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长辈
我的长辈很多，印象深的有如下几位：
（一）唠叨的祖母
由于我的祖父黄福细解放前己去世，所以我还没认识。
我的祖母陈秀芳，龙门旱塘人。由于我是长孙，小时候祖母对我管教很严，也疼爱有加。学校在对面江，我每天都是从一条竹挢过江去学校。夏季洪水暴发经常把竹桥冲走。有时好几天都还没修好。遇上这种情况女孩子就不上学了。男孩子就囚水上学。每天上学祖母都不厌其烦地叮嘱：“上学就直直去直直回，不许玩水！”我在祖母面前只是点头答应。其实在放学之后经常结伴下河游泳。回家一旦被祖母发现头发还是湿的话，她抢起手掌朝着屁股就是一巴掌：“叫你不玩水，你就是不听！下次再玩水，我打断你的腿！”其实她的手举得很高，但打下去却很轻。为了不让祖母发现我游泳，我执意把头发理光。我想这样她就不知道我玩水了。有一次，我在放学的路上就洗了澡。摸摸头发很快就干了。我以为祖母不会发现了。当我回到家时祖母问我：“别人都回来了，你们几个为什么那么迟？”我吱吱唔地说：“在路上玩！”我以为这样就可以瞒骗过关了。谁知祖母对我说：“你过来！”我只好乖乖地走到她面前。想不到她用手指甲在我的背上一划，顺手就是一巴掌。“讲话不老实！打断你的腿！”话是这样说，但她也只是在我的屁股后面轻轻拍了几下而已。当时我还不明白她怎么发现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人的皮肤泡过水刚干不久，用指甲一划就会露出一道白痕。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骗她了。但每次我出门，祖母总会叮嘱：“外出不许爬高处，也不许到河里玩！”。直到我出来参加工作了每次回家祖母还唠唠叨叨！1976秋季，祖母听说我调去泉水工作了，她特意对我说：“听说泉水在南流江边，那条河比我们这条还大，你千万不能下河洗身喔！”我只是轻轻地回了一声：“知道了！”其实我只是应付她而已。我在泉水工作两年，除外出之外，一年四季都是在南流江洗澡。1976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河边已结有一层簿簿的霜。我照样下河洗澡。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河里洗澡，附近的一位打渔人对我说：“那么冷都下河洗澡？当心感冒！”我回了一句：“如果感冒就不来了！”
祖母对我的关心是多方面的。小时候难免会感冒发烧、流鼻涕。只要她一发现我精神状态不好，有感冒的象征。她就把我拉到她面前，用双腿夹着我，撩开我的衣服，点点口水掘着手指就在我的背脊上刮出一条条红痕。最后免不了在我的屁股上拍一巴掌：“好啦！去玩吧！”这就是她祖传的刮痧。由于我从小就习惯了刮痧。所以到现在每年都要刮几次痧。每当我感到不舒服，首先就是刮痧。
（二）好客的老伯父
我的老伯父黄福棉。也就是我爷爷的大哥。他排行老大，我爷爷排行老二。村里人都叫他“村佬大！”。他性格直爽非常好客。自我记事起就经常到他那里玩。大概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大队成立“五保新村”他就搬到五保新村住了。虽然隔了一条江，但五保新村在学校旁边，所以也方便我去他哪里玩。放学后有事无事我都去他那里转转。他很擅长编竹器。比如雨蓬、菜篮、斗笠等他都会编织。我记得1966年我上北京回来之后学校停课了。他见我休闲在家无所事事。就专门织了12个虾笼给我。他对我说：“你现在不上学，每晚去装虾笼，天天都有一味菜了！”果不其然，我每晚都去江边装虾笼，早上去收。多的时候每天都有两斤多，少的时候也有一斤多。有时还有锯刷鱼、黄鳝之类。既是副业又培养了一种兴趣。学到了捉虾的经验。
由于我老伯父住在大队部旁边，所以大队干部每天都到他那里坐坐喝杯茶。公社和县里有人下乡也到他那里坐坐。他都会热情让座斟茶。他的房间是一间堂屋，很宽阔。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大开其门。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煲茶。他的茶煲很特别。他在房顶上系上一根铁线，在离地面三十公分左右掛上一个茶煲。还美真名曰：吊煲茶。茶煲盖上翻盖着一个茶杯，多少人来都是共用那个茶杯。现在看起来很不卫生。但条件限制也没有办法。因为当年不像现在有矿泉水，。试想当时大多数下乡的干部都是骑自行车来的，一天要跑几十公里，遇上暑天汗流夹背，口干舌燥。所以也只能将就一下了。而且茶是他自己上山采的。有细茶，有老茶婆。味道很醇香。当时的大队部相当简陋，只有一架电话机和几张旧书台。所以各生产队来开会的人和上级下乡的领导、同志都到他那里坐。无论多少人来他都不厌其烦并且保证有茶喝。无形中老伯父的住房成了大队的“接待处”。所以无论是本大队的人还是上级来的同志、领导，都亲切地叫他黄伯。
