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朱）系渊源
有关我的母系的源流，在过往的长时间里，一直没有作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所以无法像父系那样，有一张脉络清晰的瓜藤图，好在在与外祖母、母亲的或短或长的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打探到外祖父及其先祖、外祖母家及至外祖母先祖的身世，多少留下了大小不一的、碎片式的记忆片段，虽零碎却可循，历久远尚弥新，家族的历史不致断裂与忘却。
我外祖父姓朱，字镇国，出生在清末绍兴古城府山脚下世代为商的商贾之家，先祖发达于何时，已无从考究，只知道到曾外祖父时，已经置下了不小的家业，远不是一般殷实人家可比。曾外祖父家从事的经营范围涉猎较广，横跨工、商两业，其中也包括旧时绍兴经商人家基本都涉足的锡制品行业。锡制的日用品，常见的如餐具、酒具、茶具、祭具（如烛台、香炉和香台等）、文具（如笔筒、笔洗等）和烟具（烟灰缸、水烟筒和烟罐等）等等，在许多后来人看来，大凡只要言及锡，必指向用于祭祀的锡箔纸，其实，锡箔纸不过只是锡制品林林总总种类之中的其中之一。绍兴旧时以酒坊、机坊（织造）和锡箔坊等“三坊”作为工（产）业支柱，更被冠以“锡半城”的称号，足见其中锡箔的销量之巨，也反映出旧时绍兴畸形的产业结构，不过在今天看来，这种类似一城一业的结构性产业，也标志着产业分工的发达与细化，是现代性的表现。
在母亲的记忆里，曾外祖父家里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不仅生前光景十分富裕，有头有脸，排场很大，即便身后之事也是规模不亚生前，风光依然，一个典型的例证可以说明如此这般，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过世后，所修建的墓园不仅规模非常庞大，而且形制也非同寻常。墓园坐落于距绍兴旧城十里地左右，一个名叫九里的地方，这里离古代以治水而扬名的大禹的陵墓不远，据言此地是绍兴上等的风水宝地，在先前能葬于此的，就身份而言，非普通官绅能为，即便为商贾，也非一般的为商之人。曾外祖父母的墓地，占地约有几亩之多，墓地两旁还专门修建有古代皇陵才有的”神道“，神道两旁伫立着各种神情、大小各异的石兽（石像生、镇墓兽）和石人（像），人物有文人扮相，也有武生打扮，那气势和场面，丝毫不输皇家气度，体现了十足的“视死如视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至于陪葬品也是难以计数（财富的过于显山露水，自然也引来了后来为数众多的盗墓贼），不过，如此这般超规格的礼仪，如若置于三叩九拜的朝（年）代，无疑有僭越之嫌。遗憾的是，神道及其两旁的石人石兽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基本上被损毁殆尽，虽经盗墓贼的无数次光顾，但即便到了一个多世纪的今天，坟亲提及，常作出惊奇的神态和语言表达，其基本轮廓如昨，那曾经的宏大气势依旧，仿佛在告知后辈晚生，先祖们在已逝的岁月里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辉煌与荣耀。
曾外祖父育有二子，我外祖父居老二。依嫡长子的传统，曾外祖父朱家的家业几乎都由长子（名字不详）一手把持，商务自然也由着长子处理。我外祖父打小就远离家中商务，家是（事）尽由自己父亲和兄长打理和安排，由于不谙商事，以致后来在兄弟分家后因经营不善，致家道中落，从此无忧的殷实光景不再。幸好外祖父从小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私塾教育，凭借着扎实的功底，谋得了一份薪水不低的小学（高小）教职（具体教授课程不详，听母亲说，外祖父左右手拨打算盘的速度相当的快、准，这个特长后来为母亲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母亲的心算、口算和笔算，以及拨打算盘的能力都是所在单位中非一不二的）。 在民国，能谋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教职，不论是大学、中学，抑或小学，都不是容易的事，民国时期，先生们（老师）工资发的是大洋（俗称袁大头），以1920年代年颁布教师工资的规定，教授工资是180至600大洋，大学老师平均220大洋，中学老师平均120大洋，小学老师平均30大洋，相对的工人则是15大洋，警察8大洋，堂堂的一县之长，也只是区区的20大洋，如果受聘国立学校，则仅国立小学教师工资，也是县太爷薪水的两倍即40元。我母亲晚年和我聊天时，常提起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的物价水平，当时一块袁大头可以兑换200个铜钱，而早餐吃一副大饼油条，外加一碗咸豆浆，只需2个铜钱。如此推算，外祖父被聘国立高小的“先生”，虽够不上富有层面，但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的岁月里，都算得上是相当体面的称谓，对我外祖父一家而言，至少意味着还能延续那曾经有过 、尚算滋润的富足生活。
