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生只是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而这一瞬间落在吾等平头百姓身上就是五味杂陈，祸兮福兮。
我是文革时期的68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读了一年书）。刚跨入16岁的门槛，就作为老三届一员随着命运的大潮于1969年3月底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当时称：凯里专区）三穗县台烈公社台烈大队下街生产队插队落户，在农村待了4年。后来回炉学堂，分配工作，一直生活在黔东南，时间跨度长达22年。1991回到家乡上海，如今年逾古稀，记忆力衰退，但是当年的贵州经历却刻骨铭心，时不时呈现在梦中，醒来常常泪湿枕衾.......
最难忘的是我曾经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悚。记的第一次是下乡后二个月的初夏，连续下了几天暴雨，雨势渐停之际，出于好奇，我和另外二个生产队的上海知青俞祖荣、周海龙相约去河边看看上海没有见过的山野风光。边溜达边感叹：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在一场雷暴雨的肆虐下，山河破碎风飘絮，处处触目惊心......
不知不觉来到去台烈小学必经之途的小木桥，原本桥面与河床水面相距十多米，现在只有不到一米。大概是年少者的无知无畏吧！我们3人就从桥上笃悠悠的来到对岸，四处逛逛，看到上游不断地冲下来的圆木，三傻还打趣谁有能力捞一根木头上来，赌二包香烟，争来争去结果都是怂货。
就这样转转悠悠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当我们想回去来到小木桥时----傻眼了！就这么点功夫，桥失踪了，汹涌澎湃的污泥浊水中只露出一个孤零零的桥墩头。无奈之下，我提议找个河道狭窄的地方游过去。本人从小在上海黄浦江边长大，每到夏季就是浪里白条，黄浦江上两岸来回游那是常态。意见统一后，我们往上游走了大约六、七百米，定位一处水面宽度不到十米的地方，我第一个下水，俞祖荣随后。刚下河我就感到不对劲，水势太大，完全身不由己。耳边只听到周海龙的叫声：不行了，水太急，我上去了。片刻间我被山洪裹入水下，幸亏我提前憋了一口气，几秒后浮出水面，只听到有数个急促的贵州口音：小张、小张！我回头一看河堤有3个村民边追边呼喊。不远处是河道的大拐湾，岸边有一排高大的老柳树，柳枝垂入水中，我赶紧伸手吊着柳枝喘口气。此刻追来的村民递过来一根长竹杆让我抓住，哪成想粘水的竹杆非常滑，加上湍急的水流，我双手根本抓不住，一脱手身体立即被漩涡卷入水下，而且时间超过我憋气的极限，迷糊中猛地张口灌入几大口黄泥汤水，脑海里冒出：完了，姆妈，儿子见不到您了......
绝望中突然感到脚踩到了实地，赶紧用力一蹬，头露出水面，当时浑身无力，在水里连翻了几个滚，最后总算站住了脚，低头一看，水才到膝盖处。身边波涛浪花中晃晃悠悠也站着一个人，原来是俞祖荣，他也灌了一肚子的水。我俩互相搀扶着上岸，庆幸各自捡回了一条命。当晚借宿在台烈小学一位好心的老师家，第二天绕道20里从波洞大桥回到生产队。在街上遇到插兄孙建英，他吃惊之余告诉我：昨天台烈都盛传你死了，有村民在街上奔走相告：“不好了，小张飞掉河里淹死了”。看来，你真的是福大命大啊！
1987年我在贵州省镇远县舞阳河拍摄录像
第二次与死神相会是18年后的1987年深秋，此时我在黔东南自治州教育局从事电教工作，共青团中央1985年援助黔东南少数民族教育的一套摄录像设备就在电教馆并由我专职管理使用。当时我们接到一项重大任务，即拍摄一部黔东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开展扫盲工作的专题汇报片，上报省教育厅和国家民委、教育部。时间紧、任务重，州局非常重视，立即组织班子落实，我作为主力干将，马不停蹄地奔赴全州16个县市选点拍摄。在镇远县边远的一个不通公路的侗族村寨，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男女老少盛情迎接我们一行，拍摄工作开展的非常顺利。晚餐后在寨民们恋恋不舍的目光下，我与县教育局共6人扛着沉重的设备翻山越岭回到了在公路边等候多时的面包车，上车后即发动回县城。夜幕降临，我因为忙碌了一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疲倦的昏昏沉沉睡了过去。突然一阵剧烈的颠簸伴随着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把我惊醒，睁眼前看外面漆黑一片，转头看向神色紧张的驾驶员问道怎么回事？答：刹车失灵了！我马上把头伸出车窗外，只见面包车的右前轮胎不见踪影，车轴与路面摩擦产生的火花四溅，我浑身一哆嗦，头脑中跳出：命啊！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就在听天由命之时，突然车身一震，居然停住了。众人纷纷下车查看，在手电筒的光柱下，只见车轴顶着一快大石头，是这神灵附体的石头救了我们整车上的7个人。次日晨曦微露，我才看清楚车停在下山的途中，十公分高的石快往前半米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车掉下去一个人都活不成。惊魂未定之际我有点迷信起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重要的话必须说三遍）
我后面的人生履历果然应验了重复的三句话，三年多后的1991年5月我们夫妻俩同时调回家乡上海，并在体制内吃着皇粮直至退休。我更是福兮满满，在这祸害全世界的三年新冠瘟疫大流行中，成为家族中唯一的天选之子，至今没有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