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我和西安晚报的故事”
我为《西安晚报》做过十年投递员
看到《西安晚报》征集“我和《西安晚报》的故事”征文启事，我想到那年那月那时刻，想起我做《西安晚报》投递员的十年。
我是农村娃，城里人口中的“稼娃”。种着地，收着庄稼，心中向往着城里人的生活。从校园踏进社会，总向往着。人虽在地里劳着动，可心总想着城里人在干啥。心，总想着如何跳出农田这个圈子。
闻听山区同学通过内招，进入行政系统。我眼暴羡慕光芒，悔自己出生在平原地区。看到同学通过关系，进入商业战线。我叽咕人情关系猛烈，能把想到的事情办成事实，悔自己没有关系网。那些年，笔是我手中爱物，写是我心里激情。有事没事我就会把心里激动留于纸上；那些年，看书读报是我不干农活时的最大乐趣！我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机会终于来了，我被乡党委推荐为《西安晚报》做起了投递员。也不知道更新户口本时，工作人员是怎样动的笔，新户口本“职业”一栏上竟写“工人”二字。
我是工人吗？不是，因为我还种着田地。我是粮农吗？不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投递着《西安晚报》。在当时，像我这一样的人，都有一个时兴而响亮的名字——“亦工亦农”。报章媒体如此称呼，普通百姓也跟着如此称呼。因为我们是单位、农田两头忙。
记得那是1986年10月的事。当时，我拿着乡政府开具的介绍信，来到长安县委宣传部，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走进宣传部会议室。
当时长安县委设在少陵原畔韦曲镇（现在东长安街口），县委宣传部在县委大礼堂左前首，东西走向。宣传部后首有一个大会议室，六间鞍间房，南北走向，门前有花坛，会议室可以容纳二三百人。我进门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下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县44乡镇，大家正在等待一个“特殊”会议的开始。
说会议“特殊”，那是因为这次会议将为《西安晚报》在长安地区的发行增添出新渠道。
我国报纸从1950年3月起，实行“邮发合一”体制，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报纸都交当地邮政总局发行，这次会议将改变这一格局。《西安晚报》将从1987年元月一日开始实行自办发行，也就是说，报纸发行投递增添出新渠道，打破邮政工作无竞争对手的旧格局，为邮政工作的改革敲响锣鼓。为了落实《西安晚报》自办发行网建设，《西安晚报》社通过县委宣传部在长安各乡镇招收发行投递人员。我和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乡镇人员，就是被政府推荐成为这支队伍成员的。当时全县44个乡镇，每个乡镇一名发行员，加上乡镇宣传干部，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百十人。我至今还记着几个乡镇发行员的姓名，他们是东大冯正宽、五星李向阳、滦镇田社玄、内苑张翼、马王张选利、五台姚雅幸、王庄王海民、子午高朝刚、黄良王琢、太乙姚毅斌、引镇赵富权、大兆王群安、杨庄田军民、炮里王民昌、鸣犊张绞缠、魏寨肖恩惠、马兴周照引、韦曲麻宝利、韦兆曹养社等。
这是项工作体面，虽说也在乡村土路上奔跑，可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每天都能阅读到报纸，每月还能按时拿到薪水，比在田地撅沟子摔汗珠愉快。
那时报纸当天下午到，对喜欢读书看报的我，每天能摸着抹黑手指，阅读着散发墨香的报纸，内心肯定高兴！那时报纸一到，我疾速拿出一张，就地打开，边浏览边拣插。在报纸文章的指导下，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提高。新闻稿“黄良村农民春灌农田实行股份制”在晚报头版的刊发，为农民春灌保收提供了事实支撑，促进了农田春灌工作的进行。1989年，我因在县级媒体刊发稿件数量多，获得长安县委宣传部“优秀通讯员（二等奖）”荣誉证书。
随着报业的发展，《西安日报》复刊了。工作例会上，我听到消息心中无比激动。回家的路上骑车飞快。一报变两报，是实力的体现，是发展的需要。骑车在城市道路上的我。双手撒把，双脚欢蹬。习惯了平坦路上的快行，自然就有了飞跃激情的生成，尤其是在车骑平坦光亮无有阻绊的坚硬路面上时，我心激动，我情狂傲，随着“哇——”的一声叫喊，车飞速前行，甩路旁建筑在身后，激动、兴奋、欢乐堆脸庞。我按捺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对着发展我的长安县城高喊：“西安两报我爱你！”
遗憾的是，《西安两报》在郊县的自办发行工作没有尽善尽终。1997年因发行投递面不能完全覆盖边远地区而终止。
2018年国庆，部分《西安晚报》长安发行站人员，聚会长安韦曲共忆曾经岁月。
王 琢
2023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