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三、我上大学的特别经历
1975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在加工厂里穿着短裤打着赤膊，正忙着修理饲料机的电动机。此时，从外面走进来了明显是城里打扮两男一女。一个带着眼镜的高个男子很客气的问我：“请问，到熊家境还有多远”?我答：“向上走三四百米就到了”。他又问：“你认识阮赐元吗?”我楞了一下问：“你们找他干什么?”他很快的反映过来：“你就是阮赐元同学对不对?”接着，我们几人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那位女同志马上介绍道：“我们是市招生办的，这位是本片区招生负责人王主任”。我忙擦干净一条长凳请他们坐下，很愧疚的说：“对不起，没水给你们喝，要不到熊家境我们屋里聊吧”。这时那个矮胖的男士抢着说：“不走了，天太热受不了啦，我们的任务只是与你见面谈个话，马上还要到公社去”。王主任也开口道：“见到你我们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就在这里谈吧”。看到我一头雾水的样子，王主任接着说“经公社推荐，我代表黄石市招生办与你谈话，别紧张，只是问几个问题，你如实回答就好”。我在已经拆开的电动机外壳上坐下后，回答道：“好吧，请问”。王主任开口：“第一个问题，你想上大学吗”?我答：“当然想，从小我就想”。问：“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上大学”？我答：“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为了拥有更强的能力，为党和国家做更大的贡献”。王主任很高兴的说：“好，很好！再问一个问题，你会修电动机吗”?他指着已经拆开的电动机问。我说：“没办法，请人来修太困难了，我只能是边学边干了”。王主任笑着说“没必要再问了，我代表华中工学院欢迎你！”看我呆在那里，他忙拉着我的手说“怎么样，没想到吧，祝贺你”！那位女同志也笑盈盈的说：“我们两个是中专的，就不与他们华工争了，祝贺你阮同学”！我回过神来急着说：“我不能走”。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怎么回事？”王主任问：“难道你不喜欢华中工学院”？我看到三位老师都站了起来，忙请他们再坐一下。就这样，原以为可以给我送来惊喜、且很快就可结束的谈话又回到了起点。
我站起来对着三位老师鞠了一躬，然后才说：“我很想上大学，特别是华中工学院这样知名的大学做梦都想去！但是我现在不能走，因为我是大队知青组的组长，是公社知青中唯一入党的党员，还是大队干部。我已经在支部会上和知青中表态，要最后一个离开，绝不能食言”。三位老师感到非常意外，劝了我好一阵，看到我态度坚决，王主任再次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阮同学既然决心已定，我们就将你的态度向公社汇报；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毕竟事关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说完，三人与我一一握手后就下山去了，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
一天后的晚上，在公社企业上班的熊安松通知我“公社李书记要你明天上午去找他，说有重要的事情找你”。这位李书记我不认识，只是听说公社刚调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副书记，估计就是他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就赶到了公社，正向看门的老头打听李书记在哪个办公室时，一位年龄看上去与我差不多的年轻人笑哈哈的快速走来，边走边说：“赐元同志你好，我是李光明”。说着就将手伸过来，热情地与我握手，并拉着我的手进入了他的办公室。我问：“你认识我吗”？他笑着调侃道：“你的名气那么大，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接着收敛起笑容以认真的神态说：“其实我是看了你的档案才认识你的。昨天公社党委开会讨论了知青事宜，大家一致认为你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让我代表公社党委与你谈一下你的工作去向问题，同时征求你的意见”。接着说道：“听说你曾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公社领导表示理解和支持”。