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皆在弹指间。常说往事如烟，却不会随风散尽，那些年那些事，静静地留了在串串数字里。
这是从1970年金河大队合作医疗成立，到1975年合作医疗经费使用明细分类帐。
老账中的印记
从账上能看到当时合作医疗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
合作医疗经费的来源
1.经费的主要来源:每个牧民出资一部分，大队从公益金贴补一部分。 例如：
1970年全大队牧民235人，个人出资2.00元，大队从公益金中按每人3.00元贴补；当年合作医疗总收入1175.00元。
1971年牧民每人出资2.00元，大队按每人贴补1.50元，合计833.00元。
到1974年，全大队60户，总人口273人，每人出资1.00元，大队按每人1.00元贴补，合计546.00元。（这种出资比例一直到我离开。）
从几年的账目中可以看到， 虽然每年合作医疗经费主要来源有限。但每年度都有结余，自动转入下一年度账目。
例如：1970年度经费结余320.09元，这样1971年度开始总资金是1153.09元。
2.合作医疗其他收入主要是，处方费：每人次0.02元；本大队以外看病的药费及处方费。
例如：1970年10月23日收入6.17元，经手人HRF，处方6张。
1971年12月29日收入处方费3.76元，经手人XW。
1975年6月6日收入处方费：9.00元，经手人LZM。同年10月31日收入处方费及药费：10.36元，经手人XGTMR；当日收入处方费及药费：86.07元，经手人XW。此项费用当年总收入：130.43元。
合作医疗经费的支出
1.购买药品。当时我们大队合作医疗所用药的主要来源是西乌旗医药公司和公社卫生院。例如：
1970年11月30日西乌旗医药公司买药71.78元，单据10张。
1971年2月14日公社卫生院买药0.78元，单据1 张。
1972年8月5日西乌旗医药公司买药150.73元，单据3张。
1973年9月25日，西乌旗医药公司买药，139.64元，单据13张；公社卫生院买药6.23元，单据2张。当年购买药品总支出381.38元。
2.大队牧民批准到其他医疗单位看病医药费报销的支出。例如：
1970年11月7日，EQG和BRML到公社卫生院看病，报销药费4.22元 / 单据3张。
1971年10月25日，PJ到西乌旗医院看病，报销药费26.28元 / 单据2张。
1973年全年，合作医疗总共支出大队牧民外出报销药费101.48元。
这是几份金河大队合作医疗年报的数据
以1975年为例
1975年，金河大队共有62户，总人口286人，每人出资1.00元；大队按每人贴补1.00元 。
全年总收入 759.00元（包括上年度结余）
处方费及大队外人员药费收入 130.42元
其他收入 50.00元
全年实际收入 939.43元
全年买药支出 583.17元
牧民报销医药费 36.34元
其他费用支出 8.81元
全年总支出 628.30元
结余现金 311.11元
五十多年后，再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自己都惊讶，就算全年有一千多元的经费，要维持两百多人一整年的医药费用，凭的是什么？
承认当时是“低水平，低消费”的年代，首先药品价格低廉，看病收费不高。但是我认为，支撑合作医疗最关键的是当时那种“鱼水相容的医患”关系——患者对医者那种绝对的信任，让医者不能不“全心全意”......再有就要感谢——草原的馈赠。
草原的馈赠
这是一张1971年底金河大队合作医疗草药采集统计。
富饶的西乌珠穆沁草原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这里有芍药沟，黄芪沟；苦参，南沙参，盘龙参；杏仁，山楂，欧李仁；蕨菜根，白茅根，山豆根；甘草，知母，老鹳草；黄芩，黄连，蒲公英......这些草药也是当年合作医疗用药的重要来源。
合作医疗成立当年，在大队牧民特别是牛羊倌的帮助下，共收集草药116种。
之后大队购买了草药加工的各种用具。我们还利用回京假期去国药店，学会了传统手工制作密制丸药和散剂的方法。
后记
从老帐记录中可以看到合作医疗的大概状况。合作医疗成立初期，我队两名赤脚医生负责全队牧民看病用药。当年的医者实在称不上医生，但在70年代缺医少药的草原，确实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西乌珠穆沁草原的几次传染病流行中，更体现出合作医疗在当时的作用。
合作医疗成立的第一个冬天，麻疹在西乌珠穆沁流行。草原居住虽然分散，但冬季棚圈浩特集中。特别是一个蒙古包一户，有的是几代人同住，没有隔离条件，只要一个患儿发病，兄弟姐妹无一幸免；接着全浩特的孩子先后中招。
不久病毒随肆虐的白毛风在整个阿拉腾格勒流行。那是一个马不停蹄的严冬，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有小儿发病，赤脚医生必须第一时间赶到。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冬天的阿拉腾格勒的赤脚医生，都有过风雪夜出诊的经历，都会留下这样那样难忘的记忆......在此无需细说。庆幸的是当时抗生素已经广泛应用，并有足够的药品供应，为杜绝麻疹合并肺炎致死提供了基本保障。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场瘟疫中，我们大队无一患儿死亡。
之后在草原还发生过小儿麻痹流行，日本脑炎在局部范围流行。在这两次传染病流行中我们大队也无一个患儿死亡。遗憾的是在患小儿麻痹孩子中有两个留下残疾，有一个日本脑炎患儿留有后遗症。
如果没有合作医疗，这三次传染病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以预防为主”的重要性。不久在草原开展了对小儿的预防免疫接种，每个赤脚医生都把预防各种传染病的宣视为己任。
今天重拾旧物，颇有感慨， 老账中那串串数字重现当年。七十的合作医疗制度还不够完善，赤脚医生业务水平有限，但在解决草原牧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等方面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