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博物馆中《清明上河图》

　　城门楼是《清明上河图》上一座最大的建筑物，它与虹桥不同，桥连接两岸交通，其本身的作用是图中城里与城外的分割线。人物在桥面上活动，在视觉上它不会把画面割裂，而城楼是庞然大物很容易把人物活动分裂开来。画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构思上进行了巧妙的设计。

　　宋朝马匹较少，所以一般养马的人大都非大富便是大贵，骑马者也大多为官员，所以骑马可以表证官员身份的象征。“首引马，尾挑担，中间坐着个胡髯儿，且莫问他来作甚，但见叩拜呼父母。”这等成列的人都是赴京任官或出京公干的官员亦或是外出上任的官员，古代叫当地的入流的官员都叫“青天父母官”。     

       画中有四列，第一列：共计十人，官役八，还有匹白马：“挑担者”肩抬着两桩担子，其中大致放着公办用具和药品，两个担子上都铺着草被，一是能让行李保持干燥，二是尽量阻隔行李与灰尘的接触，保持整洁。白马左侧一人，肩部也承着类似长杆的东西，应该是一柄雨伞和一根竹杖，雨伞上挂着一件蓑衣，“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马上的官员戴着一顶斗笠，攒着马绳，腰间系着一绸袋，装着盘缠。前边两个小厮牵着马漫步走着，最前边的人分三排，首位官役持着一杆，让队列更为显眼；第二排提着官笼；第三排的官役各拿着一竹篮，放着家伙什计，走向城外。      

      诸如此类的挑担者大致是此官在街道所聘的“脚夫”，“脚夫”即是对古代搬运工的称呼，他们就凭两支脚来糊口，《水浒传》中也常有好汉在远行时聘“脚夫”抬行李，脚夫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官员给他银两，脚夫奉献体力，脚夫并不兼呈着类似于“护镖”的职责，例如《水浒传》中有一幕：“青面兽”杨志在第一次出场时遇到了取“投名状”的“豹子头”林冲。书中描写道：“那汉子见了林冲，叫声：‘阿也！’撇了担子，转身便走。林冲赶将去，那里赶得上……小校道：‘虽然杀不得人，这一担财帛可以抵当。’”其中这汉子便是赴京当官的杨志聘用挑行李的脚夫，负责运输财帛等行李。画中在他前边的仆役抬着一把伞，最前边两人牵着马。此官员应是外出为官的，或贬或升我们无可得知。但代脚力的这匹马应该属于“公务马”，史料提到：官员只有在去地方赴任、巡查重大案件、视察基础设施时可向枢密院、户部或地方专员机构申请“走马头子”,然后向驿站递交“走马头子”才可使用“公务马”，若擅自使用，会招来牢狱之险。故前边牵马的小厮也应是“官马部”的仆役。     

       宋朝缺马，且价格较高，可以与属于如今我们的高档耐用品了，故许多官员皆无“私马”。市井上自然也有可租用的马，《东京梦华录》上写：“寻常出街市公干，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不过百钱。”若官员办公有远距离的路程需要跋涉，即可以到市场上自掏腰包去租赁“市井马”。

