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犁而歌

                抚  犁  而  歌

                   文／  祝君

农垦总局摘牌的那天，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难以成眠，尤其是我的父辈们，他们知道这意味着北大荒的垦荒史将告一段落，北大荒的建设从此开启新的篇章。虽然离开黑土地很多年了，但作为垦荒者的后代，我的心情也和他们一样，如潮水般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仿佛一下子重回到“天苍苍，野茫茫”的艰苦岁月。我觉得应该写写我的父母，尽管他们只是十万大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员，是众多平凡拓荒者之一，可毕竟这片亘古荒原上，浸润了他们青春的热血和汗水，饱蘸了他们浓浓的爱恋与乡情。

奔赴北大荒   我的父母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也是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父亲祝维仲，母亲黄杨碧都出生在四川安岳县一个叫龙台的小镇。1958年三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根据这一精神，4月8日中央政治局下达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并采纳了王震将军提出的进一步开发北大荒的建议，由七个建制预备师，四个部队医院，还有集体转业的官兵、学校、家属、非军籍的工薪制职员、未成年军人子弟、军队“右派”等组成的十万垦荒大军。爸爸参加了军区的动员大会并报了名，带着妈妈在这一年的春天，随着浩浩荡荡的垦荒大军毅然奔赴了北大荒。那年爸爸24岁，妈妈18岁。一呆就是整整六十年，他们在北大荒创建事业、安家落户、养育儿女、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所以他们又是地道的北大荒人，北大荒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都说“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所以，临出发前，部队领导提醒他们这些复转军人最好带上家属。 父亲和母亲的家虽然都在龙台镇，此前他们却从未见过面。后来经人介绍，爸爸来到妈妈家，跟妈妈讲明了具体的情况，听了爸爸的讲述，姥姥、姥爷明确表示不同意，在他们眼里北大荒就是一个荒芜人烟、鸟不拉屎的地方，冬天零下四十多度能冻死人。两个人要在一起，就要远离家乡和亲人，从大西南去遥远的北方，他们放心不下。然而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只身一人两手空空，跟着父亲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每当父亲和我们说起这段时，他总会说：那时候你妈妈是团员觉悟高。4月21日，八百名复转军人和三百多名随军家属，乘坐军用专列，从四川省资阳县火车站出发，前往黑龙江密山农垦局。经过八个昼夜的行程，在到达牡丹江站时，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由密山农垦局改去合江农垦局二九〇农场。于是火车开往佳木斯。在佳木斯，大家简单地吃过午餐后，顾不上休息，就登上了开往绥东镇的客轮。 4月30日下午三点多钟，客轮到达绥东镇码头，距离二九0农场仍有四十多里的路程，大家把行李放到农场派来的马车上，除了生病的人坐马车外，其余人全都步行。对于军人来说这点路程不算什么，可对于随军家属却是不小的考验。北大荒的四月正是冰雪融化的时节，此时的土路又湿又滑，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就在这样的土路上迤逦前行。没走出多远天竟下起了小雨，爸爸脱下衣服想给妈妈遮雨，可妈妈一把推开爸爸脱掉鞋子，全然不顾冰冷刺骨的泥泞，光着脚快步朝前走。晚上八点多钟，队伍终于陆续抵达了目的地二九〇农场总场场部，妈妈居然是随军家属里最先到达的人。那时总场场部才具雏形，简易的办公室、食堂、商店、医院和修配厂等。还有三十多栋土坯家属房。这批复转军人和家属逐渐安顿下来后，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筚路蓝缕的垦荒生涯。我曾问过父亲：当你第一眼看到开荒点的时候，后悔过么？他说，党是让我们来垦荒的，不是来享福的，那时候正憋足了劲儿，准备大干一场呢。

垦荒生活  五月初，父亲、母亲被分到了十二队，那时的十二队没有马架子，更谈不上什么家属房，全连四、五十号人都住在两个大帆布帐篷里，每个帐篷二十多米长，地上铺一层毛草，铺盖就放在毛草上，男的住一个，女的住一个。父亲是司务长，负责全连的伙食，当时食堂莫不如说是就餐点更为贴切，因为那只是口露天的大锅灶。母亲则分到了盖房子的队列中。那时候建的房子是用小树干做立柱，间隔三、四十公分围成一周，把一小捆草在稀泥里滚成一绺缠绕在这些立柱中间，直到合围成一面墙，然后加盖上顶就算建成了。这种用胳膊粗细粘有稀泥的长长草辫子盖起的房子叫拉合辫子房。父母亲住了二十多天的帐篷，终于搬进了自己的新家--拉合辫子房。来北大荒之前，成都军区在资阳统一为这批赴北大荒的军人办了结婚证，来到垦荒点，父母连简单的仪式都没办，就生活在一起了。多年以后当我问起母亲这段生活时，母亲说：那时候大家都一样，一心想的就是建设哪有啥埋怨！