然而在外祖母看来，虽然日子并没有沦落到颜面扫地的地步，但对比先前衣食无忧的光景，日渐败落的现实生活实在有失曾经的体面，为此，外祖父没少看外祖母那难看的脸色，没少听刻薄的言语。外祖父生于清光绪年间，大约出生于1900年左右（具体年份不详，外祖父与外祖母结婚的时间也不详），受其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难免沾染上吃喝嫖赌的各种不良的陋习，虽之前分家尚且家业殷实，但坐吃山空，家道中落之势难以扭转，外祖父对此自然难咎其责。外祖父光顾青楼染上的花柳病，后经治疗得以治愈，但却落下不能繁育的病根，我外祖母是1907年生人，母亲出生于1925年，外祖母18岁诞下我母亲，论常理并且依照外祖母的性格，自然想得弄璋之喜，既能给朱家延续香火，也可使自己在朱家的地位有所提高，如今却因外祖父花柳之疾而至断后，导致外祖母与外祖父之间的夫妻情谊几近破裂（虽然外祖母在1940年通过苏州好邻里蒋师母牵线，从一苏州大户人家抱得一男婴，朱家得以继嗣。其时外祖母在苏州以做手工裁缝谋生，母亲在读初中，读的是女子学校，男婴由母亲亲自抱回，据母亲回忆，此男婴为一大户人家儿子与家中丫鬟之私生子，男婴皮肤姣好，肤色白皙粉嫩，由母亲给取的名，曰星岩，此男婴，便是我的舅舅。我后来屡次就此名之意问及母亲，母亲都没有做太多的解释），形同路人，两人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以致后来直到外祖父自戕前，外祖父要回家与家人团聚都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我母亲和我外祖父感情之深要甚于我的外祖母。母亲和外祖父在长相上十分酷似，性格上也很相似，在母亲身上，有外祖父抹不去的深刻烙印，可以说，看见母亲，就仿佛看见外祖父。或许正是这些原因，再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外祖母与我母亲之间的母女关系显得不太融洽，彼此有基于血缘的好感，但似乎不是应有的深度，给我的感觉是，母亲在外祖母的眼中，首先是万万少不得、不可少，所以如此，是因为自母亲1950年代初谋取职业后，外祖母一直需要母亲的奉养，直至1990年6月外祖母离世，整整40年！（母亲一生辛劳持家，供养了包括外祖母、自己弟弟即我的舅舅在内的一大家子。母亲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领取49.80元的工资，每月10日前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地通过邮回，寄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外祖母25元生活费，即便是在生存状况异常艰辛的文革年代，从不耽误！由此，外祖母才得以生活无虞、衣枕无忧。母亲在外祖母的眼中， 其次是又可少。母亲生前多次提及（很不情愿）外祖母置我母亲于死地的故事。那时母亲年少时期的一桩辛酸事，有一天母亲到河埠头（从前江南地区的人家有在河沿清洗衣物、家什、果蔬的习俗，自来水一词在生活中的出现已经是1970年代的事情了），大概是清洗衣物之类的，不慎落入河里，苦于挣扎无助，外祖母听闻后拿了根长长的晾衣杆，要将母亲撮入水中淹死，后因母亲呼叫及旁人的谴责、施救，母亲才得以从绝境中逃生，此事对母亲的一生影响巨大，或许母亲与外祖母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正缘于此！
母亲对外祖父的思念之情，充分体现在诸多场合屡屡提及的一件事，那是1961年9月中秋节外祖父冒险送月饼的往事。我生于农历1961年（辛丑年，牛年）8月12日午时，距中秋仅三天。对外祖父而言，临近中秋佳节，又喜得外孙，自然是满腹的喜悦，便采买了月饼等礼物给我母亲，但苦于外祖母拒外祖父于大门之外的困境，外祖父竟忘了自己的年龄，攀爬上十几米的大堂，并翻越进房，这一切，都是为了犒劳自己的女儿，也同时能一睹新生的外孙，此番情形，我始终在心里留存！仅仅两个月后，外祖父带着对亲人的深深的眷恋，在难以言表的心绪中，自沉于鉴湖，对母亲而言从此失去了一个疼爱自己的好父亲，对我而言，留下了不能在有记忆年代亲眼目睹外祖父的终身遗憾！外祖父离开我们至今已整整一个甲子，但他的音像却始终无法抹去，现如今我们能与外祖父形神交往的，仅仅是一张拍摄于1960年的外祖父与我舅舅和我哥哥的合影！（见图）
据母亲言，外祖父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我母亲深得外祖父的真传，同样练就了一手好书（字）法，无论软（毛）笔，还是硬笔，样样精湛。遗憾的是，外祖父的书法真迹没有能相传下来，再无法弘扬光大。
外祖父与其长兄分家后，原朱家的生意完全由其兄长接管，外祖父只是分得了部分家产。外祖父兄（我称之为大外公）长育有两子三女，其中两子和长女都安家在绍兴，二女嫁至上海，三女则嫁予港商。次子和二女（二娘）我都曾有一面之缘。我和二娘的见面还有一个小插曲，1974年冬，离除夕年相距不远，当时我在绍兴外祖母家，二娘恰巧从上海回绍省亲，顺请我外祖母（二娘他们称呼我外祖母为二娘，实为二婶婶），记得是在中午，当时宴请地点是在今天绍兴城解放路靠近原绍兴百货大楼附近的专营汤包的知名老店，外祖母是个脸面看得很重的人，便让我提前穿上过年的新衣服（绿色仿军服，套在棉袄外面），我是新娘子上轿——头一遭吃汤包，那年头能吃碗肉丝面都已属非常奢侈，更别说开了吃汤包这种洋荤，面对刚端上的汤包，我夹起就是一口，不曾想汤包内的汤汁一下全溅到才穿上身不久的绿色新衣上，外祖母既心疼新衣，又觉得有失体面。“汤包事件”对我的影响甚大，因为除此套军装之外，我再无别的可用于包裹棉袄的罩衣，此后，不到农历新年，新衣服再难以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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