　　以驴为工具的：在“久住·王员外家”旁边经过了一列“一车两驴一人”的送货小队。只见车上载着两大家伙——木桶，有两种可能，一是乘着金，二是运着酒。     

       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一个时期，宋代以降，虽人口数量不断增多，但粮食总量着实可观，《宋史·食货志》载：“亩收约三斛，七州之间，可得三百万斛。”“渭原城而下……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由此可知，宋代时粮食之充盈。但人口增加与土地占有本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天朝大国，以和为贵，故不向外攻城掠地，却也无法拥有更多的土地。受老子思想影响，崇尚顺其自然，社会缓慢发展，所以古人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入洿池，故良地虽沃，不是久持之策。那就得从农业生产效率上下功夫了。粪便，也就是肥料便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宋代除了拥有先进的农耕工具外，还提倡“惜粪如金”。朝代的更迭比土地的肥力更新还要快，更何况是人口数量的增加，世世代代耕作于一片土地，土壤中自身的养分也总会有枯竭的时候，加之良田万顷，自古以来多在权贵，从事农活的布衣在那样一个“重农抑商”的时代也很难下决心抛下家中田地而去投本钱从商，且“薄田虽广，沃肥寸许”，自家积攒的粪便远远不够给农作物提供养料，这时农村社会只能冲破“寻粪”藩篱，将这一材料的收集延伸至市镇和城市，“诸处搬运积粪，月日既久，积少成多”就是当时积粪的写照，所以粪也有个雅称——金。那么这个小哥可能是正要出城，用刚收集完的粪便滋润农村的田地去了。     

       第二种运着酒的可能是因为经许多学者的考证认为这车上两木桶旁的小竹篮里边装的是木炭，且这车是向酒馆的方向驶去的，“孙羊正店”右边有一间隔铺专门放置酒桶，这大木桶或许就将送至哪里，将里边的酒舀出来，再用木炭烧些会，然后灌至酒桶中作烧酒喝。

       以牛为工具的：官宦富贵人家出行爱坐牛车，属于经典的“太平车”，但形制与“平头车”相似，“车身为帐室，前后有勾栏门，门设垂帘”。

　　整幅画中唯一一个骆驼车队是在城门处。骆驼车队很长，城门还将其队列掩盖了一部分。《逸周书》记载：“伊尹为献令，正北空同、大厦、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橐驼、骡马，是为献。”由史料可知，骆驼早在周时就以附属国以上贡的方式来到中国了。骆驼在北宋非常常见，自张骞出使西域起，中国的对外贸易直至北宋是不断地开放与完善。在这幅画中之于骆驼，笔者推测应该不是当地百姓的运输队，按常理来说应是胡人带领过来交易买卖的“跨国商队”。     

        胡人主要特征为圆目、高鼻、翘须，有关专家在对《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凭借生物技术进行面部特征研究时发现在出城门的骆驼前站着一人，似大声喧哗，趋避路人，那就是684位人物中唯一一位胡人。来华经商的胡人，史籍称位“胡商”，胡商在中国主要从事香药、珠宝、金融及餐饮等行业，也会从中国购买瓷器与丝绸等特产。在这幅画中的驼队刚离京城，但令人疑惑的是此番胡商千里迢迢来到北宋京城，若购瓷器应去景德镇，若市丝绸应徊于南方市镇与城市，若为进贡之臣，却也不符合进贡之礼仗，且在画中出京城也没有带走任何商品，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带着西域产品来的呢？笔者推测可能性很小，一是因为自是西域特产，拿来与中国通商，应为珍品，然护送商品的人数太少，故几乎不可能；二是胡商没必要舍近求远，深入京城，而产瓷器、丝绸的富足之地如江西、苏州等地才应该是他们的目的地。所以在这里的胡商可能并非常理存在。

　　　在夏朝，轿子的雏形出现，直到宋朝轿子才开始普及。轿子在宋代又称肩舆、檐子。《宋史·舆服制》中载：“正方，饰有黄黑两等，凸盖无梁，以篾席为障，左右设牖，异以长杆二。”这是对当时官轿的记载。但有趣的事，虽曰官轿，但在北宋为官的人是几乎不乘轿子的，因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宋代的宋大夫们皆认为乘轿是“以人代畜”，不合人道，且遇路面崎岖颠簸，劳损人力，于心不忍，且有伤风化，身处官场，处事皆为民众表范，所以北宋官员大多不坐轿。一切事物的存在皆有其合理性，前文说到，马有可以在市上租赁的“市井马”，轿子也可在市面上进行租赁来乘坐，故平民老百姓也能有机会坐上轿子，画中街道旁也有几处轿夫将轿子置于街道旁等待乘客的场面，可见宋代轿子之为民众所接纳且并无带有非常浓重的封建性。    

