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光县最早以蚕丝著名。唐代，东光县因出产的蚕茧和丝织品优良，而有“茧城”的美称。
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三：“茧城，在东光县。”光绪《东光县志》卷一《舆地志·古迹》：“茧城，当亦唐之东光县主因故城基而植桑亲蚕，与民妇分茧效功之地，不然何以称茧。且即为民间治茧，所聚无亦为集市云尔，又何敢曰城？考县主为纪王第三女，名楚媛，自总章二年受封，至永昌元年纪王薨，凡二十年。茧城当在此廿年中所置。史言楚媛幼而好礼，独守勤苦。李遐叔撰神道碑，亦称其‘诣绣绘之妙’，则茧之取义，当为县主所遗，而城之命名，确是东光旧治。”《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引《广志》曰：“善蚕者，出渤海东光，以供官。”可证东光之号茧城不是空穴来风。
与“茧城”相关的是它的南邻——桑园。清初德州人田雯考证桑园来历说：“《汉书》窦皇后家在观津，广国尝与其姨采桑堕，用为符信。知此地古悉种桑为浴蚕之地，故名桑园。”（《古欢堂集》卷四十二《长河志籍考》）
宋代，沧州一带在契丹人那里还有另一个称呼，即“绫绢州”。《宋史》载：“河北东路民富蚕桑，契丹谓之‘绫绢州’”（卷二百九十九《张洞传》），这其中包含着契丹人对这里出产的丝织品的向往。
北宋的河北东路辖大名、开德、河间三府，沧、冀、博、棣、莫、雄、霸、德、滨、恩、清十一个州，德清、保顺、永静（治东光）、信安、保定五个军，及五十七个县。今天沧州地区所辖诸县市均在其中，而当时的贡品如下：
沧州，大绢、大柳箱；
河间府，绢；
莫州，绵；
永静军（治所在东光），簟、绢；
清州，绢
——《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二》
除了大柳箱、簟之外，几乎都是丝绵等织品。
到了元代，沧州地区的蚕桑养殖仍旧保持着较大面积。这次用来证明的是当地桑树的受灾情况。
成宗大德九年（1305）三月，“河间、益都、般阳三郡属县陨霜杀桑，清、莫、沧、献四州霜杀桑二百四十一万七千余本，坏蚕一万二千七百余箔。”（《元史》卷五十《五行志一》）
大量养蚕，除了要种植大量桑树之外，还需要有大量蚕箔。《宋史》关于“元丰元年，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箔，税不及百钱者蠲之”（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下》）的记载，证明了这一带蚕箔的普遍生产。而生产蚕箔，又需要有大量的竹子，《宋史·食货志》此条中恰有“竹木”，而上文永静军（治东光）所贡除绢外，还有簟，即竹席，这在整个河北东路中是惟一的，说明东光一带产竹，或者竹的消费量很可观。
明代，由于河间府生产的丝织品品质卓越、朝野闻名，所以成为了明代宫廷相应消费的首选。
成化八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的苏州府长洲人吴宽（1435—1504）有《吴城至京歌》，写到东光时云：“东光丝熟吏催税，砖河雨急渔披蓑。” （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三笔》卷四）
东光丝绢在清朝开始走下坡路。
虽然康熙《东光县志》卷四《方物》中，谷类之后第二大项便是丝棉类，计有丝、棉花、麻、布、绢五种，但到了乾隆《河间府志》卷四《舆地志·物产》：“东光绢，明时颇为人所称，以供饷遗。近所出者不中衣服，凡郡之阜城、交河、吴桥、故城、景州亦有绢，其所施用者惟可饰屏风笥箧，与东光同。”文末复有编纂者按语：“今东光诸县，虽号出绢，然树桑少而治蚕拙，即有丝绢之名，略无资用之实。岂其人不知务工之窳恶，抑无以教之乃致然耶？”乾隆《河间府志》出自浙江山阴人胡天游、江苏上海人黄文莲之手，他们均来自丝织技术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对丝绢之类非常了解，因此才敢下这样的按语。
丝织品尽管落后了，但棉花依旧是大宗。
光绪《东光县志》：“乾隆七年，大有年，斗谷京钱百文，棉花每斤二十八文。乾隆四十一年，有年，棉花每斤京钱三十六文。”（卷十一《杂稽志·祥异》）丰收年，首先提到的是棉花，这说明当时田里的主要作物是棉花，农民的主要希望也是棉花。
东光一带的棉纺历史甚至融进了地名儿，光绪《东光县志》卷二《舆地志·村庄》记载，西路第七铺，距城四十里，有“前粗布刘庄”、“后粗布刘庄”。
光绪末年，北洋官报局刊印《直隶工艺志初编·报告类》载东光县“土产，棉花。工产：白布、线带、棉被面、手巾。” （卷上，第十五页）
清·吴炽昌《客窗闲话》卷四《吴桥案》开篇云：“吴桥县之连镇，布市也。居是地者，半以贸布为业。有肩贩张乙，恒负布西方求售，出或两三月一归。”作者描写的故事内容是否真实权且不谈，通过这则故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当时连镇人大多以贩布为业的经济历史背景，也印证了东光、吴桥一带的棉花生产史在清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