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我们初中“毕业”了。出身好的，安排到了工厂，出身稍好的安排读高中。
我们这一届有好几百人被安排上西林县插队，他们绝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我也上了去西林插队的名单 。
当年，我们才十几岁，可是真不想离开自己的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尤其是不想去离家天远地远的西林。于是，第一批只有25个同学去了西林。
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我父母还有一哥一妹早已经被“遣送”回老家郊区中兴村了。我姐也跟学校去了上林落户，还有一哥已经工作，一妹还在读书。想想，就剩下我们兄妹仨在南宁，真的不想离开南宁。可是，那些忠心耿耿和勇敢的“誓死捍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伟大战略部署的卫士们一天到晚来家里动员威胁。
我不敢回家，整天东躲西藏，没有人敢收留。有时候想父母了，大路、小路都不敢走，为了避开那些“红卫兵”，只好冒险走铁轨。有一天，实在太累了，又饥又渴，走着走着，走到学校一位老三届学长陆立辉的家，当天晚上就躲在他们家里。但还是在劫难逃，半夜两点钟，红卫兵又来到了（不知道谁告的密），陆家怕沾上麻烦，把我礼送出门。 三更半夜，家不敢回，我能去哪里?无奈之下，躲到臭哄哄的公共厕所，在里面蹲到天亮。脚蹲累了，也蹲麻木了，天蒙蒙亮，赶紧出来活动活动腿脚，又重新东奔西跑藏起来。十几岁的女孩子，没犯法，只为躲避那些凶神恶煞的人，竟然过着如此悲哀奔波的生活。我想，并非我一个人这样，还有很多象我一样无辜的孩子。像陈月玲，她并不比我好多少。她出生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但我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生的，有什么罪？她同样逃不出“恶魔”们的手掌。到今天，她还清清楚楚的铭记着那个叫“李XX”的带着一群以折磨别人为乐的魔鬼，硬拽她到学校，在一个教室里，黑灯瞎火的关了一个通宵。不准吃，不准喝，不准拉，一个柔弱的小女孩，能经得住几次摧残？最后跟我一样，乖乖的把户口本交了，才免去更大的折磨。
冯桂芝呢，她也只是因为父母当年站错了“队”，红卫兵就有理由来威逼，“象你们这些狗崽子”就更应该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无可奈何地把户口本交出来，否则就拿父母来“斗争”。至于岑惠玲，她是个比较傲气的人，从来不提有关家庭父母之事。可谁都心知肚明，我们这一批六个人，绝对没有一个人是自愿到西林的，都是为了家庭父母。因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我们都是带着非常悲伤的心情离开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的。
拖到1970年5月中旬，迫于“家庭出身”，不想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受到牵连，慑于当时的“红五类”出身“红卫兵”的威逼，无奈之下，为了让他们能放过自己的家庭父母，只好达成协议，终于被迫含泪把户口迁到西林县了。
我们这一批只有六人，两男四女：马志丹、刘英寿（已故）、岑慧玲、冯桂芝、陈月玲、我。 我们被安排在西林县八达公社旺子大队，在我们之前已有一批南宁一中同届的同学安排在旺子大队。
（西林县旺子大队的女知青合照）
1970年6月24日，一辆卡车载着我们几个十几岁的从未涉世的孩子，从南宁出发，第三天的中午，到达了西林县八达公社。由于当时真的年幼无知，很多过程都已忘记了，只记得当天把我们安排在县招待所住下，住了两个晚上。两天后，由公社专管知青工作的黎同志带领我们六人向着旺子大队的新寨和半坡小队走去。记不起到底走了几个小时，走了多少公里的山路。问黎同志：“到了没有？”回答：“快了，再翻过这座山，山的后面就是了。”再问：“什么时候到那山啊？”又回答：“看看，很快了。”这样的话，我们不知道重复的问了多少遍。想想之前，我们何曾走过这么远、这么陡的山路？一阵的心酸涌上心头。快天黑了，终于到达新寨，队长带领队干部及一些社员到半山来迎接我们。可是，两个男孩还有一段路要走，他们是我们的邻村，听说还要走四十分钟才到。当时的知青榜样马力平（南宁十四中的）留下来和我们在新寨，安排我们的食宿。