        官员虽不坐轿，但富贵人家以坐轿为体现富贵的标志之一。在一些国戚或地主家会有属于自己的私轿，抬轿者或为自家的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亲身家仆，或是有隶属关系的奴仆。      

        在画中“孙羊正店”处，有两辆轿子，分别皆是两人抬轿，主人坐于轿中，轿旁有仆役服侍。这大致是富贵人家的出游，其中女眷也掀开轿子看了看外边热闹的街市，增添了人物的真实性。

　  《东京梦华录·船载杂卖》中说：“又有独轮车，前后二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有驴拽，谓之‘串车’，以不用耳子转轮也……此中不载物也。”串车属于人力与畜力并用的交通工具，《东京梦华录·般载杂卖》中又道：“谓之‘串车’……此车往往卖糕及糕糜之类人用”。可知串车主要用于给人所食用的糕点与油糕之类来贩卖，画中串车还买一些布匹。     

       在“天之美禄”酒肆与“十千脚店”旁有两辆串车，一架串车停置于店旁，商家与捧着布匹的顾客交谈着，只见这商家嘴角微笑，手指布匹，似在夸说自己的产品之优良；另一辆串车正在街道上飞驰着。  

        画中一隅，出城门时，在一段小架桥上，熙攘的人群中也有一辆串车，但与前文所提及的串车不同的是这辆串车的车身部分被废纸包裹。车夫们低首而行，在“清明上河图·时代背景篇”道这废纸并非寻常废纸，而是北宋时期被废黜的旧党所书写的大字废苫布，其被当作屏风使用，而车内部则装载着旧党的其他书籍文字，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   

       北宋党争总得来说即是南北方的争执。北宋时期，南宋经济持续增长，甚至超过北方，那么其经济负担自然也越来越大，但南方所获得政治地位确与其贡献不相匹配，故南北方的大矛盾就此产生了。“王安石变法”是新旧党争的导火索，其中北方为旧党，南方为新党，两党之间不论是政治理念还是文化皆有矛盾之处。“王安石变法”虽曰变法，看似南北通用，实际上则是利于南方，有害于北方，残酷的南北党争导致王安石倒台，南方重臣遭贬斥，虽有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抱负却也发挥不出，实是可惜。之后蔡京当政，权倾朝野，新党再次得势，在那时也是一群同流合污的乌合之众了。蔡京倒台后又分为洛、蜀、朔三党。总之党派之间纠缠不清，互相扯皮，北宋的悲惨结尾与之有很大关系。

　　在《清明上河图》中，这一场景当属最为热闹之处，隔着层古宣好似都能听到人声鼎沸，脚踵相连。喧哗声、店家叫卖声、轮毂声、毛驴低嘶声、儿童哭啼声、木轿嘎吱声、百姓惊呼声……不可尽数。还记得《口技》一文中的口技高手，虽可在同一时间模仿数声，但若遇此桥市场景，怕也是令口技人抓耳挠头，不可胜之罢了。     

        此处描绘的是北宋“虹桥”上的场景，漕船必经之处，连接两岸，可谓水陆皆具，交通便利，在某种程度来说“虹桥之道”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从画面中可得知：桥面上卖鞋的、卖绳索的、卖铁器五金的，放在今天在如此狭隘的桥道上摆摊贩卖那就是违规占道，虽此处人口密集，消费机遇大，但其交通价值还是大于商业价值的。    

        桥上那也真可谓热闹，挑担的、骑驴的、抬轿的、卖香饮子的、兜售小玩意的游脚商人，风俗氛围在此处也达到了顶峰，但且看桥面上，两处人。似在这狭隘的道上互相争道，不肯相让。网上很多学者争对此相争是认为文官坐轿，武官骑马，两者争道，但也有可能是坐轿的富贵人家与骑马的官员争道。

　   在“解”店与“孙羊正店”旁皆有一位说书先生，说书时旁边的老百姓都会聚拢来听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有些人是老主顾，有些人可能就是初至此地匆匆而行的游客。      

