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洪春
国庆前，受泸西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邀请，以红河州党员教育培训讲师身份，为红色志愿服务队开展了一次地方党史的专题讲座。自然涉及到了1948年2月5日发生的“旧城起义”(也有资料称暴动或事件)。围绕“旧城起义”，查阅了以前收集的资料和县文联杨俊老师收集的地方党史资料,展开一些讨论和分析，表述个人的观点，提供给大家参考。
一
几十年来，多数泸西人认知泸西的党史，都知道“旧城起义”，是“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我们从小听父辈讲的情况也是如此（注：笔者父亲曾经是“边纵”人员）。
近几年来，特别是在建党100周年前后时间，在媒体上看到了“云南人民闹革命、圭山打响第一枪”和“弥勒这个村、打响云南反蒋第一枪之地”等等。偶尔也听到朋友讲：一些党史研究人员，因为某些原因，对“旧城起义”是“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的说法或观点，持有不同看法或观点。因此，现在就有泸西、石林和弥勒，都说是解放战争时间，“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的地方。再加之各种因素影响，泸西出版的部分党史书籍，回避了“旧城起义”是“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的说法或观点。
二
从现能查找到的史料和掌握的一些情况看，关于“旧城起义”的历史影响(或性质和意义)，是否算为“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主要有二个方面的说法或观点。
（一）主要参与旧城“旧城起义”的亲历者和泸西多数党史研究人员认为：1、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反蒋武装斗争。2、应该是“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
（二）个别旧城“旧城起义”的亲历者和部分云南党史研究人员认为：1、“旧城起义”是一批从昆明到泸西的进步青年学生，组织部分农民在泸西旧城暴动，拉开了“圭山起义”的序幕。2、“旧城起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这个地区党准备武装起义计划的实施。
三
“旧城起义”是一批从昆明到泸西的进步青年学生，组织部分农民在泸西旧城暴动，拉开了“圭山起义”的序幕。这种说法，被一些党史研究人员，解释或理解为二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此次起义，不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武装斗争，而是党的外围组织(民青)领导的反蒋武装斗争等。二是，因为“旧城起义”是“圭山起义”的序幕，所以“圭山起义”才是“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
围绕这个说法，先看一些史料和媒体资料记录：
(一)原载《云南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刘诚、张望、张干等撰写的《回忆泸西旧城起义》一文中明确记录如下：1、李曜九老师始终是旧城起义的积极支持者和指导者。2、我们在大金马村前小山坡的松林里(原误写为丁马村前小团山)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旧历腊月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汇报情况，分析形势，认为东兴、利民、西屏三乡的工作比较成熟，决定旧历年关，三乡同时组织暴动以攻其不备，夺取政权后，拖枪打游击。起义的具体时间原订于腊月二十五日(即公元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3、起义的具体负责人是：李品芳负责攻打东山伪东兴乡公所；徐涛、杨体民等人破坏县城与午街铺(伪利民乡公所所在地)之间的电话线，并会同李存保、雷鸣拿下午街铺；刘诚、张望、张干等人负责攻打旧城(伪西屏乡公所所在地)，切断县内的一切通讯联系。由张干负责进泸西城接李曜九一起参加武装斗争。4、散会后，各方即按计划进行紧张的准备主作。在我们散会后的当天晚上十点多钟，祁山同志化名李森来到泸西师范，通过李曜九找雷鸣了解组织暴动的准备情况。雷鸣虽不认识李森，但他相信李老师，就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李森说，时机不到不能暴动，并要雷鸣赶快通知我们。腊月二十四日上午我们继续在小松林内开会，雷鸣传达了李森的意见。刘诚、张望和张干等人进一步研究，认为东兴、利民乡通知还来得及，西屏乡人已集结，有所暴露，不能停下。并派张干进城当面向李老师和李森(祁山)陈述。同时接李老师一起出来参加指挥起义。经当面陈述后，李森(祁山)同意仅打西屏乡，要求把能不暴露的人都不要动，并同意李曜九老师和张干一起出来坐阵指挥。5、李老师表明了他的党员身份，说明了祁山是党的特派员；并亲切地和我们分析了形势，进一步提出集中力量，先取旧城，既利于进攻，也便于撤退；还提出不要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只提反三征。开仓济贫，不要把粮食分光，要留一部分给武装人员吃。6、接上了组织关系，有了党的直接领导，我们喜出望外，坚决服从，次定起义时间推迟一日进行。随后，张干又带李曜九到脚册赵国徽家，向祁山作了汇报。祁山指示，金马村方向不参加暴动，负责警戒县城方面的动向；城区方向的组织人员负责接应利民乡的活动。7、占领旧城的当天，受党的指示，李曜九同志就在旧城，坐镇指挥领导。8、旧城起义震动了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当时伪《云南日报》及伪《中央日报》都纷纷进行了报导。
