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事件的探讨
衷 仁 保
一、提前简介有关人和组织
因为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与这些人和组织有重大关系。
1、列宁：（陈独秀多次引用列宁的教导）
（1870-4-22—1924-1-21），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是苏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联总理）、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在政策上执行马克思的国际社会主义。
2、斯大林：（陈独秀一直受斯大林压制）
（1878-12-18—1953-3-5），苏联政治家，联共（布）中央总书记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大元帅，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的最高领导人，对二十世纪苏联和世界影响深远。1924-1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步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他树立个人崇拜，发动“大清洗”运动，1930-1953间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 。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 (1936～1939)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不足十分之一。布哈林也被处死。连指导并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尼克乐斯基也被斯大林处决（参3，本文“参xx”表示序号为xx的参考文献）。纵容李森科主义，在科学研究上弄虚作假。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过程中导致了乌克兰大饥荒和哈萨克大饥荒。
斯大林是个性格粗暴的人，这可从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亚给时任政治局书记加米涅夫的信中看出（参9）：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
此后，在流传的遗嘱中，列宁没客气评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虽然列宁立了遗嘱，斯大林也表示愿意离开，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会议决定等待一段时间再说，这样斯大林的位置暂时不变。后来斯大林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遗嘱只好作废。不过，我想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大屠杀，自己也会遭难，否则早把他赶下了台（参9）。
斯大林在政策上执行国家社会主义。要求各国共产党“保卫苏维埃祖国苏俄”。他与希特勒（执行民族社会主义）共谋爪分了波兰，并实行卡廷森林大屠杀，2万波兰精英无一生还，苏联至今都未被原谅，而斯大林也因为这件事被冠以“杀人魔鬼”的称号。在东方，他先占据我国中东铁路，后又承认伪“满洲国”。
3、布哈林（1888-10-9—1938-3-14），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曾经被誉为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列宁逝世后，他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在战胜“新反对派”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后由于和斯大林的政见分歧于1929年被解职并被开除出苏共。大清洗时1938年2月，苏联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集团”进行公开审讯，苏联总检察长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法官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被告死刑。1938-3-14布哈林被秘密枪决，年仅49岁。1988年苏共为布哈林恢复名誉。
4、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陈独秀一直受共产国际压制）
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发生了机会主义的危机，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参8）。先后断送了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失败最惨的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p106，本文中pxxx表示引自参考文献(参1)中第xxx页)。
5、托洛茨基：（陈独秀被中共中央认定为托派）
（1879-11-7—1940-8-21），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
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1917-11—1918-3任外交人民委员、1918-3—1925-1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9-3—1927-8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27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1926俄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26-10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1被驱逐出苏联。1938年组建第四国际，1940-8在墨西哥遭暗杀。
托洛茨基提出和完善“不断革命论”以与斯大林主义的“阶段革命论”对立，并且提出发展不平衡原理与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对立。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对其评价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10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1被驱逐出苏联。1940-8在墨西哥遭暗杀（参4）。
衷 仁 保
一、提前简介有关人和组织
因为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与这些人和组织有重大关系。
1、列宁：（陈独秀多次引用列宁的教导）
（1870-4-22—1924-1-21），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是苏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联总理）、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在政策上执行马克思的国际社会主义。
2、斯大林：（陈独秀一直受斯大林压制）
（1878-12-18—1953-3-5），苏联政治家，联共（布）中央总书记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大元帅，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的最高领导人，对二十世纪苏联和世界影响深远。1924-1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步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他树立个人崇拜，发动“大清洗”运动，1930-1953间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 。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 (1936～1939)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不足十分之一。布哈林也被处死。连指导并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尼克乐斯基也被斯大林处决（参3，本文“参xx”表示序号为xx的参考文献）。纵容李森科主义，在科学研究上弄虚作假。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过程中导致了乌克兰大饥荒和哈萨克大饥荒。
斯大林是个性格粗暴的人，这可从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亚给时任政治局书记加米涅夫的信中看出（参9）：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
此后，在流传的遗嘱中，列宁没客气评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虽然列宁立了遗嘱，斯大林也表示愿意离开，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会议决定等待一段时间再说，这样斯大林的位置暂时不变。后来斯大林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遗嘱只好作废。不过，我想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大屠杀，自己也会遭难，否则早把他赶下了台（参9）。
斯大林在政策上执行国家社会主义。要求各国共产党“保卫苏维埃祖国苏俄”。他与希特勒（执行民族社会主义）共谋爪分了波兰，并实行卡廷森林大屠杀，2万波兰精英无一生还，苏联至今都未被原谅，而斯大林也因为这件事被冠以“杀人魔鬼”的称号。在东方，他先占据我国中东铁路，后又承认伪“满洲国”。