我听出话中有话，忙解释说：“那是下乡前在学校表决心时说的，原话是‘如果需要，我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当时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样表态的”。李光明没有理睬我，接着说：“你还对招生办的负责人说‘要等你们知青组的同学都走了，再最后一个离开’是不是？”我回答：“是的”。李接着说：“公社党委认为，你这样的好同志放在四大队有点大材小用了，打算将你调到公社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公社当副主任，主管社办企业；如果你不想当官搞行政，给你的另一个选择是到公社来当主管电工，公社的所有电力设施和电气设备都交给你管，工资收入比我们都高”。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他接着说：“你一定要想好，这两个无论选择哪个，就都得下决心扎根农村了，上大学就别想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个福利，就是找对像我可以帮你，公社范围内的姑娘你可以随便挑”。此时，我已经是满面愁容、一头汗水，不知说什么好。而此时李光明却笑了，继续说道“看你这个愁眉苦脸的样子，就知道这两样你都不会愿意。其实还有一个选择，招生办的王老师是华中工学院的一个系主任，他看中你了，认为你这样的好苗子不上大学可惜了，特意委托我这个主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来做你的工作。不过刚才让你选择的事也是真的，如果你这次不去上大学的话，可能你还真的没有机会了”。他看了我一眼接着说“当然，你是党员应该将个人利益放在群众之后，你有顾虑能理解。我告诉你一个内部消息吧，下乡知青原则上在农村锻炼的时间不超过三年，你们组的知青都会在一年内回城工作或上学，这个消息还不能公开，但肯定是真的，所以你不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心理负担”。看我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他带着鼓励的笑容说“上大学也是干革命的需要，你如果想在今后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就别再犹豫了”！此时，我已经激动得热泪盈眶了，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李书记，我听你的，谢谢你”！
1975年9月我如愿成为华中工学院的大学生，这是1977年元旦拍的纪念照。
此后，我将李光明看着是改变我命运的贵人。时隔四十余年后，在彭建国同学的帮助下，我终于联系上这个只有一面之交的贵人。2016年4月，我邀请彭建国、徐祖正一起与李光明见了面，当面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
2016年4月，时隔41年与李光明再次见面。
左起：徐祖正、李光明、我、彭建国、
四、下乡前班主任李鑫华老师的策划
2000年10月一中校庆时与李老师的合影
我在写这篇回顾文章时，曾多次浮现出李老师的身影，并很吃惊的发现：我们下乡的许多事情都与他的策划和推动有关。可惜的是一些事情已经无法查证，我只能将有一定依据的事情写出来，算是对李老师表达的怀念之情吧！
李老师与全班同学合影（欢送参军的同学）
1、下乡前的一次“民意测验“
1973年4月，李老师在班上宣布：“这次下乡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知青集中居住管理，同学们可以五至七人自愿组合成知青小组，学校将根据同学们组合的意愿，分配到各生产队”。关于知青小组组成的条件和办法，李老师说：“有两个条件在组合时要注意：一是班干部要分开，要主动带同学；二是男女要各半，相互搭配组合。组合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相互自愿组合并推选出组长，由组长将名单书面报给我。第二种是本人书面写出希望组合的名单，直接将名单交给我。名单要保密，同学之间不得公开”。
大约在三天后，李老师再次在班上宣布：“全班有一半的同学已经自愿组成小组，还有一半的同学只是表达了希望与哪些同学一起的意愿；由于人员重叠较多，需要调整。因此，这次大家自愿组合的表达，只能算是一次民意测验。我们在分配时尽可能的尊重本人意愿，但也请同学们做好服从分配的思想准备”。
1972年12月李老师与组长以上班干部的合影
高中时期，我是学校“红卫兵连长”，相当于是学生会的年级干部，刘建伟是学校团组织的学生干部，在李老师那里都算“班干部”。
2、红山公社四大队知青组的建立
