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记述了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至1936年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通过采访、对话和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闻、所感，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士兵、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战斗、学习和生活情况。 [7] [15]
在陕北，斯诺采访了众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邓发、徐海东等。斯诺描述他们的言谈举止，追溯他们的家庭环境和青少年时代，试图从其出身和成长经历中，找寻他们成为共产党人的原因。此外，斯诺还深入红军战士和根据地老百姓之中，对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红军战士的生活，以及陕北根据地的社会制度、货币政策、工业和教育等情况做了广泛的调查 [3] 。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进行了战略大转移。 [14]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迫害屠杀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3] 。
1936年10月胜利完成长征。然而，国民党却竭力封锁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制造谣言，歪曲事实真相，致使国内外很多新闻媒体上都出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报道。 [14]
1936年，人们对中国红军、苏维埃等等提出过许多问题，由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红军有关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回答问题的人都没有亲身到苏维埃统治的区域去过，所以没有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9] 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扭转封闭与孤立的被动局面，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披露真相，阐述自己的路线、方针、立场和主张。 [14] 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形容的那样，“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苏区和红军的存在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9]
通过宋庆龄的举荐，中国共产党将目光投向了持客观报道态度，且在中国度过了七年记者生涯的美国人一埃德加·斯诺。 [14] 斯诺知道要到那里去走一趟才能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他也知道，曾经有少数人尝试过这样做，但都失败了。因此，到红区去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即使能进入红区，也以为没有谁能活着回来 [9] 。
1936年6月，斯诺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他一个消息：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对红军实际上已停止作战，并邀请周恩来在西安举行了会谈。那里的形势有了转机，这就使斯诺有可能进入红区。于是斯诺决定抓住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9年的新闻封锁。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通过斯诺的一位老朋友，给他送来了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给毛泽东的介绍信 [9] 。
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重重封锁，深入保安，深入根据地，深入西方媒体眼中的“土匪聚集的地方”，切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精神 [3] 。斯诺在保安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交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了解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并在保安访问了许多中央领导人，详细地考察了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况，然后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再冒着炮火折回保安。其间斯诺又访问了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领导人，搜集了大量苏区的资料 [9] 。
1936年7月初，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他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 [15] 7月，他到达延安，心怀众多尚未解答的疑惑，斯诺以公正的态度，了解红军长征、党政机关，经济、文化、教育、宣传、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战术、妇女和少先队等各方面情况，同共产党领袖、红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谈话，还参观了红军大学，观看了根据地百姓排演的剧目。他的写作态度一贯客观真实，如其所说：“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所以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觉派之见的报告。” [14]
1936年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10多天的谈话。 [15] 10月中旬，南京的军队已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和红军对峙的地方，大都逐步换上了南京方面的军队，只有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还是由东北军驻防。斯诺知道如果再不离开苏区，可能就走不了，于是决定沿这条战线回西安去 [9] 。
1936年10月20日，斯诺安全地通过了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21日进了洛川，22日回到了西安。斯诺在城里鼓楼下车，却发现装着斯诺在苏区记下的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个胶卷以及许多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文件的行李已不知去向。这时战士才想起，为了怕受到搜查，临行前把行李夹在一个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的麻袋里，而这个麻袋已卸在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卡车急速回驶，最后终取回了行李。23日一早，西安城里戒了严，蒋介石突然来到西安，幸运的是斯诺先前已将行李取走并离开 [9] 。
斯诺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首先为英国和美国的报刊写了许多篇通讯报道，他的真实报道立即轰动一时 [9]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他将全部报道汇集成册，取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当时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方便，曾易名为《西行漫记》。 [3] [14] 斯诺曾为该书拟了五六个书名，有《陕北的数月》《红区访问记》《红星在中国》等。为了选择适当的书名，斯诺请来几位朋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星在中国》这个书名最好。于是，斯诺写上书名Red Star in China，把书稿寄了出去。斯诺的代理人在把书稿转交给英国伦敦维多克·戈兰茨出版公司时，由于一时疏忽，书名抄错了一个词，把Red Star in China写成Red Star over China了。于是，该书在中文里要译成《红星照耀中国》了。 [17]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在伦敦首次出版。 [3]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