3、布哈林（1888-10-9—1938-3-14），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曾经被誉为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列宁逝世后，他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在战胜“新反对派”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后由于和斯大林的政见分歧于1929年被解职并被开除出苏共。大清洗时1938年2月，苏联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集团”进行公开审讯，苏联总检察长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法官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被告死刑。1938-3-14布哈林被秘密枪决，年仅49岁。1988年苏共为布哈林恢复名誉。
4、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陈独秀一直受共产国际压制）
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发生了机会主义的危机，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参8）。先后断送了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失败最惨的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p106，本文中pxxx表示引自参考文献(参1)中第xxx页)。
5、托洛茨基：（陈独秀被中共中央认定为托派）
（1879-11-7—1940-8-21），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
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1917-11—1918-3任外交人民委员、1918-3—1925-1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9-3—1927-8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27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1926俄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26-10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1被驱逐出苏联。1938年组建第四国际，1940-8在墨西哥遭暗杀。
托洛茨基提出和完善“不断革命论”以与斯大林主义的“阶段革命论”对立，并且提出发展不平衡原理与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对立。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对其评价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10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1被驱逐出苏联。1940-8在墨西哥遭暗杀（参4）。
二、创党初期
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于1920-4，来中国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召开会议，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
1921年初维金斯基回国后由尼克乐斯基接替。尼克乐斯基指导并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参3)。
张国焘与第一批57名党员联系通知召开一大，并主持会议，起草中共党纲。出席代表共13人：（长沙）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邓恩铭和王烬美、（上海）李达和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和刘仁静、（广州）陈公博、（旅日）周佛海、包惠僧。另有列宁生前推荐的共产国际代表尼克乐斯基及其助手马林出席。
陈独秀因在广东任职，工作脱不开身未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可见其威信之高，陈独秀是精神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那时所谓中共中央，实际上就是陈独秀和张国焘两个人。
尼克乐斯基指导并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他是有功劳的、可惜在1938年他被斯大林处死（后平反）（参3）。
尼克乐斯基曾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但上海的党员不同意。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1927-9，陈独秀辞去在广东职务后与包惠僧离粤回沪，在路途上包惠僧告诉陈独秀：“马林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应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回到上海后，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马林其人果然独断专行，当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要中国、朝鲜、日本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他竟然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也不同陈独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叮嘱张太雷不要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知道后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陈独秀第一次见到马林时，马林就用命令的口气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中共的工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不欢而散。马林虽是尼克乐斯基的助手，但尼克乐斯基只会讲俄语而马林却会讲英语。马林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可用英语交谈，因而马林出面讲话的机会多。至于他讲的话是否正确传达了尼克乐斯基的意思那就不得而知了（参6）。
陈独秀认为：“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出过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有认识（p86）。”但列宁逝世后，因共产国际代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不尊重陈独秀的意见，经常作出一些错误的指示和决定，最终导致中国1925-1927大革命失败。
后来，租界的巡捕房藉口陈独秀私藏《新青年》杂志将他逮捕。陈独秀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此时共产国际代表主动表示可以出面营救，提出的条件是中共必须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此情况下，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并获得经费援助。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法庭判决陈独秀明知故犯私藏《新青年》杂志，罚白银500两结案。陈独秀当天获释（参6）。
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费用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人的薪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一个大问题。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对初创的中共是雪中送炭。创党初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将自己的薪水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可见他们对党的忠诚。
关于经费的使用问题，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对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特别决定：原则上共产党员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领取最低生活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此原则精神获得了党员的一致赞成。陈独秀的这一主张堪称典范，值得中共继续发扬光大。
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于1920-4，来中国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召开会议，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
1921年初维金斯基回国后由尼克乐斯基接替。尼克乐斯基指导并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参3)。