(二)云南农村经济杂志社出版，张望、刘诚主编《解放战争时期泸西旧城起义回忆录》中《忆旧城起义》一文记载 ：1、第二天，弥泸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祁山同志也到了旧城。经李曜九同志的介绍，从此我们就在祁山和李曜九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乘胜前进，继续扩大旧城起义的成果。张望向祁山同志汇报了旧城起义的经过，及由昆明带下的“民青”成员的关系；并介绍了他的家庭积极支持革命的态度。祁山对张望说：“你们的‘民青”关系早已转下来，但没有找到你们。”接上了“民青”的组织关系，我们都非常高兴。一致认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们都能将它克服掉。2、祁山同志也被我们的革命热情所鼓舞，他立即派毕恒光同志通知圭山一带的人民自卫武装负责人杨福安、黄恩培和蒋海青等同志带领二百余人到旧城来支援。两支武装在旧城与起义部队汇合。大家兴高采烈，又唱又笑，互相祝贺鼓励。在李曜九同志的指挥下，把全部队伍进行了整编。3、在占领旧城的第三天，泸西县伪保安大队百余人向旧城方向扑来，气焰十分嚣张，企图在我立脚未稳的时候把我赶走。我起义部队选拔精干，在刘诚、李平、徐涛的带领下，开到丁马村伏击敌人。由于我部队斗志高昂，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退，并追击好几里路。此次战斗缴获了电话机一部和一些枪支弹药。丁马村一仗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旧城起义的声势，吓得泸西县城的伪政府惊惶失措；气得伪省主席卢汉暴跳如雷。旧城起义震动了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当时伪《云南日报》及伪《中央日报》都进行了纷纷报导。4、旧历正月初四(公元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旧城解放的第九天，敌人从泸西县城和弥勒县境内向旧城发动了钳形攻势。敌人装备较好，人数众多。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按照李曜九同志的指示，刘诚同志率领起义部队主动放弃了旧城，撤上圭山，与杨福安、黄恩培大队汇合，驻扎在雨维哨村。 又过了两天，我们接到上级指示：攻打午街铺；要求圭山、西山所有起义部队，连夜行动，迅速赶到阿路瓦集中。5、上午十点多钟，各大队迂回接近午街铺，进入了指定地段。6、午街铺战斗失利的教训是：第一、轻敌麻痹；第二、缺乏有经验的领导和指挥。7、从旧城起义到午街铺失利的二十余天中，滇东南弥泸地区人民武装斗争的火焰越烧越旺，尽管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革命的人民总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发展前进。正在这时，朱家壁、张子斋等同志到达了弥勒西山地区，汇合祁山、何现龙、李曜九等同志，继续领导起义部队，举起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的大旗。
(三) 《发展中的革命老区--泸西》记载如下：1、2月6日，祁山率圭山黄恩培、杨福安带领的武装近百人到旧城，命蒋海清、李平率所部赶赴旧城汇合；通知陆良的许南波、杨守笃到旧城议事，组织龙海山的武装策应旧城暴动，牵制北面之敌；向路南、泸西、弥勒、宜良的党组织作了紧急通报，请他们作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并亲自火速报告省工委，请求指示。2、2月8日，泸西县国民党政府一面向省政府和驻弥勒的国民党云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杨立德报告求援，一面派防共自卫中队四十余人的武装抵达了丁马村进逼旧城，企图进剿旧城暴动的人民武装。祁山派黄恩培、李平、蒋海清率武装赶到丁马村山、垭口阻击进犯之敌获胜，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和一部电话机。3、2月14日，中共弥泸区党组织决定集中圭山杨福安、黄恩培武装，西山杨治庭、昂天学武装，阿路瓦蒋海清、李平武装共六百余人合力打击午街铺之敌。l5日拂晓，三路武装到达午街铺附近，分三路设伏，并以少许兵力佯攻诱敌外出村子而围歼，敌龟缩村内据守不出。人民武装因缺乏作战经验，加之连日数路战况告捷，麻痹轻敌，随即向坚守村内之敌发起猛攻。在关键时刻人民武装右翼部队的机枪发生故障。敌趁机夺取我方一侧阵地后组织火力向人民武装左右翼部队进行扫射，我方腹背受敌，遂导致战斗失利。战士殷贵昌牺牲，张云昌负伤，指挥员杨治庭负伤后被俘，于4月23日在弥勒县城英勇就义。
