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他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层的人能够充分享受物质和精神的供应，然后随着层次的递减供应就开始减少了，最低层次的人，通常他们接受的物质能量，只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而精神供应几乎是零。
电视局《黑冰》里的一段经典台词，大毒枭郭小鹏临刑前一段拷问似的独白，有自我讲述也有自我辩解的成分。饰演者王志文也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既然喜欢不妨多说两句，按影视介绍郭小鹏本家境优渥，有越剧名旦的母亲，父亲是出品作家，继父是有相当政绩的高管。但父亲是被迫害致死，母亲被逼改嫁，在继父家庭又受到生理与精神的双重虐待导致性格扭曲，走向堕落。
从影视作品看，王先生的演绎是精彩的可谓不留痕迹的。尤其是临刑前的独白，逻辑清晰用词精准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那个作家父亲，仪态沉稳吐字清晰恐怕也离不开母亲的熏陶，更别提最后关于汽车站、火车站、甲板、乌云以及太阳的联想妥妥一副堪称绝伦的舞台剧，表演里的表演。然而也不要忘了他那蔑视世界的心里，冷酷无情的态度不仅仅是原生家庭遭遇事件对他的影响。至于受到了谁的影响更多，看看他的继父以及继兄也可判断一二。按犯罪心理学上恰好集齐其三大基本要素，即生理上的遗传因素上膛，心里上的精神因素瞄准，社会环境因素开枪。
然而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话题不是影视的事，只想探讨探讨郭小鹏口中那个他所可怕的世界，假使这个世界存在，那这个世界将充斥着何等的傲慢与偏见，也确实可谓多么可怕的世界。这世界是什么郭小鹏已经讲述的很清楚了，人类世界嘛。他要报复的也是人类社会。社会这个概念太模糊了，对于他要报复的对象不够精确。郭母也是社会一员，郭小鹏还是倾其所能温情以待的。即便是站在他对立面的卧底女警也还是隐忍的。所以我们还要具体一些，那就是他们，把这个世界分成三六九等的他们。他们是谁？继父吗？或许手握着一些权力我看还至于有这么大的能力划分世界。继兄吗？充其量一个纨绔子弟，骚扰一方霸占几个街道倒有可能，左右人类社会那就是天方夜谭了。我承认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一些这类人群，或许可以搅起一时的浪花但放在整个社会的汪洋大海实在是不足为道的。
郭小鹏说的是整个人类社会，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存在，就我个人而言一个毛头小子既没有足够的阅历，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相关知识。更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实在是没有评说的权利，更缺乏评判的相关认知。不过这倒不妨碍我写关于它的文字，毕竟有足够聪慧的前辈探路，更有知识渊博人情味十足的专家调查研究，我就只管借鉴就好。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对这种借鉴我就有相当的底气以抵消个人认知不足上的胆怯。然而我今天也不打算用我个人蹩脚的言语来，倒不如来一次借鉴的借鉴，厚着老脸致敬一下王志文老师表演里的表演罢。原文如下：
最近，蜚声海内外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陆女社会学者李银河博士的一部新著：《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李银河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文化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传统文化的本质，来自于村落。在中国，有一个现象不论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中国农村住得很紧密，起码和外国农村相比是这样。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的事别人都知道，别人的事你也知道。这就是信息共有。如果按人类学里信息学派的意见，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据我所知，李银河当初想用“村社文化”这个说法，但是别人说，“村社”这个词已经有了，不能赋予它新的意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很为李银河丧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说，“村”是什么意思不必解释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这和她要说明的现象很吻合。在村里，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无所不知，又无所不传。所以一个自然村简直就是个人信息的超导体，毫无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什么事别人都知道，所以简直什么事自己都做不了主。这种现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外国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这个感觉相当犀利，但只是感觉而已。罪感当然来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会觉得在他面前是个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觉得有好多人在盯着你，耻感何来呢？如果没有信息共有，耻感文化也无法解释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个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要花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坚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虐狂，实际上又远不是这样——有好日子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 李银河认为，传统观念、宗族意识等等，在现在农村里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为它们保存在个人的头脑里。