张国焘与第一批57名党员联系通知召开一大，并主持会议，起草中共党纲。出席代表共13人：（长沙）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邓恩铭和王烬美、（上海）李达和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和刘仁静、（广州）陈公博、（旅日）周佛海、包惠僧。另有列宁生前推荐的共产国际代表尼克乐斯基及其助手马林出席。
陈独秀因在广东任职，工作脱不开身未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可见其威信之高，陈独秀是精神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那时所谓中共中央，实际上就是陈独秀和张国焘两个人。
尼克乐斯基指导并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他是有功劳的、可惜在1938年他被斯大林处死（后平反）（参3）。
尼克乐斯基曾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但上海的党员不同意。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1927-9，陈独秀辞去在广东职务后与包惠僧离粤回沪，在路途上包惠僧告诉陈独秀：“马林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应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回到上海后，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马林其人果然独断专行，当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要中国、朝鲜、日本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他竟然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也不同陈独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叮嘱张太雷不要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知道后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陈独秀第一次见到马林时，马林就用命令的口气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中共的工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不欢而散。马林虽是尼克乐斯基的助手，但尼克乐斯基只会讲俄语而马林却会讲英语。马林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可用英语交谈，因而马林出面讲话的机会多。至于他讲的话是否正确传达了尼克乐斯基的意思那就不得而知了（参6）。
陈独秀认为：“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出过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有认识（p86）。”但列宁逝世后，因共产国际代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不尊重陈独秀的意见，经常作出一些错误的指示和决定，最终导致中国1925-1927大革命失败。
后来，租界的巡捕房藉口陈独秀私藏《新青年》杂志将他逮捕。陈独秀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此时共产国际代表主动表示可以出面营救，提出的条件是中共必须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此情况下，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并获得经费援助。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法庭判决陈独秀明知故犯私藏《新青年》杂志，罚白银500两结案。陈独秀当天获释（参6）。
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费用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人的薪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一个大问题。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对初创的中共是雪中送炭。创党初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将自己的薪水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可见他们对党的忠诚。
关于经费的使用问题，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对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特别决定：原则上共产党员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领取最低生活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此原则精神获得了党员的一致赞成。陈独秀的这一主张堪称典范，值得中共继续发扬光大。
三、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分歧
1、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定位不同
共产国际坚持“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而在创党时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而明确反对中国共产党接受其领导，这就是他与共产国际（后来的中共中央）之间重大分歧（参6）。
2、对国民党认识不同、策略不同。
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一种各阶级的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而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p40）。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即李大钊）、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指导，而主张中共保持独立、只与国民党进行两党合作（p87）。
实际上孙中山的联共是容共。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时，孙中山严词拒绝。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可见国民党之心。
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p106-107）。
陈独秀认为：“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p70）。”
3、关于“革命中工农过火”。
在蒋介石叛变之前，共产国际命令我们以劳资仲裁代替罢工斗争。在蒋叛变之后，命令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我们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共产国际为要跟着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是‘过火’。
在准备北伐和北伐过程中，陈独秀主张“双重政权”，即在建立国民政府各级地方政权时，同时建立无产阶级的军队和政权，以便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但被共产国际指责为‘过火’行为，并遭到制止。
4、关于“革命武装”。
1924年孙中山逝世。1926-3-20蒋介石发动政变，大捕共产党员、围缴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将苏联顾问卫队枪支缴戒、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批评三民主义、令交出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团员的名单。之后，共产国际还严厉阻止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甚至允许国民党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凡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必须先交该委员会过目。
在此形势下，陈独秀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但国际代表不赞成。共产国际甚至还继续武装蒋介石，将所有力量用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这是无产阶级自行投降。国际代表还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国际还电令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p88-90）。陈独秀找鲍罗廷商量，鲍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陈为了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未能坚持已见。“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p91）。
“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才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放弃革命武装，还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上海工人武装。