(四) 《路南县党史党史资料(第一辑)》记载：1、1948年2月5日，旧城暴动在云南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3月，弥泸地区党组织按照省工委关于“迅速建立一支主力部队”的指示，将朱家璧、张子斋带来的武装和弥勒西山区的基干民兵，弥勒五山的龙光明、泸西东山窦崇孝、圭山杨福安所率共350余人集中整编为三个大队，同时宣布了“一支人民的军队”的番号，司令员朱家璧、副司令员何现龙，政委张子斋、副政委祁山，在泸西境内发动了丁马村战斗、午街铺战斗等战役。2、1948年3月上旬，毕恒光与朱家璧、何现龙、祁山取得联系，派出赵万象到西山联络当响导，将西山、东山的武装带到圭山南麓糯斗村。当时军队领导人朱家璧、何现龙、祁山(杨成明）、张子斋(李玉生），部队番号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一纵队，对外称“一支人民的军队”。
(五)《人民资讯》2021年6月15日，根据石林县党史研究提供资料撰写的《一支人民的军队 一曲壮丽的凯歌》文中记载：1947年12月，云南省工委在建水西林寺召开会议，决定在云南大规模发动游击战争，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随后，按照云南省工委的安排，隐蔽在缅甸的朱家璧、张子斋等立即启程，准备回国领导开展圭山武装斗争。1948年1月，按照省工委的计划，石林各革命工作据点加紧聚集人员和武器，在丘北集训的骨干也陆续返回石林，待省工委派来的军事领导人到来之后，举行武装起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场摧毁国民党在云南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即将打响。1948年2月5日，一批从昆明到泸西的进步青年学生，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和对革命理想的急切追求，组织部分农民在泸西旧城暴动，拉开了圭山起义序幕。2月12日，圭山、西山民兵和人民武装联合攻打泸西县午街铺。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缺乏训练，又无实战经验，结果战斗失利，遭受重创。2月29日，何现龙、祁山向回到国内的朱家璧、张子斋等汇报了工作和敌军情况，共同分析研究当时的形势，作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3月初，云南省工委指示：“目前敌情紧急，应迅速组建一支主力部队。先把西山的队伍带出来，再到圭山、龙海山、钟山等根据地集结武装，避实就虚，打击敌军气焰，建立巩固的圭山根据地，在南盘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3月下旬，朱家璧、张子斋、祁山、何现龙等领导部队在圭山糯斗村集中、休整。随后在老庄科村宣布：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外暂称“一支人民的军队”，朱家璧任司令员，张子斋任政委，何现龙任副司令员，祁山任副政委。朱家璧还宣布了下属三个大队领导人员名单。 随后，“一支人民的军队”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
(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委员会2019年10月23日，《石林县政协机关主题党日活动》一文中记载：...“云南人民闹革命，圭山打响第一枪”，圭山泛指圭山地区（包括现在的石林、泸西、弥勒等县市），以老圭山为革命根据地，组织周围的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石林县（原路南县）就出现了革命活动，通过不懈的斗争，到1947年，圭山地区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地下民兵队伍，具备了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中共云南省工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圭山首先发动武装起义。1948年3月起义军在石林县圭山镇糯斗村进行编队，宣布了“一支人民的军队”成立，朱家璧将军任司令员。“一支人民的军队”吹响了云南人民争自由、求解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嘹亮号角，从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一支人民的军队”开辟滇东北，横扫滇中，挺进滇西，二下滇南，1949年1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同年7月编为滇桂黔边纵队，将武装革命的火种洒遍云南大地。
围绕相关党史资料讨论和分析如下：
1、综合对比《中共泸西县党史资料(第一辑)》《发展中的革命老区--泸西》《路南县党史党史资料(第一辑和第二辑)》《解放战争时期泸西旧城起义与云南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泸西旧城起义回忆录》《红土撷珍(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史料和媒体资料看，把“旧城起义”解释或理解为是党的外围组织(民青)领导的反蒋武装斗争，不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武装斗争，这些说法或观点，可能没有充分依据和具有主观臆断的因素，与历史事实也不太相符。