       十月下旬的一天，爸爸和同事刘京生去总场办事，吃完饭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刘京生的家在总场，就跟我父亲说天黑得早，一个人走不安全，还是明天再回去吧。父亲说不回去大家会饿肚子的。然后买了些酱油，没告诉他就往回赶。走着走着天渐渐黑了，来时的路已被拖拉机翻成了田地。黑暗如潮水般从四周涌来，父亲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心里十分焦急，正在犹豫是否返回场部时，远远地看到有一点灯光如流萤闪闪烁烁，于是父亲赶紧一路小跑，全然不顾坑坑包包的田地。后来父亲听说当时是有人提着马灯去厨房打水，这才让他找到了方向。

        初冬，十一月份，农场进行调整，十二队的垦荒人员暂时被调到各个开荒点，父亲和母亲到了二分场场部，爸爸任分场秘书，分管宣传、工会、妇联，母亲分到了畜牧队养鸡。第二年，大姐出生了，奶奶带着小姑从四川老家赶来，这块土地不再沉寂，承载着祖孙三代人的欢乐，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从荒原到良田，袅袅炊烟伴着新生命的降临，到处都充满了希望。那时候农场亟需领导干部，挑选了一批思想、文化素质过硬的干部参加各种培训班。1960年7月，父亲被选送去佳木斯学习一年零两个月。因为有奶奶在家，父亲心里感到踏实，就没往家里打电话和写信。1961年的秋天，母亲仍在养鸡场上班，有那么几天她感觉头有些痛，以为是感冒并没在意，后来开始呕吐，人也不清醒，只好去总场医院检查，结果是患上了脑炎，医生马上安排住院治疗。每天奶奶都要撇下十二岁的小姑，徒步十二里地去场部看母亲，那时大姐还不满两岁刚会走路，奶奶是裹足小脚，路不好，还要背着抱着大姐，走到医院得两个多钟头，虽然天气开始变凉，可每天奶奶都要出一身汗。即使这样，奶奶也没给父亲打电话。因为她始终相信，我妈妈会好的！其实母亲病得挺重的，直到父亲学习回来到医院看她，她都没认出父亲。当父亲看着母亲削瘦的模样他落泪了。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母亲终于康复了，可是大脑受到损伤，直到后来过早就得了老年痴呆症。

 风云激荡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段往事。解放前夕，父亲十四、五岁，在重庆拉黄包车。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他对父亲说：“你帮我把这半匹猪肉拉到营房！”父亲心里有些害怕，又不敢不拉，他曾拉过国民党的兵，他们不给钱不说，有时还要打骂。他想，这一趟肯定是白跑了。没想到，到了军营，那个战士解下背在身上的米袋，放在爸爸手上说：“我没钱给你，这点大米算作报酬吧，你看够不够？”父亲又惊又喜，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些天他正愁着没钱买粮呢。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是好军队！这想法从此深深地烙在爸爸的心里，于是在一九五一年爸爸毅然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里学习成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一九六八年时，他被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那时候父亲在总场机关工作。“文革”开始后，场长王强被冠以“走资派”成了造反派的批斗对象，游街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在一次批斗中，造反派用铜头皮带把王强打得满脸是血。造反派要父亲检举揭发王强的罪行，还要父亲参加批斗王强的大会，这些要求都被父亲拒绝了。父亲说，他们从四川来到佳木斯，是王场长亲自接待的，王场长为他们详细介绍了农场的情况，描绘着农场的未来，鼓励他们在这块沃土上建功立业。在农场工作中，跟王强有了更多的接触，他踏实肯干，一心扑在农场的开发建设上，这样一位好干部怎么就成了“走资派”了呢？听姐姐讲过，她小时候都记得爸爸连着几个晚上被造反派叫走，整夜都没回来。爸爸说，那些天造反派整晚不让他睡觉，让他写王强等走资派的揭发检举材料。我没听到他的反动言论，没看到他的反动行为，让我揭发什么？父亲这样说。由于父亲的拒不配合，革委会便给他一个保皇派的高帽，随后他被调出机关先后下放到二分场连队进行思想改造。在二分场，分场书记林凡顺也被打成了“走资派”，林凡顺在家养病期间，父亲多次去看他，安慰他，毫不顾忌由此可能给他带来的厄运。还有同事李尔文，仅仅议论了一个军队干部，就遭到了造反派的打击。李尔文十分信任父亲，知道父亲不避讳，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而每一次奶奶和母亲都会热情招待他，把最好的东西拿给他吃。父亲被下放到连队当指导员期间，正赶上大批知青来到农场，每天他都要提前下地查垄，了解地情，再安排知青干活，知青干什么他都率先干什么。知青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年龄小，有小帮派，爱打架斗殴，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去查宿，与他们聊天了解思想动态，怕他们想家给他们讲故事，常常是一个月才回家一次，真正地与知青打成一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知青们都很信服爸爸。最近几年，很多知青返场都不忘来看望他。