“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陈独秀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继而问道：“机会主义的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p93）。
5、政策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牲、进攻与退却
1927-4-12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蒋介石国民党已代表资产阶级掌权。共产国际仍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甚至南昌暴动还是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进行，贺龙部队东进仍打着武汉国民政府反蒋的名誉。在汪精卫公开反共后，共产国际不承认大革命己失败，仍认为是高涨，要求上海无锡等地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命令“暴动！暴动！继续暴动”。在他预先警告广州起义必定失败的情况下仍坚持举行，使党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党员。陈独秀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是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造成的，八七会议后中央一直执行左倾政策，不知道保存革命力量。“以国际的名义包办‘八七会议‘，还强调‘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经过翻译员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之手，造成了盲动主义“（p113）。
陈独秀认为当前处在列宁说的“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应保存实力，等待时机（p8，p39）,应按列宁在1908年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p49）。他认为，中央不懂得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时采取灵活的策略，中央应采取列宁签订不列斯特和约的策略暂时退却。不列斯特和约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但却为新生的苏维埃嬴得了时间。这种退却就是灵活的策略。历史己证明签订不列斯特和约是正确的（p58）。
在国民党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后，陈独秀认为“不能再留在国民党内，即不必再附属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之下，应独立行动“，这是革命政策的原则问题。在策略上又要灵活，即“同时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p11）。
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要提出鲜明的口号。只提“耕者有其地”是不够的，因为国民党也宣传“耕者有其地”（尽管只说不做），这使得老百姓和农民分不清国共两党，认为我们的斗争只是派系斗争。而且“耕者有其地”口号太文雅，不能使广大的农民群众了解；况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陈独秀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这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又可通行全国（p9）。
6、党内民主
在六大会上，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可见缺乏民主。
陈独秀认为，民主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就会变成官僚集权制。蒙蔽，腐败，粉饰太平......都是必然现象。“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这会毁坏党的战斗力。列宁说过：“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列宁又说过：“若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的统一”。禁止讨论，一听到不同意见就用“小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意识”来压制，甚至戴上“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帽子（p52-53）。
“同志们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便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p54）。党教育党员，是要教育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p56）。
7、坚持国际社会主义与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斯大林的国家社会主义，陈独秀坚持国际社会主义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列宁生病期间和逝世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发生了机会主义，即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伦。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总之，斯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内建成，从而严厉的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和列宁主义战术之主要教训（参8）。
”列宁始终认为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起点，并不认为俄国一个国家已具备了经济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可以独自建设社会主义（p127）。“
共产国际把各国党的领导机关都变成了斯大林的忠实工具（p134）。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先后断送了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失败最惨的，要算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p106）。
1、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定位不同
共产国际坚持“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而在创党时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而明确反对中国共产党接受其领导，这就是他与共产国际（后来的中共中央）之间重大分歧（参6）。
2、对国民党认识不同、策略不同。
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一种各阶级的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而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p40）。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即李大钊）、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指导，而主张中共保持独立、只与国民党进行两党合作（p87）。
实际上孙中山的联共是容共。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时，孙中山严词拒绝。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可见国民党之心。
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p106-107）。
陈独秀认为：“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p70）。”
3、关于“革命中工农过火”。
在蒋介石叛变之前，共产国际命令我们以劳资仲裁代替罢工斗争。在蒋叛变之后，命令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我们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共产国际为要跟着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是‘过火’。
在准备北伐和北伐过程中，陈独秀主张“双重政权”，即在建立国民政府各级地方政权时，同时建立无产阶级的军队和政权，以便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但被共产国际指责为‘过火’行为，并遭到制止。
4、关于“革命武装”。
1924年孙中山逝世。1926-3-20蒋介石发动政变，大捕共产党员、围缴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将苏联顾问卫队枪支缴戒、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批评三民主义、令交出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团员的名单。之后，共产国际还严厉阻止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甚至允许国民党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凡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必须先交该委员会过目。
