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忠君爱国之忱，而徒抒写灵，流连光景，思以文章名后世，使人瓣香敬祝，俨大雅之重生也，难矣！若杜工部子美者，绍承家学。其诗宗三百及楚骚、汉魏乐府，故气格苍古，酝酿深醇，卓然为有唐之冠。元稹为集诗家之大成。洵千古定评也。然公不仅以诗鸣也，以一小臣，旋遭罢黜，困苦艰难，流寓于成都、同谷、羌村之地，而犹忧时感事，每饭不忘朝廷。噫！非一片忠爱出于天性者，能如斯之惓倦而可弗祀乎？
樊川旧有公祠，创自明代，崇故里也，我朝屡加修葺，嗣毁于火；邑人士改建牛头寺东，与寺相属。同治中，林颖叔方伯举而新之。越甘年，而顷圮如故。余以去秋詹拜遗像，恻然有兴废之感。因与李菊圃方伯用清、怀清观察曾铄，捐俸重修，委直刺张宏运董其事。榱栋之陁者，复之；户牖之朽者，更之；垣墉瓴甓之颓破者，完整之；并筑亭于院东隙地，以供游人之吟眺焉，弥月毕工，黝垩丹漆共费钱千数百缗，似此足以妥公灵矣。抑余犹有慨焉。
公之才能抗太白而不能举进士，身能比稷契而不能逢尧舜；谟议能结元宗之知，致严武之荐，而不能免妻子之冻馁，弭骨肉之流离，岂果以诗穷而为工？天之厄之，即以成之；因踬于生前者，乃能食报于身后耶？后之诵公诗、谒公祠者，当悯公之遭，知公之志，勿等忧危于奸激，视忠爱为刺讥也。遂援笔而为记。
头品顶戴兵部侍郎抚陕使者皖怀叶伯英撰并书；
大清光绪十有三年岁次丁亥季春月谷旦。
富平姚殿材刻石
注释：
光绪十三年（1877）碑通高198公分，宽76公分，额高70公分，篆额九字分三行，旁有二龙戏珠雕刻，叶伯英撰并书。文15行，行39字，碑身两边刻花草图案。此碑上距同治七年（1868）还不到20年，仅用一月时间修补刷新，碑文除略记修葺之情况外，撰者对杜甫生平所遭不遇还发了不少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