这天，我才真正的看到过少数民族，我们去的小队是“白裤苗”，男同学去的半坡村是“偏苗”，他们有着不同的服装和头饰。
可能是我们临时到达，所以都没有房子住，队长只好安排我们住在他家的粮仓“阁楼”上。没有床，一个小平“阁楼”成了我们四个女孩的床。可能前一天走得太累了吧，第二天早上不会醒。结果有一个剃了光头、“赤膊”的人爬上阁楼来叫醒我们，说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猜想应该要起床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是女孩子呀，一个大“男人”怎么爬上来呢？让我们都吓了一跳！认真一看，原来是队长夫人，我们可是少见多怪了。“白裤苗”是女人可以“赤膊”，而男人没有这个习惯，男人却裹得紧紧的。
（作者穿民族服装照相）
这样，在队长家的小“阁楼”小住可能有十天左右，队长带领社员们上山砍木、割草，很快，为我们造成了一间有两室的房子，大概有三十平米，房顶是草盖的，墙是泥巴糊的，整个房子没有用一颗钉、一根铁线，都是用草绑和泥巴糊起来的。一间是厨房，另一间就是我们的卧室了，厨房上面也有一间的“阁楼”，这就是我们以后的粮仓了。
没有什么厕所和洗澡房，因为村民们可能真的是一辈子就洗过三次吧，一是出生的时候，一是结婚的时候,还有一次不说了，大家懂的。我们在那里呆了那么多久，从来没见过村里的社员洗澡，因为没有一家人是有卫生间的。连厕所都没见过，在小队里，大家都是打“游击”。后来，我们自己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砍些木头，搭起一个简陋的厕所方便自己。卧室有多宽，我们的床就有多大，几根长木钉成一张大床，从此后，我们真的是“吃的是一锅饭，睡的是一张床”。还有两个木架子，给我们放行李，有两个小木凳。我们有了共同财产。
到了小队第三天，开始把我们分到各户。我的房东最年轻，比我大不了多少，只有二十出头，已经结婚有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了。房东是生产队的记分员，他曾经到过百色某煤矿当过矿工。真的还很幸运，因为他年轻力壮，又勤快，所以我有口福，有时能吃上山珍海味。他经常打猎，不时会带回野兔、穿山甲、刺猬等。
陈月玲就留在队长家了，队长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冯桂芝分到指导员家，指导员家人可多，四、五个孩子。岑慧玲分配到民兵队长家。当时，哪个家都一样穷。我们刚到生产队的时候，公社干部黎同志就告诉我们：政府补贴我们三个月，每月9元钱和30斤定粮。我们知道了，可从来没有见过，因为每次都是东家到公社跟黎同志领粮和油、盐什么的。就这样，我们跟东家同吃、同劳动了三个月，三个月后不再补贴。那时候，生产队开始分粮，从此我们另立锅灶，自己开起火来。我们也不得知，公社干部从哪里开支，买了一个锑桶、一个炒锅、一个饭锅，我们自己也各带来一个锑桶，新桶我们就专用生活。这样，我们又增加了共同财产。
大概是十月份吧，我们开始自己开伙了。除了队上分来的粮食（玉米）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油、没有盐，更没有菜，怎么办？我们就象乞丐一样，东家问一次，西家又问一次，要点辣椒骨。（那个“辣椒骨”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每年农民自己杀一头猪，把所有的猪骨头，放很多辣椒一起舂烂，加上盐巴然后放进一个坛子封起来，这就是他们一家人一年的油、盐、肉了。）单靠这样做也不是办法，我们开始种菜、养鸡，还日盼夜盼家里能寄几块钱来买点油、盐、还有女孩子的日用品。
分来的玉米要把它晒干，然后搬到阁楼上去。每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就带着玉米边开会边剥玉米，留着第二天磨粉。我们得自己推磨，我们哪有见过那么一米直径的大石磨？开始我们不懂，两个人都推不动，后来经农民们指点，两个人可以推动了，磨了以后还要筛。我们除了吃玉米，还是吃玉米，因为土地都在山上，没有水田，只有种玉米和红薯。玉米和红薯就是我们的主食。
