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我与马琳代表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前往湖北蕲春，参加八里湖农场纪念上海知青参加农场建设55周年活动并进行了采访，一群精神矍铄乐观开朗的古稀老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上海早期垦荒队员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蕲春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南临长江，北倚大别山，湖泊连片，风光秀丽。京九铁路、沪蓉高速横贯全境，交通发达。在县城与蕲州古镇之间的公路旁，翠柏中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碑石。自打石碑落成，这里就成了八里湖农场最靓丽的景点。大凡曾经在八里湖生活工作过的人都与石碑留过影，农场的新婚夫妇也要到石碑前拍摄婚纱照，因为石碑上“风雨同舟”四个醒目大字，代表了人们与农场同甘苦共荣辱的心声，也是新人们携手共度人生的决心。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建场五十周年纪念”，落款是“2008年5月 上海知青”。石碑告诉人们，50多年前，一批风华正茂的上海知青来到农场开荒造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一直在农场工作到退休，做到了扎根农场，与农场风雨同舟，成为现今八里湖人的楷模。
告别都市赴农场
1958年初，为治理水患，湖北省急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开垦沿江沼泽滩涂，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同志向上海市委提出招募上海知识青年去垦荒的请求。4月，上海《解放日报》刊登招募广告，立即吸引了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当月8000名青年被批准赴鄂，4000名青年被批准去淮北垦荒。5月1日，这批青年参加了“五· 一”大游行。5月4日，他们齐聚上海文化广场召开誓师大会，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会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号召青年人为消灭“三大差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5月10日前后，这批青年分批离沪踏上了垦荒之路。
上海《解放日报》的报道
垦荒队员参加“5·1”大游行
到湖北的上海知青大部分分配到荆州地区的国营农场，分到黄冈地区国营农场的有800多人，其中来自上海市榆林区（现为杨浦区的一部分）的321人分到蕲春县八里湖农场。5月11日，他们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上“江顺轮”，逆流而上，经三天航行到达湖北黄石，小住一夜，换乘小火轮前往蕲州。
蕲州是明朝著名医学家、药学家和博物学家李时珍的故里。始建于南宋的蕲州古城，依托长江便利的交通日渐繁华，到了明代鼎盛一方，之后在战乱中衰败。至上世纪50年代已成非涝即旱，钉螺密布的贫困地区。1958年初，经中央批准，湖北省政府决定对黄冈地区的长江洪泛区实施围垦造田，让沼泽变良田，建立了八里湖等十余个国营农场。上海知青是第一批到达的垦荒队。
蕲州古城距八里湖农场仅六七公里，但那时只有一条相当于田埂宽度的小路逶迤在茫茫沼泽中，一到雨天或长江涨潮，便无路可走。老人们回忆说，他们到达那天，恰逢刚下完大雨，江边汪洋一片。农场只好紧急安排他们在一所小学里住了一宿。第二天，雨停水退，知青们背上行囊，向农场进发。十几里的路程，大部分是在水中行走。走惯了柏油马路的知青们，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负重前行，实属不易。体弱的女青年，背不动行李了，男青年就抢过来背；雨鞋陷在泥水中了，马上有人帮忙挖出来。知青们互相帮衬着、搀扶着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驻地三线塆，一个个早已成了泥猴。这是老天爷给这些刚离开大城市的知青们上的第一课。那天是1958年5月15日。
难忘窝棚记恩情
三线塆是他们农场生活的第一站。那天，好不容易走出泥泞的知青们来到几顶窝棚前，其中一顶特别大，足有70米长，棚上覆盖着新稻草，在成片的滩涂洼地和雾蒙蒙的天气中，格外显眼。大家好奇地左顾右盼。哇，好大的窝棚啊！知青们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们的家，农场干部说这顶窝棚够住200人！原来这些窝棚是先于他们到这里的武汉大学的“右派”老师们前一天特地为他们搭建的。窝棚是用树干绑扎起来的，里面是两排上下铺，大通铺上也铺着厚厚的稻草，虽然散发出稻香，但知青们难免显出失望的脸色。