       母亲是随军家属，因此没有纳入正式编制。到了场部后，虽然父亲在场机关，母亲一样没有固定的工作，一直在家属连不间断记工分。家属连没活时母亲也从来不闲着，夏天在自家园子里种菜、浇水。母亲个子小，扁担上挂水桶的链子就显得太长，桶几乎拖到地上，妈妈只能把链子在扁担的两头绕一圏，再担起水桶，往田垄里走。浇完了自家的地，又去帮别人。真不知道她小小的身体里究竟蕴藏着多少能量。农场用的是辘轳井，一到冬天，井水表面都结冰，井口边也经常冻上冰，如果不及时清理掉，很容易摔跟头。每天清晨，就会看到母亲手拿镐头、身背树根来到井边，她先用镐头把井沿的冰刨掉，清理出一条小道，然后用绳子捆住树根，再用力扔到井里砸开冰面，一上午把方圆的四五口井都清理出来，等到她中午回到家时，身上的衣服已经冻成了冰坨，哈气在她的睫毛和鬓发上染上一抹白霜。

        可是，在我们眼里这么强健的母亲居然在她七十五岁时患上了老年痴呆。2017年的时候，她已经卧床不能自理靠鼻饲进食，也不认识人了。这一年，离开农场四十年，八十三的李尔文叔叔和妻子从北京来看望我父母，卧床九个月没有什么反应的妈妈听到李叔叔和父亲的说话声音时，竟然激动地张开嘴，寻着声音扭头张望。李叔叔快步走到母亲床边握住母亲的手，母亲从喉咙里发出了从没有过的声音，似在努力地说话。当李叔叔用手抚摸妈妈的额头时，妈妈的眼角淌出了泪水，竟咯咯地笑出了声......，这一幕让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热泪。

     我似乎明白了，也许正是经历了那个晦暗的年代，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妈妈始终陪伴在爸爸身边，一同面对；李叔叔虽遭遇不幸，却又有幸遇到父亲，得到理解、尊重和关怀，近半个世纪的分离，亲人般的情义早已在思念中融入了他们的血液。

改革之春     改革开放后，父亲的工作回归了正轨，能感觉到那是他比较顺心的日子。父亲勤奋朴实、忠贞不阿的秉性为他赢得了赞誉，一九八一年父亲收获了他事业的高峰，当选二九0农场宣传部副部长，并担任编撰场史主编。八七年当选为农场纪委副书记，兼任党校校长，继续负责编撰场史。从1982年开始写场史一写就是八年，父亲常常很晚回家，不是查阅资料就是走访事件亲历者，总说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要把场史写好，这是一件光荣而责任重大的工作，是我们留给后人的一个重要文献，不能落下任何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要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这段垦荒史，了解我们这一代人为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所付出的努力及生命的代价。”父亲说。场史的编撰历时八年，前后改稿四次，当终于可以交付印刷出版时，父亲长舒一口气说：“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1994年，父亲退休了，他不无留恋地说：“是这片黑土地养育了我，成就了我艰苦而幸福的人生。”2010年，我的百岁老奶奶辞世，她把她大半生的爱给了这个家，也给了这片黑土地。

尾声    当这篇文章即将结束时，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此时的心情，我想起了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诠释了父亲所走过的路，不论是从最初选择参军，还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北大荒，父亲始终坚守初心，把梦想与现实的莽原改写成肥沃良田，我们不忘父辈走过的路，续写北大荒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