我们学会了种菜，可惜山区高寒，也种不了多长时间。养鸡也下蛋了，开始看到一些荤腥，有蛋吃了。我们还要自己砍柴火，最难堪的是柴火都太大块，为了方便引火，每次引火都有意无意的到门口，往房顶上扯一把茅草下来引火去。天长日久，房顶的茅草给我们扯薄了，开始漏雨。
水，对我们来说更是贵如油。住在半山腰，都是靠天来吃饭，挑水要走二十分钟的山路，才有一处从山顶的山缝里流出的细细的泉水，经过一根很长的半边竹子引下来。整个生产队，包括我们一户，共有20户96口人，全指望那半边竹子的水来维持日常生活。因此，在旱季，我们四人轮流在家挑水兼煮饭。因为只有等社员全部出工，没人在家，我们才可以挑几担回来积存，就可以在炎热的夏天洗澡了。
我们就常年在没油、没盐、没菜、没肉的环境中生活。因为缺少盐，所以我们村很多农民都患上大脖子病，因为严重的缺碘。以致于我们会经常互相对望对方的脖子是否增大了。
（右为作者，与插队友关秀荘在县城合影）
日子不知不觉过去了，到西林短短几个月，还没有半年，我竟然得了一场大病，说是急性肝炎，可我却昏迷了两日三晚，因高烧不退还睡在铺满冰袋的床上。理解当时县医院的条件非常差，技术也不怎么样，公社干部竟给我父母发了电报，说我病危“请速到西林”。可怜我的父母当时哪有路费来西林？只有让我听天由命吧！可我命不该绝，硬撑了三天，终于醒来了。因为我的病情来得凶险，县知青安置办公室都来关心了，特意嘱咐县医院按重病号来款待，每天有二两肉的饭菜。在县医院呆了足一个月，所有的费用包括伙食全免。在这一个月里，得到县医院一个黄姓护士的照顾。她是从百色医院下放来的，她特别可怜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女知青。她对我很好，经常煲汤来给我喝，还有胎盘汤。如果没有她这些特殊的汤水，可能我也没恢复得那么好。一个月后，终于出院回生产队了。不久，又一个插友病倒，我们年青不懂，以为是重感冒，其实是疟疾，当地叫“打摆子”，病了一个多星期。小病小痛的都不在话下，是由于生活条件太差了。当初头三日，跟东家吃的时候，陈月玲就晕倒过。因为队长家太穷，没有油，可也不能亏待知青，就把自己家门口的蓖麻籽来磨油煮菜。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怎么吃过这些，结果受不了，晕倒了。
（旺子大队的女知青们和生产队长合影）
我们的生产劳动相比之下不算辛苦，苦在走路，每天要走超过三小时的路。从我们这座山的半腰，一直走到山底下过一条小河，又往上山走，要走到大半山腰，云贵高原的大山不是一般的高啊！到了地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你会抽“水烟筒”的，就坐下来排队等着抽两口烟。 整个小队只有两、三个水烟筒。其实都是借口来休息的，可惜我不会。因为不会抽烟，所以没有理由坐下来，就干活去吧。时间长了，我们就觉得吃亏，也想学着偷懒。有一次，为了想偷懒，说：“我也抽一口”。本想跟他们开个玩笑，自己没注意，却给他们耍了。我拿起水烟筒就往嘴上一贴，试着吸一口，后来给呛着了。还顺手把嘴巴一擦，笑话来了，原来他们把烟筒口抹黑，我不知道，往上一靠，结果满嘴黑咕隆咚的，全队人笑得可开心了。
（旺子大队的女知青们在山顶上合影）
收玉米，都在山上地头里直接分口粮。每家每户都有马和马驮。就我们插青没有马，只好每个人用背篓背回家，我们四个人，队上都分一个背篓给我们。那背篓作用很大，是我们劳动的工具。可怜我们几个女孩子，分粮食的时候最苦最累。因为农民他们都有马驮，而我们只能靠背篓来背回家，每天收工就背一篓。他们分粮也简单，第一轮过秤，你收的玉米一篓有多少，以后每一篓就是多少，不再重称。他们的粮食很快就全部驮完了，只剩下我们的还堆在山上等着我们继续一篓一篓地背回。背一篓玉米三、四十个，背着下山、上山的走，等回到家我们都累死了。那就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劳其筋骨”。回到家开始蒸“面面饭”，其实就是玉米粉，洒上点点水蒸，蒸到10分钟后，再洒一点水，这样才能正好。我们种了些南瓜，队上也是南瓜跟玉米一起混种。南瓜苗和嫩南瓜就是我们的主菜。有时候，我们在地头、地边寻找一些野菜，去问其他社员要些佛手瓜。年复一年的，这就是我们的伙食。