在这个大窝棚里，知青们吃了第一顿午饭。米饭是用陶土钵蒸的，菜是洋葱炒萝卜干。虽然大家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但那菜太难吃了，有一多半知青只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碗筷，少数人随手将饭菜倒进旁边的河中喂鱼了，有的女生偷偷地哭泣起来。其实过了那天，连这样的米饭也很少能吃到了。
午饭后，女生们重新集合，农场向导告诉她们将住到三里地外的农场总部，住的是土坯房。姑娘们高兴得忘记了疲惫，背起背包，继续前进。她们真是幸运儿，原来农场干部自己搬到窝棚里去办公，想尽办法腾出几间土坯房照顾上海女知青。
女生走了，男生全部住进了大草棚。躺在大通铺上，晚上能数星星，遇到风吹草动，呼啸声大得令人胆战。特别是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不下雨，里面还在下，而且积水会往里漫延，睡在边上的知青被褥全被浸湿。如果是半夜下雨，这一宿大伙就别想再入睡了。毕竟是年轻人，短暂的不悦之后便很快适应了农场的环境和生活，劳动之余嘻哈打闹，好不热闹。
半个月后，武大的老师们也给自己搭了窝棚，腾出他们在二分场场部的住房让给上海知青居住，男知青们才住进了土坯房。那里处在石头嘴岗地上，没有洼地里那么潮湿，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
采访中我们参观了农场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栋土坯房。老知青们说，这栋房原来是茅草屋顶，是几年后改成瓦房的，算是八里湖的第二代住房了。土坯房内部分割成若干间，每间可住数人到十余人不等，它见证了农场的发展，成了农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的实物。那天，参加纪念活动的老知青们纷纷在老屋前留影，他们还记得当年告别茅草窝棚时欢天喜地的情景，更感恩农场干部职工和武大老师的关怀。
农场保留下来的土坯房 刘宏海 摄
艰苦劳动洒汗水
知青们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垦荒劳动。那天，农场发给每个人一顶斗笠、一件蓑衣和一把锄头。领队是武汉大学的卢老师，还有一位农工负责指导他们干农活。最初的那段时间，知青们每天的劳动主要是锄草。在一人高的荒草丛里，脚下是积水和烂泥，太阳一晒闷热难耐，加上蚊虫乱舞，蚂蟥叮咬，时不时还会窜出一条水蛇，让人胆战心惊。知青们还不会使用锄头，干脆就用手来扯草，挥汗如雨，双手也扯起了血泡，有的还被荒草割开了口子，真是苦不堪言。
知青们集中劳动了一个多月，正赶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农场变更为八里湖人民公社，上海知青被分到各个生产队，与农工们混合编组。当时农场领导照顾上海知青的情绪，没打破他们原来的小队，使他们还是和自己熟悉的伙伴们在一个队里劳动。有的队还搭配了女知青，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都很满意。他们说，这次改制调整很顺利，大家并没有孤独感，也没觉得不适应。分队之后，上海知青与单身农工在一个草棚里住，一口锅里吃饭，同时取消了月薪制，改为工分制，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农工手把手地教，知青们进步很快，学会了锄草、施肥、打棉花顶、插秧、薅田、割谷等各种农活，有的还学会了湖北话，能用当地方言与农工聊天，完全与他们打成了一片。 1961年，八里湖又恢复了农场建制。老知青们回忆说，他们那时是“春播田头暗呢喃，秋汛大堤和衣倒”“荒野建田园，来把青春献”。大家默默地坚持了下来，成了真正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八里湖农场地处长江边的洪泛区，不到3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竟有四条河道，六处湖泊，浅水沼泽更是一个连着一个。上海知青除了开荒种地外，还参加了农场围湖筑坝、开渠挖港、筑路修闸、抗旱排涝、夯土建房等基础工程建设。1959年冬，他们开挖东风河打通了总场通往各分场的水陆交通，接着在八里湖水系通往长江的唯一出口处修建了龙峰寺水闸，并建了一系列泵站，确保农场旱灌涝排。他们还参加了县里修建牛皮坳大闸工程、支援阳新县修水库、修建双星铁路等工程。硬是把一个水乡泽国建成了农田水利基本配套，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农场。看到如今的农场田地规整，房舍整洁，粮棉丰盈，老知青们脸上洋溢着喜悦，回想起当年垦荒时住工棚、挖河泥、抬大石、浇水泥的辛劳，他们说还是快乐多于忧伤，大家互相帮助亲如兄弟姐妹，至今回味无穷。
防疫一线有知青
那时八里湖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旱地里巨蚊嗡嗡，水田里蚂蟥和血吸虫肆孽。大大小小的湖泊水塘都是血吸虫的滋生地。当地流传着“一进土门城，肚子大些人”的民谚。因接触疫水许多人被感染上了，据农场场史记载，各分场都有数百人染病，单二分场就有500多人，其中也包括一些上海知青。患者高烧咯血、食欲减退、腹胀腹泻、肝脾肿大，失去劳动能力。上海知青中年龄最小的童习农高烧不退，却不知已经染病还坚持工作，结果昏倒在油库里，幸好被巡夜的队长发现，急送血防站救治，才捡回了一条命。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了两千多年，这种被老百姓称作“大肚子病”的传染病对人民生命健康危害极大。自从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向各疫区派出医疗队，培训防疫工作者和医务人员，全民动员，因地因时制宜开展中西医结合科学防治，终于消灭了钉螺，基本根除了血吸虫病。