老伯父特别喜欢我。只要有好吃的，免不了叫上我。我也不客气。我母亲经常叮嘱我：“老大伯年纪大了，他做的菜不卫生，少去点。”我当面只是应声，但只要老伯父邀请，我必定到埸。他喜欢饮酒，一天喝两顿，一斤酒分三歺。每次我去他都要我陪他喝两杯。一开始我有点推辞，久而久之就可惯了。回想起来我喝酒的习惯都是他培养出来的。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全县的教师都分公社集中办暑期学习班。当时县教育局研究决定，让我去泉水公社组织全公社的教师办学习班。学习班刚结束，县委宣传部就下文任命我为泉水公社教育组组长。9月6日，我从泉水骑单车返回浦北办理调动手续。经过张黄时顺便回家看看。我专门买了两斤杂粮酒去看老大伯。他高兴极了。一再要畄我陪他喝酒。我说：“我调动工作，需要赶回浦北办理手续。”他见我确实没空，只好作罢了。谁知这一别竞成了永别。9月9日他回老家喝酒，涉水过河时溺水而亡。真巧！他与毛主席同岁，也与毛主席同逝。
（三）风趣的父亲
我的父亲，大名黄建庆，别称黄横。方圆十里的老老少少都叫他老横。他性格开朗，讲话风趣，也喜与人聊天，所以人缘很好。用他的话说：“我到那里都有人管饭”。他这话说得不假。他十七岁拜师学理发，豪不夸张的说：是他用一把理发剪养活了我们全家。六、七十年代都是壹角钱理一次头发。他一天可以理15一20个头发。也就是说一天收入1.5一2元钱。而当时生产队是集体分红制。出一个劳动日记10个工分。我父亲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生产队不同意。后来他与生产队协商：以当年全队出勤最高的标准，每个劳动日上交生产队一元钱。生产队记给他同等的劳动日。但劳动日值以当年生产队的分红为准。有时只有两角钱。最高也是5角到6角。这样一来每天要白交几角钱。但也没办法，你不交就只能在家劳动，否侧你就是“野马”。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几年后，我祖母入社时的那头母牛生了头牛仔。需要人看管，我父亲就以此为由向生产队提出看牛。生产队只好同意他的要求。他只看两头牛，每头牛一天记4个工分。一天共8分工，还不到一个劳动日。如果犁耙田另加。基本上与其他人持平。但关键是不用向生产队上交副业款。农闲时他早上先看牛。等牛吃饱之后就到邻村理发，一天能攒一元几角。寒暑假我们兄妹几个轮流去放牛，父亲就可以放心去理发。每天能挣一到两块钱。全家的生活费用就全靠他了。
父亲除了理发之外，他还略懂刀伤疮疥的医治。在那个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年代，深爱群众的欢迎。他对跌打刀伤、疮疥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当然他并没有经过学校培训，也没有参加过考试，应该是无证行医。但方圆十里都有他医好的患者。我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有不少患者带上鸡、鸭、猪肉、糕点等到我家向他表示感谢！他行医的成本很低，大都是用山草药。在路边、山边随时可以找到他需要的草药。他经常找回一梱梱的草药要我帮他砍碎，有时还要捣成糊状。六、七十年代不比现在，随时可以找到药店，特别是农村交通又不便，所以很需要他这样的“医生”。他那个药箱和理发箱跟了他一辈子。直到2011年他去世清理遗物时才烧掉。
父亲除了理发、行医之外，还有一项业务。就是卖菜米。每逢游村时他的单车货架上必须有三样东西：理发箱、药箱、菜米袋。菜米袋里装着十多个小袋，还有几个大小不一的小杯。有不同品种的菜种。有价格不同的小杯。投入不大，但利润可观。我曾经问过他：“你买菜米能赚多少钱？”他说：“一般对半赚！”也就是说一块钱的菜米能卖出两块钱。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自由市场非常发达，但他走村串户卖菜米却深受村民的欢迎！
