔者回忆起2013年12月内蒙古社科院一个课题论证会上，有研究人员谈到的一个使到会者都很注意的话题：在呼和浩特经营餐馆的蒙古族人，多经营不善，倒闭者众。从与一些蒙古族“的哥”交流中，也可以体会他们基本能够适应在呼和浩特市生活。其中一些是复员军人，回老家呆几年不习惯，又出来找工作机会，多已经在此安家立业，有的夫人在呼和浩特经营制作、出售民族服装业。他们用汉语与乘客交流已经不存在困难，法律意识很强。
结束镇里的座谈，赶往本镇蒙古族人口较为集中的东烟灯吐嘎查调查。此嘎查在此镇属于中上等发展水平。村书记、村文书接待了我们。听书记介绍本村状况，搜集村统计资料，参观村草原书屋。本嘎查94户，403人，其中有13户、30多人全家搬迁外地，去海拉尔3、4户，还有去海城服装厂打工的。这些外出打工的多懂技术、有亲戚在外地，读书多。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本村人均收入几十元钱，也是种地、养殖。1978年改革开放后，人均承包八亩地，承包期限三十年。现在，本村还是半农半牧，现在全嘎查共有牲畜1200头，户均12.8头。前两年人均年收入3000多元，近两年扶持后达9000多元。全村在校中小学生53人。村书记讲：村里贫困户形成原因，一是家里大学生多，劳动力少，二是家里有病人。贫困户占村里户数的20%。村民新居自筹13000元，国家补助14700元，建成于2010年，村民住房砖瓦率达100%。
走访东烟灯吐嘎查家庭：比较有代表性包括老包家、老岳家。
老包40多岁，妻子、儿女、老父亲一家5口人。家里种地100来亩，有林地40亩，草场21亩（村中每户都有草场）。家里有40多头牛，有小四轮车。老包还当“老客”，就是收牛，出售，挣差价。家里养的成年牛雇人在自己家草场放养，小牛在家里养-连接正屋东侧延伸出的牛棚里。老包介绍，全村有20多人当“老客”的。村里人们的生产是半农半牧，有些家里还养羊。
老包家三间水泥平房，东、西屋有炕，中间一间类似堂屋俗称“外屋地”的被隔开，一处安置炉灶，一处安置衣柜。东屋兼做客厅。在客厅，见对着门的墙一侧悬挂着成吉思汗像、财神像。见我注意，老包72岁的老父亲接应说：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并接着谈到：自己年轻时即开始种地，这应该是50、60年前。这说明，新中国建立前，此村蒙古族人已经接触-从事农业，开始半农半牧。回忆过往，老人由衷感到：现在比前三十年生活好多了，“改革开放以前不能说了”，“六几年时，过年过节一个人分几块钱。现在冰箱里装满了肉，每天都像是过去过年吃的”。
老包的两个孩子现在在通辽读中学，看得出老包和老父亲对孩子在外读书没有不满。在老包家不难感受，老包一家对生活还是满意的，其平和的心态、洋溢的笑容，让笔者也情不自禁体会到久违的其乐融融。从村干部那里得知，如老包家生活水平者占全村20%，算是村中富裕户。
老岳家。村书记领我到此户，女主人接待。新屋子还没有布置完，空空如也，权为客厅的西屋除了火炕，最显眼是装饰在西面墙面上的大大的镜子。在几乎一面墙上镶嵌镜子，好像是当下此地农村的时尚。
和女主人坐在炕沿上随意聊起来。女主人近四十岁，身体有些瘦弱，汉语说的不算流利，基本是问一句，说一句。这让我回忆起在鄂伦春猎民家里遇到的同样汉语说的不太流利的猎民女性。她谈到：自己家三口人，种地，家里有二十多亩地，老公同时当“老客”，倒卖生猪。儿子在通辽读小学，现在6年级，3年级的时候去的。在通辽，孩子在一家个人开的小饭桌吃饭、住宿，每月费用550元。通辽到本村有长途车，本村是始发站。女主人没有显示、传达出她对孩子在通辽上学有关的不满。也许是交流时间短，不熟悉，还有她知道我是村干部给领来的。岳家在村中属于中等以下户，这种户占村中户20%，有16、17户。
看我对本村孩子们上学的事比较关注，陪同我家访的村书记、会计说：本村家长都喜欢孩子上“汉校”[35]。全村有一半以上村民的子弟都在通辽市读中学、小学。这里去通辽市交通方便，读汉校的多。村民一般找好的学校上，如管理严格、学校环境好。一直陪同我参观、访问的村会计老关有一儿一女，现在都在通辽读书，老大在汉校，小的送蒙校，想让孩子同时学会蒙、英、汉三种语言。说到这里，老关不禁愉快地浮出笑容。
1994年前后，该村的中、小学校搬到宝龙山（即整合教育资源，将村级小学合并到镇，将镇属中学合并到旗所在地中学）。学校合并的原因：老师多，学生少。实行计划生育后，孩子少了。村中学校4个老师2个学生，所以，学校合并到宝龙山镇，合并是没办法。但是合并到镇里后教学质量提高了，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后来了解到，该地1994年前后开始整合教育资源，将农村、乡镇中小学合并，撤销村中小学、中学，合并到城镇。村里没有小学后，村里的孩子到城镇读小学，从小学开始
即寄宿。因年龄小，需要家长陪读，家庭生活秩序的改变、来回路费开支等问题使村民感到不适，感到很麻烦。这种格局已经过去若干年，现在大家已基本接受，而合并后孩子学习成绩提高、教学质量、管理水平高等一些积极方面也逐渐为大家所认识。因宝龙山学校教育资源、教学质量较高，并且此读三年后继续去通辽读小学、中学。能够到通辽读书，家长很舒心。在宝龙山读三年小学后转到通辽接着读小学、中学，这种模式，已经在全村普及。据了解，去通辽读小学、中学，多是自己通过社会关系择校，需要支出一笔办事费用，如果学校没有多余宿舍，要自己找房子、想办法。因此，让子女到通辽读小学、中学，是家长的重大抉择，涉及到家庭开支、陪读、孩子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这个村的家长还是让子女小学三年级便克服重重困难，选择到通辽市-这个在他们心目中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城市-呼和浩特的大城市去读书。到通辽市上学，在村民心目中，就是让孩子走上了希望之路、有出息之路。
上述情况，也在表明族内分化的事实：族内干部、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保存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情感的敏感、自觉与农牧民等基层民族百姓生存第一、子女前程要紧-实际生存选择之间的一定差异。如何在政府行为、民族精英、民族底层普通百姓等不同声音中寻求和谐一致，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实践提出的问题。
综上，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蒙古族文化具有其同一性，而差异性的存在也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市场化、人口流动、文化接触、社会转型、以及自然与历史际遇等，是促成文化内部差异性的主要因素；文化内部的差异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基于差异性的同一性和多样性，是民族文化创造性转换的活力源泉；转型期蒙古族文化差异性的事实，引发对传统“民族”定义的质疑。它表明民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质化共同体，而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存在。国家繁荣富强，各民族及地区均获得繁荣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所在。与时俱进，是各民族共同认知、殷切期待和奋斗目标。因而，作为环境的重要因素，国家和各级政府如何应对各民族社会业已发生的重大变化，适时给予工作方针以科学调整，完善、提高公务员知识结构、业务素养，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注释：
[1]何群：“理论、方法的选择需要对社会的真实认识——结合笔者在兴安岭狩猎、驯鹿社会的调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7月，第43卷第4期，第15页。