在此形势下，陈独秀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但国际代表不赞成。共产国际甚至还继续武装蒋介石，将所有力量用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这是无产阶级自行投降。国际代表还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国际还电令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p88-90）。陈独秀找鲍罗廷商量，鲍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陈为了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未能坚持已见。“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p91）。
“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才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放弃革命武装，还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上海工人武装。
“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陈独秀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继而问道：“机会主义的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p93）。
5、政策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牲、进攻与退却
1927-4-12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蒋介石国民党已代表资产阶级掌权。共产国际仍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甚至南昌暴动还是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进行，贺龙部队东进仍打着武汉国民政府反蒋的名誉。在汪精卫公开反共后，共产国际不承认大革命己失败，仍认为是高涨，要求上海无锡等地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命令“暴动！暴动！继续暴动”。在他预先警告广州起义必定失败的情况下仍坚持举行，使党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党员。陈独秀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是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造成的，八七会议后中央一直执行左倾政策，不知道保存革命力量。“以国际的名义包办‘八七会议‘，还强调‘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经过翻译员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之手，造成了盲动主义“（p113）。
陈独秀认为当前处在列宁说的“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应保存实力，等待时机（p8，p39）,应按列宁在1908年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p49）。他认为，中央不懂得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时采取灵活的策略，中央应采取列宁签订不列斯特和约的策略暂时退却。不列斯特和约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但却为新生的苏维埃嬴得了时间。这种退却就是灵活的策略。历史己证明签订不列斯特和约是正确的（p58）。
在国民党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后，陈独秀认为“不能再留在国民党内，即不必再附属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之下，应独立行动“，这是革命政策的原则问题。在策略上又要灵活，即“同时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p11）。
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要提出鲜明的口号。只提“耕者有其地”是不够的，因为国民党也宣传“耕者有其地”（尽管只说不做），这使得老百姓和农民分不清国共两党，认为我们的斗争只是派系斗争。而且“耕者有其地”口号太文雅，不能使广大的农民群众了解；况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陈独秀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这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又可通行全国（p9）。
6、党内民主
在六大会上，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可见缺乏民主。
陈独秀认为，民主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就会变成官僚集权制。蒙蔽，腐败，粉饰太平......都是必然现象。“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这会毁坏党的战斗力。列宁说过：“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列宁又说过：“若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的统一”。禁止讨论，一听到不同意见就用“小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意识”来压制，甚至戴上“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帽子（p52-53）。
“同志们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便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p54）。党教育党员，是要教育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p56）。
7、坚持国际社会主义与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斯大林的国家社会主义，陈独秀坚持国际社会主义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列宁生病期间和逝世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发生了机会主义，即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伦。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总之，斯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内建成，从而严厉的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和列宁主义战术之主要教训（参8）。
”列宁始终认为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起点，并不认为俄国一个国家已具备了经济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可以独自建设社会主义（p127）。“
共产国际把各国党的领导机关都变成了斯大林的忠实工具（p134）。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先后断送了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失败最惨的，要算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p106）。
四、导火线--中东铁路事件和托派问题
由于共产国际指导错误、陈独秀违心执行，最终导致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主动承担责任并辞去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虽然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仍然关心革命事业，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中东铁路”是沙皇俄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通过诱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后，于19世纪末开始修筑的一条铁路。1927年，蒋介石公开暴露了他反苏、反共的面目。张学良易帜后，蒋介石鼓动其在东北挑起中苏冲突，从而转移国内视线。在张学良宣称要收回中东铁路并扣留苏方工作人员后，1929-8-14，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张学良领导东北军积极抵抗，但被苏军击败。这就是中东路事件（参7）。
对于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见《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12-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94－599页）。