伙食虽然差，可我们也暂时没有什么忧愁。每当晚餐后，还要开会，天天学“毛主席著作”，还要搞“阶级斗争”。散会了，社员们忙着去休息。我们的房子离社员们的都远点，因为刚来，好地方都已经建有房子，我们是在整个小队房子的最最下面，门前不远处就是玉米地。社员们能睡觉，可我们年轻气盛，还睡不了，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方圆十里八里都是山。在那落后、贫穷的山旮旯里，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煤油灯，想做什么都不行。只好坐下来，抬头望星星，低头思故乡、聊天……流眼泪。 聊啊聊，各自都把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的苦水吐出来。
（作者插队时拉小提琴）
中国的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笑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何谓“知识青年”？1966年上的中学，上学连初中的书本都还没有见过，就开始了什么“大串联”，接下来又是武斗，先打的“石头”战，紧接着又开始有枪战炮战……那一年，南宁的航运局“桂红”船，不知道为了什么，一把火把它给烧了，整个南宁的天空红了半边。接着又连发洪涝，把那些无辜的惨死者尸体，在“朝阳沟”、水街大水淹没的地方浮出来，令路人怵惕。武斗过后，说是“复课闹革命”，我们读的只是“毛泽东著作”，学习的只是“老三篇”，每天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上中学的三年时间里就在唱表“忠”歌、跳表“忠”舞中流失了。这就是我们的“知识”。既然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么“又红又专”的“知识”，为何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悲哀！悲哀！！！我们成了那个年代的牺牲品。
（南宁一中武斗照片）
我们在山旮旯里呆了好几年，陆陆续续的其他地方的插青都有抽调去工厂等各地工作了，可我们却石沉大海，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都开始有想法了，开始动摇了，试探着问公社干部，可得到的回答是“等等吧，有指标肯定会通知你们的。”其实，我们心中很明白，呆在山旮旯里，加上我们的家庭背景，谁会荐顾我们？简直是妄想，我们长时间没能够逃离困境。
几年来的贫困生活，加上思想有波动，而且常年累月吃的都是玉米，造成了我又患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甚至还有便血。到县医院检查后，确定了病情。为了不让病情继续恶劣，只有申请调回南宁。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虽然县医院已经确诊，但还得到指定的隆林县医院再检查，拿到指定医院的鉴定后，还要通过西林县“知青办公室”核查，他们核查后再跟南宁的“知青办公室”商定。于75年5月30日获批准因病迁回南宁。
我是因病迁回南宁了，可我是有病迁回来的，拿的是疾病证明，再加上我们是只有小学文化的“知识青年”，半年时间过去了，都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一个无知识的病号。真是去留两难，悲哀至极。为了生活，走投无路之下，只好跟朋友做“泥水”工，搞建筑。做了一年后想跟一个同去西林的插友结婚，当时还有麻烦，两个人加起来年龄还差两个月不够五十岁，不让登记。没有办法，只好又等几个月“奉子”成婚。仓促的没经济基础婚姻不牢固，我们又分手了。
1979年，有关单位说我父亲原来判错了，现在给予平反。可我们无辜受害的身心，谁能给予抚平？想到这些，真不知道该痛恨谁！到底是谁害了我们，他们是否该补偿我们……一言难尽啊！
改革开放后，经亲友介绍我远嫁美国定居，快二十年了，可插队的生活却久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