[2]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29页。
[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刊网，杨光斌“怀疑与追问精神”。
[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刊网，杨光斌“怀疑与追问精神”。
[5]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30页。
[6]据笔者有限的涉猎，有关研究如周竟红：“历史上蒙古族族体的整合与分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11月），周竟红著：《蒙古民族问题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珠飒 著：《18-20世纪初东部内蒙古农耕村落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陶继波著：《近代河套地区的土地开垦与社会变迁研究（1925-1937）》（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范立君著：《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郝志成 著：《清代内蒙古西部后套地区的开垦与社会变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孛儿只斤.布仁赛音著，娜仁格日勒 译：《近现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那顺巴依尔、王俊敏、包红霞等著：《内蒙古牧区社会变迁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阿拉坦宝力格等著：《游牧生态与市场经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陈.巴特尔 著：《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阿拉腾 著：《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民族出版社，2006年8月）；马京、金海主编：《蒙古族——内蒙古正蓝旗巴彦胡舒嘎查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乌力更：《生态移民与民族问题——以内蒙古为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乌力更：“试论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依据”，）《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乌力吉：“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社会转型”（《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乌仁塔娜：“剖析内蒙古民族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内蒙古教育》2011年第3期）等。
[7][美]玛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
[8]Ю.В.阿鲁秋尼扬 著，汪琛 译“论民族学与社会学在民族过程研究中的区分和相互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译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原载《苏联民族学》1987年第6期。
[9]乐黛云:“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2016年7月18日。
[10]乐黛云:“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2016年7月18日。
[1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12]“新敖乡”，当地社会对2003年8月生态移民至根河市郊3公里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社区习惯性称呼。
[13]“老敖乡”，当地对1965年9月由1949年之后从最初定居的社区-奇乾鄂温克族乡搬迁至距离满归镇14、17公里的新址-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当地人习惯称为“老敖乡”。
[14][英]马林诺夫斯基 著：《两性社会学》，李安宅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译者序”，第5页。
[15][英]马林诺夫斯基 著《两性社会学》，李安宅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注释5。
[16][英]马林诺夫斯基 著《两性社会学》，李安宅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17][美]玛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页，“新世纪献言”，玛丽.凯瑟琳.贝特森。
[18][美]玛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页，“新世纪献言”，玛丽.凯瑟琳.贝特森。
[19][美]玛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3-244页。
[20]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第二届首都高校社会学学生论坛，北京大学网，2011年4月13日。
[21]澎湃内蒙古，2021-05-12。
[22]澎湃内蒙古，2021-05-12。
[23]澎湃内蒙古，2021-05-12。
[24]中商情报网，2021-05-24。
[25]中商情报网，2021-05-24。
[26]周大鸣主编：《人类学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63-164页。
[27]周大鸣主编：《人类学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63-164页。
[28]“改汉”，在当地指蒙古族家长将读中、小学的子女送入普通中、小学，也就是非民族中、小学就读。
[29]纳日毕力格教授（复旦大学）。
[30]苏德教授（中央民族大学）。
[31]照格申白拉教授（内蒙古民族大学）。
[32]照格森白拉教授（内蒙古民族大学）。
[33]曹教授（呼伦贝尔学院）。
[34]纳日毕力格教授（复旦大学）。
[35]“汉校”，地方俗称，指区别于民族中学、小学的普通中、小学校。
（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访问学者。作者以中国大、小兴安岭地区狩猎鄂伦春族、使鹿鄂温克族及渔猎赫哲族为个案，就环境与小民族文化关系给予持续关注；同时侧重民族社会与内蒙古社会变迁等我国边疆区域文化接触状况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项，出版《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2006年）、《我看俄罗斯——一位女人类学者的亲历与思考》（2018年）、《近北极及其他地区土著民族与小民族生存发展问题研究》（2021年）等著作若干部，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