        当时的说书人与我们现在的街头卖艺者不同，街头卖艺者可以说是一个个体经营者，而说书人常与其所归属的店铺一起。说书既可以吸引顾客也能活跃氛围，在当时也是宋代百姓生活娱乐的一个重要项目。

　   酒贯穿了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诗歌中有酒，书法中有酒，舞然中也有酒，在宋代那样一个充满文人气息的朝代，酒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清明上河图·基础设施篇”中提及了“彩欢门楼”酒肆，而这酿酒批发商就处在整幅画最大的酒肆“孙羊正店”旁。内部摆了许多木酒桶，上面还放着一只木长勺，既可以随时将酒从大木桶中舀出至后边的小桶中进行临时买卖，也能与酒肆搭梁进行批发销售。中间的大汉孔武有力，正摆弄着长弓，这些人应该就是运酒的人了，在“清明上河图·时代背景”篇中说这些人皆为士兵，那么结合来看这处批发商不仅给酒肆提供酒还与军队中的某些士兵有关联。若为军队正常取酒，应伴“太平牛车”，因“太平牛车”车身面积较大，且平稳安全，大体积的酒液易于用此运输；而在此处仅有三名士兵，笔者推测应为士兵自发寻酒而饮。    

        宋朝时期，常有兵士因饮酒而酒后乱性，毁坏军队形象，甚至在地方挑衅生事，故那时对兵士饮酒行为做出了规范：“有饮禁，有滥禁，有逃禁，有诡名之禁，有匿奸之禁，有敛财之禁”。但统治者并未非常重视对此的处罚，导致北宋后期很多武将借饮酒之名进行腐败之事。作者在这一个细节的描写应该是讽刺当时的那一现状。

　　当初宋人为使这座巨桥飞架两岸，将114根直径一尺半的巨木纵横交错定位，先用榫卯咬合，再用绳索捆扎，最后再用铁马（类似现在俗称的扒钉）斜角钉上。这才使得整个联拱浑然一体，宛如彩虹飞架人间，横托南北千钧路，傲视万里激流船。桥的两端设有4根望柱和4根9米高的立柱，顶部有一圆盘，上面站立白鹤，随风转动，对照下面的十字交叉木就知道白鹤所指的方向，这就是古代的“风向标”。走上虹桥，桥下就是模拟史书上记载的汴河。汴河始凿于战国的魏，通于隋，畅于宋，上起河洛，下至淮泗，直通长江，为北宋南北贯通的经济大动脉。各地所产的粮食，所收的赋税，各种奇珍异果都是沿着这条河运到京城来的。汴河对于当时的北宋可谓立国之本。由于舟船往来，客商众多，于是在河的两边就出现了许多店铺，在当时的东京城，汴河两岸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虹桥左右店铺林立，舟船如梭，商贾云集。

　    汴河是我国最早开发的古运河之一，它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360年，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魏惠王为了称霸中原，在这里开挖了鸿沟，从现在的河南荥阳引入黄河水，向东经过开封，再到淮阳进入颍水，中原地区从此形成了以鸿沟为主体的水上交通网络，运输状况大大改善。秦朝末年，楚汉相争，西楚霸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就曾划鸿沟为界。到了现在，中国象棋里的分界线用的也是这条鸿沟。隋朝时，隋炀帝开通大运河，重新疏通了鸿沟；改名为通济渠，上起黄河洛阳、下至淮河泗水，直通长江，成为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当时名叫汴州的开封因为位于运河的中心而逐渐兴盛起来。唐代改称汴河，安史之乱以后，长安、洛阳遭到严重破坏，开封的地位更加突出。可以说，正是靠着这种有利的地势开封才取代长安和洛阳，成为闻名于世的七朝古都。

　　《清明上河图》按1:1的比例原样建造而成的，完美再现出宋代开封繁华如梦的盛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场景都将艺术与真实生活相结合，北宋之人，流连于市巷，依旧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