理由有二个方面：一是，“旧城起义”，在准备阶段是以“民青”组织成员为主是事实，但在发起前，通过泸西师范的李曜九老师，向弥泸地区负责人祁山同志汇报过，所以才有了集中在西屏乡(旧城)起义、不打“中国人解放军西南纵队”番号和推迟一天起义的决定。二是，“旧城起义”发生后，弥泸地区负责人祁山同志和泸西当地李曜九老师等党组织的负责人都到了旧城，也参与了领导和指挥工作，所以才有了来自圭山人民自卫武装与起义武装在旧城汇合、丁马战斗、起义部队撤出旧城向圭山转移和午街战斗的发生。这也就是之后党史资料上讲的“为了争取主动，特派员(祁山)因势利导、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使武装斗争顺利开展”等。
2、综合对比前面所提到的史料和媒体资料看，把“旧城起义”说成是“圭山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序幕，从而确定“圭山起义”才是“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的说法或观点，不妥当或者不准确。
理由有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多数党史资料记载分析看，“旧城起义”主旨内容是率先“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枪声和之后的武装斗争。其时间段是1948年2月5日到月底的二十多天。“圭山起义”主旨内容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一纵队)的组建或者诞生及之后开展的武装斗争。其时间段是1948年3月至6月(7月1日省工委决定“一支人民的军队”番号改这“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一纵队”)。“旧城起义”武装部队后来成为了“圭山起义”部队(“一支人民的军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的。但这种用武装部队组成的概念，把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概念进行过度的合并(归结)，并从而确定“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的方法，是否可取这个需要再探讨。二是，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对地区概念上理解的不同，对打响第一枪地点上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差别。从山脉分布的地理区位上讲，西屏乡(今旧城)、雨维哨村和糯斗村都属于圭山片区；从行政区划上讲解放前这几个村都属于当时的泸西县。所以，刘诚、张望、张干等同志为了说清相关问题，在《对<中共泸西县党史资料>第一辑(送审稿)的若干意见》一文中，特别强调：1948年初，由王子近同志作词，高粱同志谱曲的《圭山谣》中的原文是：“云南人民闹革命，圭山打出第一枪”。这“圭山打出第一枪”指的就是“旧城起义”。到了80年代，为了照顾各地游击部队的团结，才改为“云南人民闹革命，游击队的枪声传四方”。三是，对“旧城起义”需要重新进行客观和辩证的认识与理解。按照党史研究的方法和逻辑，参照“南昌起义”的阶段划分，“旧城起义”应该是包括事件发生阶段(攻占旧城、旧城起义部队和圭山自卫武装部队在旧城汇合)、成果扩大阶段(丁马村战斗)和成果巩固阶段(起义部队转移、午街铺战斗和起义部队整训)。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旧城起义”理解为仅指起义武装力量占领城旧城的当天或者九天。如果这样就是机械偏执、形而上学地认识“旧城起义”。这正如张望、刘诚主编《解放战争时期泸西旧城起义回忆录》中《忆旧城起义》文中记载：从旧城起义到午街铺失利的二十余天中，滇东南弥泸地区人民武装斗争的火焰越烧越旺，尽管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革命的人民总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发展前进。
四
“旧城起义”的个别亲历者在撰写回忆录和部分党史研究人员说，“旧城起义”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这个地区党准备武装起义计划的实施。围绕这一说法和观点，我们也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弥泸地区党组织，准备按1947年1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建水)扩大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个是事实。但没有查找到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时间和首先起义地点等。石林县(原路南县)一些党史资料说决定在圭山首先发动武装起义的说法，不能完全排除这有撰写人员的主观推断因素。例如祁山同志在《云南大规模的农村游击战争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一文中记载：经过上述6个方面的艰苦努力和积极准备，弥泸区发动武装斗争的条件成熟了，1947年12月，省工委在建水会议上对此作了具体部署。1948年初，云南省大规模的农村游击战争，在圭山、西山地区发动起来了。在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下，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具体、扎实，游击队伍迅速扩大。祁山同志在该文中的圭山、西山地区，实际就是指弥泸地区。并没有具体说是准备哪个县、哪个乡镇和哪个时间段开展武装起义。
