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前言：今年是我娘诞辰100周年。用我拙笨的笔写点文章纪念她老人家，以表达我对她的思念，也想让后辈了解我们的前辈是如何生活的，以激励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奋力前行。娘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生历尽磨难，但她自强自立，在我姥爷去世后，她用稚嫩的肩膀和姥姥一起撑起一个家！拉扯俩个弟弟长大成人，俩个舅舅随军南下后，她又和姥姥一块抚育我们姐弟三人。娘在潢川教育界赫赫有名，她是潢川县女教师中工资最高的，我为有这样的母亲骄傲，感恩我的娘。

我的母亲出生于1923年八月二十二（阴历）一个书香门第世家，姥爷是清朝秀才，娘是姥姥姥爷的第一个孩子，姥爷对娘是疼爱有加。娘从小就聪明伶俐，姥爷在家开私塾，娘也跟着听，五岁时就会对对子，对的又快又好！比如大人说“红花”，她立即能对上“绿叶”，特别的文思敏捷。我听娘说过：上初中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每个班级都办抗日壁报，各个班级之间互相竞争，比哪个班办的好。邻班壁报起名《烽火》娘这个班要起一个能超过邻班的名字，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娘说，我们的壁报名就叫《怒涛》吧，火再厉害它怕水！大家都说这个名起得妙，还是娘一锤定音。娘很少和我谈她自己的事，这个事她和我说过后，我一直没有忘却。娘是标准的才女，若姥爷不去世，她一定能顺利进入大学学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日本鬼子进攻武汉，从潢川经过，老百姓都往乡下跑，叫“跑日本”，姥姥姥爷全家跑到乡下（哪个地方不清楚）在乡下姥爷得了伤寒病，乡下缺医少药，就去世了。姥爷去世后，姥姥领着几个孩子，生活艰难多了。（姥爷在潢川的小学有教职）娘就不能读高中，上大学了。恰巧当时潢川办师范，为乡村培养教师，娘只有去读师范，师范不交学费，毕业就能去工作。娘在师范学校当然是拔尖学生，她和她的俩个叔伯姐姐在学校是出名的“三李”，作文写得好，特别是娘更是优秀。有一件事，姥姥经常说：潢川县搞学生作文竞赛，有高中，师范的学生，娘当然要参加的。评卷结束，竞赛结果揭晓，娘是第一名，而县中学生第二（县中是潢高前身，是省立七中，在全市招生，名气很大）县中觉得丢了面子，认为他们的学生应该第一，连娘的六叔也说应该县中学生第一，（娘的六叔是县中的有名教师，还是政训主任）师范老师也据理力争，不相让，最后搞个折衷的办法，俩个并列第一，娘得了一杆钢笔，还有一面锦旗，上面写四个大字“笔扫千军”。姥姥和我说这个事不是玄耀，而是她不理解，娘的六叔为什么不站在侄女的立场上。

娘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先在乡村任教。那时候教师是一学年一聘，教学不好的第二年可能就不用了。我只听说娘在双柳镇教过书，学校离城有60里地，来回都是靠双脚走，可想而知是多么辛苦。遇到兵荒马乱，别人往乡里逃，她要往家里走，因为家里有姥姥和她的俩个弟弟们，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1949年后娘就到一中工作了，先在图书馆，这给她提供了大量阅读的机会，后来走上教坛。在一中这段时间是娘最辉煌的时期，她在教育界的名声就是这个时期奠定的。她工作努力，谨言慎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1950年国家发行工债，她一下认购80元（在当时可能是很多）姥姥说，天天大喇叭广播表扬。娘最擅长的是教学，娘课上得很精彩，（可惜我没有听过）经常给老师们上示范课，那时候全县的市范课，甚至全市示范课学校都让她上。我工作后遇到娘的一个学生，他和我说：李老师给我们全校作的一次读书报告会，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全校同学搬着凳子在大操场坐着等李老师作报告，只见李老师走上主席台，开口第一句话说，我昨夜一夜未眠，台下立即鸦雀无声，很诧异的望着李老师，猜想老师为什么昨天夜里没有睡觉呢？接着李老师说：我昨天夜晚读了一夜的《红岩》我被《红岩》中的某个人物所感动……，大家都长舒一口气，放下心来。接着李老师侃侃而谈，我们都被深深的吸引住了，真是精彩的演讲，他很佩服我娘。那时候娘不仅教书，还当班主任，吃住都在学校。我的同学的母亲，当年是我娘的学生，我同学和我说，她母亲小时候家里穷，从小和舅舅生活在一起，每个学期都是娘帮他申请救济金，用救济金买好饭票，送她妈手里，她妈妈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后来也成了一名教师。我娘退休后，她还邀请我娘到她家打牌、吃饭，感激娘对她当初的帮助。娘在1958年大跃进时调到潢高工作了三年，这三年娘压力大，国家接着进行调整，娘自己要求回到一中。在一中她的努力得到回报，校领导推荐她当县政协委员，有涨工资的机会都给娘，后来娘表态不要了。文革开始后，学生写老师大字报，批斗老师，娘都没有受到冲击。这也是娘与人为善的结果。一中几十年，是娘人生的高光时期。

1968年中学生都下放农村劳动，潢川让老师也随同学生一块下，我娘随哥哥李华，姐姐李延玲都下放到潢川伞陂寺乡。因为学校还是要开的，还需要老师上课，像我这个年龄正好上小学五年级。但是潢川的县领导想出了鲜点子，让乡村教师进城，城里老师到乡村，所谓城乡大换班。我娘被分配到潢川桃林乡教书，开始在桃林完小教初中，后来又建一个桃林完中，我娘又被派到完中教高中。校舍都是学生老师自己建，边劳动边上课，一下雨，泥巴悍住脚，路都走不动。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她们也培养出来很多优秀的学生。我1975年高中毕业也下放到桃林乡，目睹了娘的生活，菜都没有油，自己到集镇上买点菱角也算改善生活，支几块土坯，烧点树枝子，下点面条也吃得津津有味。每星期六下午做车回家，改善一下生活，星期天下午又要坐车回校。这样的生活又持续了十年。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娘才返回原校。又在一中教了两年，眼睛坏了，年龄也大了，就退下来了。这个十年对娘来说，也不容易。

娘出生于旧式家庭，上学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学生不追究）自己婚姻又不幸福。1949-1976年运动不断，娘能不挨批，不挨整，一是靠她努力工作，二是她为人低调，谦虚谨慎。她从不炫耀自己，和我们说的也很少。娘一辈子经过的事很多，在她背后一定有很多辛酸，无奈，不为我们所知。但我知道，当远方的舅舅来信的时候，她把信读给姥姥听，也是她娘俩最高兴的事。现在的政治、经济环境都比那时候宽松，我们比上一代人幸福多了，我们一定要认真生活，困难都是暂时的，学习前辈的自强自立，这是她们留给我们无价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