父亲讲话很风趣。有几件事印象很深。 “文革”期间，一天他在与朋友喝酒聊天时对酒友吹牛。他说：“现在的老师最容易当了！”有位洒友马上回怼他：“你说容易！难道你也会？”。他说：“像他们这样教我当然会！”。那人接着说：“你说你会你当给我看看！”父亲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正儿八经地说：“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打开红皮语录第一页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读！”他学得有模有样。令在座者纷纷点头赞许！
记得有一次，我家卖猪时父亲与公社食品站的工作人员发生了误会。
我家乡沿江两岸都是竹。当时食品站运猪到外地需要猪笼。食品站与我们生产队签订了猪笼的购销合同。张黄食品站所有的猪笼都是由我们生产队独家提供。我们生产队还曾经常年运往北海销售。大大地增加了生产队的收入。使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在本大队处领先地位。当时的政策是所有生猪都必须运到食品站收购。否则就以劏私猪论处。有一次我家卖猪。在当时，卖猪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件大事。父亲还请了一个堂叔帮忙用木头独轮车把猪推去公社食品站。我在前面用一根绳子帮拉车。到了公社食品站人很多，需要排队等候。大概过了一个钟头，终于轮到我们了。过完磅后我父亲去结帐，堂叔正准备绑好猪笼回家。这时食品站的那位女过磅员说：“这个猪笼是我们食品站的，不能拿走！”我堂叔与她理论，她根本不把堂叔放在眼里。等我父亲回来时又继续与她沟通。她就是不让我们把猪笼拉回。甚至还口出不逊，指责我们偷食品站的猪笼。我父亲也火了！指着那个过磅员：“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偷食品站的猪笼。”她指着我家拉去的猪笼又指着食品站放在旁边的猪笼说：“这就是证据！这个猪笼与我们食品站的一摸一样！同样是七个圈织成的。尺寸大小一个样，不信你叫大家看！”当时买猪的人多嘴杂。有的不明真相。就附和说：“确实同样！”我父亲更火了。他说：“如果你不同意我把猪笼拉走，那我只好拉你走了！”说着他真的往前走。过磅员见状以为父亲要动手打她，大声说：“你凭什么拉我？”父亲说：“我见你同我老婆也一样！同样是长头发。按照你的说法你就是我老婆！”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吵了一段时间，影响了工作，惊动了食品站的林主任。因为林主任曾经与我父亲在公社我伯父处同台吃过饭。生产队与食品站签订合同时我父亲也在场。所以他一见到我父亲就说：“老横！对不起了！她不知内情，其实我们食品站的猪笼都是出自你们的手。我相信你不会偷！拉回吧！”并批评了过磅员。事情终于解决了。我在人群中听到各种议论：有的说我父亲真有趣，不得拉猪笼还想拉人回家当老婆！
一九八O年秋季。我从浦北中学调回张黄中学工作。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圩日，我父亲到学校找我。午饭后，我以为他吃完饭就出街了，谁知他并沒有动身的迹象。我问他：“你不去买点东西吗？”他说：“我今天来不是买东西的，是受大家（指村里人）的委托来交带你办事的！”我一听就觉得有事了。我问：“要我办什么事？”父亲说：“哪一年你把祖公厅的香炉全部担去大队了。十几年没有香炉了。现在形势不同了。其他地方都请亚公炉了。村里人决定要请香炉回祖公厅。时间定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以前是你担出去的，现在你必须回去把香炉接回祖公厅！”我一听就觉得沒有推辞的理由了。就满口答应了他。完了他还继续说：“不但这次要回去接香炉。以后逢年过节都必须回去烧烧纸。不要忘了祖宗！过去的事情就算了！那时形势所逼，你也不懂事，以后就不能乱来了！”