实际上，它们是保留在村落文化这个半封闭的大匣子里。这也是个有意义的结论。我们知道，在苏格兰有个半封闭的尼斯湖，湖里还有恐龙哪。在中国村落里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学没有合法的权威性。真正有权威的是村落。办事都要按一定规矩办，想问题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这既不是因为古板，也不是因为有族规，而是因为有一大群人盯着你。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更加合乎实情。她描述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你怎么挣钱，别人不管；但你怎么过日子，大伙就要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日子当然难有崭新的过法。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所依据的是在山西、浙江两地的调查。她的见解十分敏锐，遗憾的是实证功夫稍有欠缺。假设她的调查不是在这两地的两三个村子，各百十户人家里，而是在散布在全国的上百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里完成，就更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要求近似扳杠。因为她用的是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第一手资料，面对面交谈，通过翻译都会遭人诟病。人类学的前辈大师米德女士在萨摩亚实地调查多年，只因为听人转述，就遭人耍了。考虑到这种情况，谈了百十户，谈得扎实，也就不错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献里找出个说法，然后在调查里验证一番，而是自己来找说法，到调查里验证，这是非常好的。其实她阐述的现象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北京城里没有村落，但有过胡同、大杂院，有一些人员很少流动的单位。在这些地方，隐私也不多，办个什么私事，也难说全是个人决策。因为这类现象并不陌生，你看了这本书，不会怀疑村落文化的真实性。 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实际上，要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这真是至理名言。据我所知，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在村庄里，这种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做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是朴素的。作为学者，她不是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那一种，也不是学富五车、旁征博引的那一种。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这种明白会被人看成浅薄也罢。从表面上来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内容，比方说，题目有没有人重视啦，一年发了多少论文啦，写了多少学术专著啦，但是这些在她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发现。
“你怎么挣钱，别人不管；但你怎么过日子，大伙就要说话了”按理说随着时代的前进，城市化的进程，我连我隔壁邻居姓什么都闹不明白。加上我常年深居简出我的邻居可能连我是男是女都不一定清楚，就更管不着我怎么生活啦。依我看这是好事情，文明进步日子继续，可社会总归是社会“他们”也不会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消失了的。现实的地理距离虽然将他们分开了，但他们却找到了更加便捷的方式反而可以无视现实距离了。互联网以超过以往任何一种方式更加便捷的联络着世界各地，以前他们碍于地理距离说话多少还有些顾忌，无非悄悄说背后讲等等。有了互联网隔着屏幕“他们”也便肆无忌惮--
“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入侵……就应该把他们都抓起来！”
“啊！哈哈哈哈好！哈哈哈哈！漂亮！扬我国威啊！我们的文化才是最好的！”
“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怎么还能穿成这样，你看她眼泪都没有一滴，根本就不爱她的孩子，绝对另有所图……”
“我们的精髓都被他们学走啦，这帮卑鄙小人……”
“你看他，跪太久了站不起来啦！哈哈哈……”
“哼！我早就看他三观不正了！”
辱华啦！辱华啦！哼……抵制丫的！
却完全不顾文化没有交流，固步自封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妄自菲薄落个井底之蛙的境地，自己不愿意突破也要求所有人都原地踏步。唯一的生活乐趣仿佛就只停留在嘲讽他人如何过日子操心别人怎么生活上。其实所谓三观只是一个人的一部分，在不了解本我、自我、超我三我的情况下讨论三观与盲人摸象有何区别，更何况还有个体性、特殊性、普遍性的区别，更有道德状态，审美状态，自然状态的不同。当然他们不会在意这些，只想比一比谁的声音更大，当然也有另外一部分的他们期待着事件的反转再反转，以便证明自己的英明神武明辨是非的能力。
突然就让我想起两件事，一是我在村落文化里生活的那段时光。夜深人静的一声犬吠，整个村子其它的也会不问缘由的跟着狂叫最后闹到大家都无法享受本该愉悦的睡眠。第二天假如我们追问起来，如果动物会说人话，每一个都会很肯定的说不是我，那是别个。假如被人录了音留了象，又会马上狡辩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哼……要怪就怪起头的那位！
二是读王小波先生的书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他说：“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两段故事一对比，就可以看出王先生的智慧，而我无非是一个浅薄之辈。可能根本没有能力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谁？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临了还是想问一句，那我们又是谁呢？
2023年9月3日记于武汉若凡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