1973年临近五一节的一天，李老师突然将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的同学关系不错嘛，班上有一半的同学有意愿与你组合”。我回答：“我已经与同学组成了六人小组，难道有变化吗”？李老师说：“找你来就是要说此事。我有一些想法，希望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接着，他说：“此次知青下乡，市政府对我们一中是挺照顾的，全都安排在郊区菜业生产队；市郊唯一的一个农业生产大队没有安排，但公社领导告诉我们，只要学校同意，当地农民非常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我得知这一情况，已经向学校要求，安排我们班的同学去接受锻炼，校领导已经同意”。
看到李老师期望的眼神，我忙说：“我们小组的同学听从老师和学校的安排”。李老师笑了，接着说：“有人点将了，只要你一个”。我吃惊的问“怎么回事？”李老师告诉我：已经找刘建伟同学谈过，刘希望老师说服我与他一起，带领一批同学去接受锻炼。李老师说：“建伟同学的建议与我不谋而合，但考虑到你已经组合，怕他有顾忌，没想到他还是推荐了你，看来你们关系不错呀”。我笑着回答：“那当然，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啊”。接着我问：“将我抽走后，我们组合的小组怎么安排”？李老师回答：“放心吧，不会拆散他们，我会将他们安排到与你同一公社最好的菜业生产队的”。看我放心后，李老师说：“既然你同意，就把刘建伟叫来，我们一起谈一下吧”。
当建伟同学来后，李老师对我们认真地说道：“你们要去的这个农业大队，有三个生产队，可能要分配近二十名同学过去，我现在代表学校任命刘建伟为大队知青组组长，阮赐元为副组长，希望你们好好合作，不辜负黄石一中对你们的培养、不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带领同学们在这个市郊唯一的农业大队干出成绩来”！
几天后，李老师在班上宣布了下乡插队的方案，我们班有18位同学分配到了红山公社四大队。1973年5月19日，班主任李鑫华老师亲自将我们送到了山上。
1994年春节原四大队知青和部分家属在东方山欢聚的合影。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同学们没有辜负学校和李老师的期望。我被推荐上大学后，徐祖正提拔为公社副主任。1975年9月，刘建伟、邱和平、王长明三位同学出席了黄石市知识青年代表大会。1975年10月，红山公社四大队知青组被评为“湖北省上山下乡先进知识青年集体”，刘建伟、邱和平同学出席了湖北省的表彰大会。。
3、将以上事实归纳后可见李老师的良苦用心。
⑴ 我们这批知青下乡原计划都是安排在条件较好的菜业大队的，是李老师主动要求将我班部分同学送到最艰苦的农业大队的。而且，李老师在与我和建伟谈话时，他说：”越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绩，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可见李老师是真心希望他的学生干出成绩来、为学校争光的。
⑵ 在搞”民意测验“时明显是为组建农业大队知青组做铺垫，已经组合的团队除我被调出外，基本都安排到山下的菜业生产队了。而安排到四大队的大都是没有组合确定的同学。
⑶明确宣布学生干部要分开，我和建伟都是校年级学生干部，却分配到了一个小组；让我们担任大队知青组长，却将我们安排在一个小队。而且，连班长徐祖正也安排到了与我们一个村里。搭建如此之强的班子，很明显的就是为了造就一个成功的典型！
⑷ 李老师在1974年暑假时与刘构堂老师一起上山看望慰问我们，临别时意味深长地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将你与刘建伟、徐祖正安排在一起吗”？当时，我只以为要学生干部带头到艰苦的地方去。听完我的回答，李老师笑了笑说：“你还是太单纯了。想想吧，你是怎么入党的”？李老师走后，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终于有所悟了。
所以，我们红山公社四大队知青所取得的成绩，是与班主任李鑫华老师精心的策划分不开的！衷心感谢李老师对我们的培养和造就！
2000年校庆时我班同学与朱立群、李鑫华、周衍谦三位老师的合影。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五十余年了，那段时期的一些记忆虽已模糊，但总有一些事例是刻骨铭心的；那段日子虽艰苦卓绝，但也成就了一段特别的人生经历！使我非常欣慰的是，当年下乡的穷山村，如今已被打造成”中国最美旅游山村”了。
离开熊家境有49年了，除参与组织同学们上山“探亲”、游览外，我还多次带着家人回村探视。上大学期间，还与陈仁泉一起回生产队劳动了一个星期。——这大概就是刻在心里的一种不可磨灭的情怀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