父亲的批评使我回想起搬香炉的事。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全国到处都在破旧立新。当时大队要求各村必须把香炉集中到大队。可是我村无人动手。我当时才十三岁。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两个菜篮就到祖公厅把所有的香炉装好，正准备担去大队。我祖母见我动手了，她在祖公厅门口对着祖公牌说：“上祖公千万不要怪佤阿孙老！这都是时势造成的！你们大家安心去啰！”听祖母讲完，我就直接把香炉担到大队部了。想起此事，我真是愧对列祖列宗了！为了弥补对祖宗的不敬！我在哪个周末依时回村，同村民们一起到当年我担香炉过河的地方，由我亲自将香炉接回祖公厅。并由我出资购买全套香炉。以后按父亲的要求年年春节、清明都回去烧纸。我退休后还更新了香炉。去年又新添两张摆供品的八仙台。算是弥补对上祖不恭的心愿！
一九八三年春。全国各地都在拔乱反正、整党建党之后，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当时组织上对我进行了考察。父亲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我被提拔的信息。一天中午，他匆匆忙忙到学校找我。见到我劈头就问：“听说你又准备去哪里当官了？”我说：“你听谁讲的？”他说：“你不用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讲是不是？”我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目前正在考察，还不知道组织用不用呢？”他接着说：“我不管你组织用不用！我只想告诉你：“我们家的地头薄。历代都出不了大官。也没有人发大财。你不要总是想去做官发大财！只要你教好书我就满足了！”。不久我被浦北县人民政府任命为張黄中学副校长。政治级别副科级。工资待遇与副县、处级一样。享受105元的工资待遇。
后来我对父亲的这番话进行了反复的斟酌。从中领悟了父亲的教诲。我认为父亲所讲的“地头薄”就是指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按照我家这样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条件不可能出官，也不可能发财！如果想当官想发财就必须靠“乱来”。所以父亲对我的要求是规规矩矩教好书，老老实实去做人。父亲的话对我终身受益。我经常回味着父亲的话语。虽然后来我一直升迁，官至正县、处级。但都是组织的需要，本人并无丝毫“跑官”行为。在此后的“三讲”、“先进性教育活动”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我在向组织汇报时都重新认识和理解父亲的嘱咐！
父亲一生辛劳。靠一把理发剪养活了我们兄妹六人，而自己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当我们兄妹六个都成家立业时他又上年纪了。2011年我的孙子出生，本来想等孙子稍大一点再带他到钦州，好好照顾他几年，让他享几年福，尽我做儿子的孝心。谁知他还没等我回去接他来，他就走啦！享年83岁。
（四）操劳的母亲
我的母亲邱菊英，她的生身父亲姓刘，是张黄洋水村委黄田垌村人。解放前因家庭生活所逼被送给龙门姜花东岸村姓邱人养大。养身外祖父、外祖母解放前靠蒸酒、磨豆腐、养猪起家，生活尚可过得去。解放后土改时被定为富农。我母亲也因家境不错有机会上了几年学，在当时也算是有点文化的妇女了。所以解放初曾经在鸡冠小学教过书。因我出生后不方便教学，才辞职回家务农。母亲非常勤劳，生育我兄弟姐妹六人。家里的大事小事里里外外都由她忙碌。父亲只管去理发、行医、卖菜米挣些生活费用，家里的事由她包揽。每年秋收结算少不了让母亲一番操劳。因为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读书，只靠父母两人的工分参加分红，所以年年超支。我记得每年都是超支200元左右。拿现在来说，200元不算什么钱了。但当时对我家来说200元就是天文数字了。卖一头大猪还不到200元。生产队规定：超支户不能挑谷回家。必须要兑现超支款才能挑谷回家。但我家里那里有那么多钱呢？只好找三叔了。三叔一个人，全劳力，每年都应收100元左右。除此之外只有卖猪或者是卖鸭凑数了。每年到秋收分配时，我总看见母亲在为超支款的事奔波操劳，真是难为她了。
