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谎话，那是因为我觉得人性是最复杂的元素。你对兽性可以预料，但你不可预料人性。文革中我看到许多奇怪的人，突然间变成了让人不能理解的恶魔。
就像住在我们家旧宅井房的那户人家，就特别难以捉摸。说起井房也得说明一下。我们家老宅大院十七八间房子原来是我们一家独有的。六十年代末一场大雨灾让许多棚户区居民失去住处，居委会出面安排到我们院里几户无房户。说是给我家房租，其实房租也就是几块钱。这些人多是街道纸箱厂的工人。老父为人善良，给不给房租不在乎，不能让人露宿街头啊。一共来了三户。其中有一户住在我家原来的井房中。井房一共十几个平方，是个敞棚，没有门，它在两排正规住房交接处，按说不能住人。但是他们没处去。反正自来水通了也不用这口井了，就在井口上搭几块预制板，用水泥漫一下地面，打上隔断，安上房门就住下了。这户姓陈，有四口。女人在纸箱厂，男的蹬三轮。他家大儿子叫金柱。大概十五六，也不上学，在家拉套子（帮着拉板车的拉车）或是砸石子瞎混，生得矮胖身材，给我的印象他是小心谨慎，见人就低着头走。文革开始了，金柱他妈在单位闹腾造领导的反，硬让领导批准金柱到纸箱厂上班。金柱进了纸箱厂没多长时间，就组织起了工人敢死队，和工厂旁边的实验中学红卫兵拉上了关系。带着红卫兵学生来院里破四旧。先是抄了我的家。把一套六扇屏给砸了，把那些青花瓷的花瓶帽筒全部砸碎。又把一套牙雕的麻将牌扔到火里烧。还把家里大漆的博山家具凡有福寿图案的地方，都用斧子砍了。金柱还悄悄给我爸爸说，我这是保护你们。不然这些家具都得烧了。我的邻居徐鸿章是父亲的同乡，也是过去的生意伙伴。他儿子徐学鲁也是实验中学的红卫兵。金柱当着众人，直接提出再抄徐鸿章的家。让徐学鲁带路。徐学鲁把自己父亲在夹皮墙里存的棺木和寿衣全拉出来当街烧掉。还上房掀开脊瓦，取出两铁盒金条交了公。金柱还提出要揪出国民党残渣余孽。把我家隔壁三号院的女教师王美瑕拉出来批斗，他当众把王美瑕剃成阴阳头。王美瑕的丈夫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迁往台湾，王美瑕没有再婚。一直寄住在其妹妹家。她妹妹租用了我家大门口一处二十多平的房子，就由王美瑕居住。金柱还把王美霞锁在家里，不准出门，不让吃饭喝水。这女人晚上砸碎门上的玻璃，嘶声裂肺的高喊要喝水。是我弟弟偷着用汽水瓶子灌了水递给了她。院里的老人对金柱的做法十分气愤，吓唬他说，监狱里的犯人不准吃饭，监管人员是要判刑的。他马上把王美瑕放出来了。这些事都是次年我回家探亲时母亲给我说的。我妈说，没看出来，金柱本来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怎么现在成了个土匪了。我弟说，这家伙本不是好人，他在黑暗的井房住着，经常背后骂这个院里的人都欺压自己家。他是报复性发疯。他目的就是想夺取王美瑕家那套房子。我们家的所有出租房，都被房管局收归公有了，说是对私房出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实租户是居委会强制安置来的，不是我们要出租。王美瑕的妹夫是区革委会的干部，如今王美瑕虽然被金柱赶到农村去了。但是金柱还是拿不到这套房子，因为这套房的租赁证户名是王美霞的妹妹。
听说后来金柱在造反派互相斗争中让人抓住了辫子，他和实验中学红卫兵联手的事成了他勾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证。被关了几天，要他说清楚。在此期间，厂里另一派查出他入职手续不全。直接不承认他是厂里的职工，瞬间成了待业青年。后来这人和他全家都不知去向了。我的那位同乡徐学鲁，因为是学生领袖，竟然没有下乡。自己设法安排进了铁路机车车辆厂。然而第二年就得了骨癌。这位对自己父亲革命的英雄，最后还得靠父母照顾，最后死在妈妈的怀里。
一个人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他就成了行尸走肉，甚至失去一般正常的人性。我想起1970年我在德令哈执勤时的一段往事。我在连队被推举为士兵委员会主席。自认为获得了群众支持，可以平等与领导对话。其实是自己想多了。士兵委员会是个摆样子的花瓶，给领导歌功颂德管用，真给领导提意见那是找死。因为老兵是工资制，青年是供给制。当时一些老兵包括一些老兵领导家属来到连队，住在劳改队管教干部宿舍。家里做饭需要肉、油、鸡蛋和面粉，他们就到连队伙房去拿，从不付钱。我和战友们提起此事，所有人都很气愤。都鼓励我向连领导提意见。恰巧，支部开会，扩大到我这个士兵委员会主席参加。让我代表士兵给支部工作提意见。我就毫不避讳的把老兵侵占青年大伙房利益的事提出来了。当时热闹的支部会立即哑火了。什么态度没有，只说调查，就散会了。事后被盯上了，不久有一位领导从我的床下翻出一箱书籍，全是当时被禁止的世界名著。如《安娜.可列尼娜》、《红与黑》、《悲惨世界》等十几本。这些书籍是我从劳改队教导员那里借来的，他私下打开封存的图书馆，我从里面选的。因为有人从我这里借书看，查到了我头上。于是我成了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破坏者。在部队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必须批判。于是连队召开了批判会。又不少人提前写了发言稿。在批判会上主持工作的副连长，拿着从我那里搜出的书籍，一边翻一边喊:你看看，这是些什么玩意儿。把其中一本《一千零一夜》的插图打开。这流氓动作！什么王子公主的。当发动大家批判时，有人怒火中烧，说这是我阶级本性的暴露。有个女青年竟然气得发出了哭腔，流了泪。说是我想从内部瓦解我们伟大的长城。我心里话，我是为保护你们的利益而被人算计了，你们怎么反而打击我啊。两天后，营部开会时，营长竟然不点名的批了这件事，我知道这是连队向上汇报了。就是这次到营部开会的路上，我丢失了几发子弹。真是错上加错。立即上报团党委，开除我的团籍，行政记过处分。那些过去支持我的战友，开始躲得我远远的。我意识到，不能指望一些被注进激素的人精神正常。但是当时只有一个人给我安慰。那就是排长欧阳幼平。我被处分的当晚，他听我转辗反侧睡不着。就叫起我，带我走到一公里外的水渠旁。说是让我消消气。他说你是被人抓住辫子算计了。千万要想开，今天看来觉得是大事，其实过几年回头看这点事什么都不算。忍一下说不定将来就反过来了。果然，1978年，我被安排任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撤销我自己的处分。政委说，发文撤销处分会留下另一个尾巴。不如把过去的文件销毁，就一风吹了。最后就这么处理了。
一个人的良知是从人性中天然生长出来的，他不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想想文革中那些丧失人性的变态举动，伤害人也伤害自己。给自己也给别人留下的伤痕至今难以愈合。希望再无人被下药变成疯狂的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