当年农场抽调了部分上海女知青参加医护学习班，并投入到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中。这些女知青都具有初高中学历，有知识，有文化，比当地农民更容易掌握医学知识。尤其是她们深感能在医圣李时珍的故里当上医务工作者非常光荣，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她们一面上课，一面实习，不怕脏，不怕累，学得快，干得好。她们医治病患，消杀钉螺、指导农民管理粪便，并向农民宣传安全用水、个人防护的知识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医护人员只有简单的防护装备，这些女知青和农场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一样，在明知极易被感染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勇敢面对，没有一个退缩，为当地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后来她们都成了蕲春县和黄冈地区出色的医务人员。至今仍居住在农场卫生院家属区的上海知青张美英就是当年医护学习班的一员，她在农场卫生院一直工作到退休。被感染的上海知青除两人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外，其他人经过治疗大都痊愈，重新投入垦荒战斗。现在血吸虫病早已绝迹，可人们提起那些年防治血吸虫病的往事，依然记得农场白衣天使中有一群上海女知青。
科学实验排头兵
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是有文化有朝气的一族，在农场领导的关怀和农技人员的带领下，他们学以致用，勇于实验，成为科学种田的主力军。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这样的事迹。
当年农场在围堤造田的同时，选地势较高的荒地，用拖拉机翻耕后种上棉花或黄豆。因劳动力极度缺乏，许多农作物种下后没有人手管理，很多棉苗就在荒草中生长，大家看了又心疼又着急，唯一能做的就是少休息多干活，但这事在上海知青心中却留下了心结。
那时候，全国都在推行“农业八字方针”，极力提倡优化选种、改进耕作方式。知青们深知科学技术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性，决心走科学种田的道路。1959年春，高山大队的上海女知青吉爱华、苗秀英、韩乃元三人向领导提出搞棉花试验田的设想，农场党委认真研究后同意了她们的请求，批准她们成立棉花科学实验小组，并划出50亩地给她们做科学实验，还指派了一名技术员帮助她们。那时知青们刚到农场还没满一年，有些人觉得几个小青年，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跑起来，不知天高地厚，表示高度怀疑，说：“莫把田地搞荒了！”也有个别人说她们是出风头，假积极。可三个姑娘暗自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干，干出成绩来，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她们想尽办法弄来棉花种植书籍，遇到问题就向技术员请教。她们一头扎进棉田里，边学边干，除草翻土，平整土地，挑大粪做营养钵，自己动手播种育苗，然后移栽到大田里。正当棉苗长势喜人时，突然遭遇了虫害。不巧技术员进城办事去了，情急之下，她们就自行喷洒了农药，由于缺乏农药知识，药剂配比不当，杀伤了棉苗。所幸及时归队的技术员马上指导她们喷洒清水稀释农药，其他农工和知青也赶来与他们一起把洒过农药的棉苗一棵一棵地清洗了一遍，又严密观察棉苗的生长情况。三四天后，遭遇虫害的棉苗重新返青活了过来，三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打那以后，她们学得更勤，干得更欢，早出晚归，一心扑在试验田里。她们陪伴棉苗度过了盛夏，扛住了狂风暴雨，一天天长大。当年秋天棉田里雪白一片，亩产达到115斤，是全县最高纪录，受到农场和县里的表彰。1961年，湖北遇上了大旱，正是棉花孕蕾期，少不得水。姑娘们硬是用肩膀一担一担地挑井水浇灌，把肩膀都压肿了，磨破了，这才保住了试验田，还是获得了高产。那年她们被县里授予“棉花姑娘”的荣誉称号，还派代表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和湖北省农村知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至今农场的老人还称她们“棉花姑娘”呢。
1959年秋，为了解决蔬菜供应问题，农场新建了一个以上海知青为主的菜园组，40多名上海知青在党支部书记吴永兴带领下，以科学方法为指导，很快学习掌握了许多蔬菜瓜果的栽培技术，种了红薯、西红柿、土豆、小菜白、萝卜、豇豆、四季豆等蔬菜，供应农场食堂和职工家属，解决了职工冬季吃菜难问题。转年开春，他们又种了黄瓜、苦瓜、南瓜、茄子、番茄、辣椒、油菜、菠菜、空心菜等等蔬菜，在“三年困难”时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广阔天地出人才