作为长仔，母亲对我特别关怀。记得读小学时，有一年端午节过后，一早我正准备上学，母亲为我准备好午饭，把我叫到跟前，嘱咐我：“今天是你的生日，饭盅里有个鸡蛋，还有猪肉，算是为你过生日了。但你不要告诉别人今天是你的生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需填一些涉及到出生年月日的表格时我为难了。我不得不问母亲怎么填？她说：“你不要填准确那天就行啦！早一天或晚一天都可以。”至今我真正生日都不外传。
一九六六年秋季学期，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当时上级有通知：在中学生中评选百分十的学生作为上京代表，上北京取经，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受毛主席的检阅。我有幸被评选为上京代表。当我回家告诉父母亲时，父亲说：“你真是预想天开！烂衫鱼都想出海！”母亲问：“什么时候出发？”我说：“还不知道！”父亲接着说：“他的话你也信？”母亲还在喃喃地说：“如果真是去的话，要准备些衣服什么的，听说北京很冷！”父亲接着说：“不用操这份心！”说着他干活去了。我也确实拿不准是否真的能去北京？所以我也不再提起此事了。大概一个星期过去了。公社打电话到大队通知，当时代销店的黄明富接电话。他急忙到我家传达电话通知精神：通知上京代表黄志宁国庆节到张黄中学集中出发。这样一来，父母亲就急了。母亲少不了一番埋怨。还有三天时间了，什么都没有准备。怎么办？父亲从床头上拿下他那个理发箱，把那些壹角壹角的纸币叠起来，总共只有3.5元。他连夜去鸡冠坡张君熙表兄家，叫他帮逢一套新服给我。母亲怕我路上肚子饿，连夜赶包米粽。为我上京之事父母亲还发生口角。三叔知道此事，把我叫到他房间，拿出一张拾元纸币给我。对我说：“告诉你父母亲不用操心了！”真是雪中送炭了！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第二天一早，我带上仅有的13.5元出发了。母亲执意要送我到马屋学校。一路上我的心都已经飞到北京了。母亲却在后面不停地嘱咐：“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单独行动！”“在家千日好，出门半天难！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免得我在家担你！”说着说着她竟然哭了！我回头看看她泪流满面。我劝她：“哭有什么用？我这是上京取经，是光荣的事！”她说：“我知道，但你年纪小，又没出过远门，我不放心呢！”俗话说得好：儿行千里母担心啊！何况当时我只有13岁呢！
要说母亲对我的关心还远不止这些。一九八O年夏天，我夫人的预产期将要到了。当时夫人在张黄中学工作，而我在浦北中学工作。为了方便照顾家庭，我已向组织提出了调回张黄中学的申请，但当时刚放暑假，县教育局还来不及研究人事调动工作。我只好临时把夫人接到县城待产。由于已到预产期，母亲不放心，她就捉了一笼鸡挑到浦北中学，当时的住宿条件很差，我只住一间不到30平米的平房。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鸡就摆在走廊上，也是在走廊上煮饭。由于是新环境，鸡也睡不着，晚上老叫，眼看夫人的预产期已过，全家人心烦意乱。这时传来了好消：县教育局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当机立断，马上回张黄。母亲还沒等我交带她，她都已经带着鸡去了车站，回到張黄中学几天后，儿子呱呱坠地。全家人其乐融融！儿子出生几天后，我们全家人回到老家。当时是盛夏，我的住房只有10个平方左右。当时的条件不比现在，沒有风扇，更没有空调。母亲就是陪着夫人住满一个月。开学啦！母亲又随我们到张黄中学照看小孩，直到孩子满周岁，她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才离开我们回老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病越来越重，经多方求医也无法治愈，于一九九六年冬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