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认为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保卫苏联”是“于我们不利”的，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中央宣传我们要保卫苏联。陈独秀认为这种宣传只能争取到无产阶级，而不能说服广大群众。而国民政府宣传是要像收回租界一样为了国家独立，则更能吸引广大群众。在1929-7-28【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中提出“除了恢复....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提出恢复中俄共管，并宣传这是为了中国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因为日美俄都想占据东北，国民政府收回中东路后就会爆发日俄美俄或美日战争。而战场是中国东北，中国老百姓要受战乱之苦。陈独秀认为，只有这样宣传才能吸引广大群众、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p33-36)。中央却认为陈独秀是在唱反调，勒令陈独秀公开收回建议。而陈独秀坚持己见。1929-8-11【复中共中央的信】中陈独秀又进一步作了解释（p58-66）。这之前，1929-8-5陈独秀又给中央写了1万多字长信【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呼吁实行党内民主。并引用列宁的话“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批评“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p37-57）。后又多次给中央写信。
中央见陈信后，中共中央的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于1929-8-28约陈谈话，认为中央没有原则性错误，陈不应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反对中央，将陈独秀开除出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11-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
关于中东铁路的宣传的建议直接导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29-12-10写了长文【告全党同志书】，为自己作了辩护（p85-105）。指出，开除他党籍的八个理由是无理由的理由，“实际是讨厌我在党内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便继续执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p97）。陈独秀表示：“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的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p101-102）。
还有一个所谓的托派问题。列宁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而斯大林执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陈独秀认为不是斯大林建立了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而是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产生了斯大林的专制（p555）。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专制，而拥护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陈独秀反对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不是反对斯大林个人。这是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不同之处。但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托派；这也是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原因之一。
由于共产国际指导错误、陈独秀违心执行，最终导致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主动承担责任并辞去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虽然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仍然关心革命事业，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中东铁路”是沙皇俄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通过诱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后，于19世纪末开始修筑的一条铁路。1927年，蒋介石公开暴露了他反苏、反共的面目。张学良易帜后，蒋介石鼓动其在东北挑起中苏冲突，从而转移国内视线。在张学良宣称要收回中东铁路并扣留苏方工作人员后，1929-8-14，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张学良领导东北军积极抵抗，但被苏军击败。这就是中东路事件（参7）。
对于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见《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12-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94－599页）。
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认为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保卫苏联”是“于我们不利”的，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中央宣传我们要保卫苏联。陈独秀认为这种宣传只能争取到无产阶级，而不能说服广大群众。而国民政府宣传是要像收回租界一样为了国家独立，则更能吸引广大群众。在1929-7-28【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中提出“除了恢复....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提出恢复中俄共管，并宣传这是为了中国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因为日美俄都想占据东北，国民政府收回中东路后就会爆发日俄美俄或美日战争。而战场是中国东北，中国老百姓要受战乱之苦。陈独秀认为，只有这样宣传才能吸引广大群众、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p33-36)。中央却认为陈独秀是在唱反调，勒令陈独秀公开收回建议。而陈独秀坚持己见。1929-8-11【复中共中央的信】中陈独秀又进一步作了解释（p58-66）。这之前，1929-8-5陈独秀又给中央写了1万多字长信【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呼吁实行党内民主。并引用列宁的话“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批评“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p37-57）。后又多次给中央写信。
中央见陈信后，中共中央的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于1929-8-28约陈谈话，认为中央没有原则性错误，陈不应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反对中央，将陈独秀开除出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11-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
关于中东铁路的宣传的建议直接导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29-12-10写了长文【告全党同志书】，为自己作了辩护（p85-105）。指出，开除他党籍的八个理由是无理由的理由，“实际是讨厌我在党内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便继续执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p97）。陈独秀表示：“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的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p101-102）。
还有一个所谓的托派问题。列宁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而斯大林执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陈独秀认为不是斯大林建立了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而是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产生了斯大林的专制（p555）。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专制，而拥护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陈独秀反对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不是反对斯大林个人。这是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不同之处。但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托派；这也是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