八里湖农场的历任领导都非常关心爱护知青，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青们有了用武之地，也越来越热爱第二故乡。
上海知青到农场后仅三个月，农场就与县和地区联手举办了拖拉机手、护士、财会、教师等培训班，并大胆启用武汉大学下放的“右派”教师向知青传授知识，发挥了教师的专长，知青们也学到了真本领。近三分之一的上海知青通过各类培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学有所长，学以致用。
当年18岁的郑雪章学会开拖拉机后，不久便当上第二任东方红1号车的车长。要知道，东方红1号车是农场最好拖拉机，而能担任这台机车的车长必定是最牛的拖拉机手，是农场干部职工最信得过的人。郑雪章倍感光荣和责任重大，不骄不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五年。期间，他多次革新技术，小有发明创造。八里湖的许多田地是洼地，拖拉机下地常常陷在泥沼里，耕种非常困难，甚至动弹不得，成了农场的一块心病。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郑雪章冥思苦想，和技术员一起研究仿制“机耕船”，他创造性地把一块块木方装在拖拉机链轨上，加大了链轨与泥土的接触面，有效地防止了机车下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家笑称他发明了“带刺的车轮”。
郑连根下乡时19岁，报名参加财会培训班，走上了会计岗位，并且成了他一辈子的职业直到退休，晚年仍然居住在农场。老人捧出国家财政部颁发的《从事财会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和国家农牧渔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从事农牧渔业财会工作荣誉证书》，给我们看时他脸上是满满的自豪。我问他：“为什么退休了还不回上海？”他答道：“八里湖培养了我，我舍不得离开。”
当年有不少知青经过师资培训当上了农场学校的教师，其中有一半以上一辈子没离开过教育战线。上海知青陈坚就是从师资班出来的教师，后来当上学校领导。他喜欢站在三尺讲台上的感觉，酷爱他的学生，一直在农场中学干到退休。他的学生在农场随处可见，有的还走上了农场的管理岗位。
上海知青中人才济济，张松华是笛子高手，丁坤都通吃琵琶、二胡，韩秀英的歌声婉转动听，王洪基喜爱写作……。劳动休息时，知青们吹拉弹唱很是热闹。当年农场领导很注重开展群众文体活动，在他们的积极支持下，建立了以上海知青为主的农场第一支业余文工团和第一支篮球队。1959年业余文工团代表农场参加全县国庆十周年文艺汇演，展现了农场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好评连连。农场篮球队则连续三年勇夺全县冠军。
农场还着力培养知青干部，很多知青经过锻炼，挑起了重担。当年知青队长符忠厚同志，被提拔为农场党委副书记，继而升任蕲春县工业局长。有一些知青被组织上输送或提拔到县、地区、省，乃至中央部委工作。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1960年，农场竟然想方设法送了80 名上海知青到武汉大学学习。后来，因这批学员十分优秀，其中69人被武大留用，只送回农场11名学员。这些同志回场后都担任了一定职务，成为技术管理骨干。
那年前往参加农场建设55周年纪念活动的老知青中就有不少是从黄冈、黄石、十堰、武汉、大连等地赶来的，许多同志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光阴如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这批上海早期的垦荒队员都先后退休。除工作调动和其他原因离开农场的外，尚有60余人一直在农场工作到退休。不管是在生产队务农、在场办企业做工，还是在农场管理岗位，他们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都是好样的。2003年，为了让在农田里挥洒了一辈子汗水的老知青得到相对好一些的退休待遇，农场将尚在生产队的最后16名老知青全部转入场办企业，退休时按企业标准享受退休金。虽然，这些坚持到最后的老知青退休后的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但他们不忘农场的关怀，不少人至今不愿离开，依然居住在农场。
如今这批老知青们都将至“鲐背”，岁月无情地在他们脸上划出了道道印痕。但那段风雨同舟的艰苦历程和其中的甜酸苦辣永远留驻在他们的心田。农场的巨变，让老知青们十分欣慰，能在共和国的农垦史和农场的发展史中留下他们数十年奋斗的一页，他们足矣。令人欣慰的还有，采访中我们见到了多位垦荒队员的子孙，他们在曾经培育了前辈的土地上学习工作、成家立业，有的已是农场领导班子成员，有的在蕲春、黄冈或武汉，在各自的岗位上发着光和热，垦荒人精神将在江汉大地上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