所以，笔者认为，以“旧城起义”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这个地区党准备武装起义计划的实施，作为评价或者界定“旧城起义”历史影响的一个主要内容或指标，可能还是不太客观或者依据不充分。
至于弥勒小芹田战斗，从现能查找到的党史资料看，除了弥勒当地的史料和媒体资料记录，是“云南打响反蒋第一枪”，其他还没有提及。在《乌蒙枪声》一书中《滇工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情况和决定》(侯方岳纪略)记载：....祁山汇报了“旧城事件”以来的游击队的装备、战果；并说无实战经验，“胜败为兵家常事，请不必苛责”。祁山同志向省工委汇报工作，之所以要说“旧城事件”以来，实际上就是弥泸地区的武装斗争，是以“旧城起义”为起点。
五
综合以上讨论和分析，笔者提出几个方面供参考的说法或观点：(一) “旧城起义”，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弥泸地区率先发起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起义，经历了事件发生、成果扩大和成果巩固等阶段，党组织的负责人全程参与了起义的领导和指挥，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这正如刘诚、张望、张干等同志在《对<中共泸西县党史资料>第一辑(送审稿)的若干意见》一文中所讲：旧城起义，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因势利导)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青年为先锋，并与泸西的工农群众相结合而干起来的。这是泸西党史的光荣，也是泸西人民的骄傲。(二)“旧城起义”，标志着“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的正式打响，为云南革命斗争翻开了新的一页。“圭山起义”标志着“一支人民军队”的组建或诞生，为云南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旧城起义”在较大程度上促成了“一支人民军队”的组建或诞生。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应该看到，“旧城起义”和“圭山起义”有紧密的联系，但有区别或者不同，不应该把两者混淆。从“旧城起义”到“圭山起义”，标志着在云南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序幕已经率先在弥泸大地拉开。虽然这些起义过程中，有战斗上的失利或挫折，但不能否认其历史影响，更不应成为抹杀革命先辈功绩的理由。相反我们要铭记朱家壁、张永和、张子斋、祁山、何现龙、赵国徽、张木天、李曜九、李平、刘诚、张望、张干、徐涛、雷鸣、顾昆、李平、毕恒光、杨福安、黄恩培、蒋海清等革命先辈为云南解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或牺牲。
(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不论是泸西本地的党史研究人员，还是其他的党史研究人员，都应尊重历史事实。关于“旧城起义(暴动)”的性质和意义，“边纵”在南下越南河阳整训时实际是作出过认真总结的。作为后来人的党史研究人员，我们更应该尊重和相信作为革命先辈的亲历者们。祁山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泸西旧城起义回忆录》中有记录为：上述历史1948年7月至10月16日，我们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河江省会河阳市整训时，对旧城暴动也作了总结，认为旧城暴动象法国巴黎公社暴动一样，向国民党反动派打了第一枪，是有意义的。刘诚、张望、张干等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泸西旧城起义回忆录》中讲：我们说，泸西旧城起义打响了云南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并非是自我吹嘘，而是历史事实。在1948年2月泸西旧城起义以前，在云南各地，虽然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反蒋武装斗争，但是还没有一处夺取过国民党统治的乡政权，也没有一处提出过“开仓济贫”和“枪毙恶霸”的口号和行动，来发动群众。只有旧城起义明确而又自觉地贯彻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所以，也只有旧城起义才会对当时国民党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产生极大的震动。这从当时，国民党在云南发行的《中央日报》及《云南日报》的大量报导中得到证实。大家知道“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按照这一逻辑，“旧城起义”，就应该是“打响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一支人民的军队(边纵)”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