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尤其是回忆童年的岁月，不那么容易 ，有些清晰，有些模糊，似是而非，可能有些甚至张冠李戴。因此，我写的这些文字，谬误肯定在所难免，各位看官凑合着看吧!只要能起到抛砖引玉、引起共鸣的效果，我就不算白忙活一场。斧正纠偏就免了，本来这就是个趣事，不那么严肃。
新河浦的洋楼
沿着达道路再往前走，就到了新河蒲一带。从一横路到五横路，是一片别墅区 。每条小巷两旁，矗立一排排独院，里面尽是欧式建筑风格的小洋楼 ，但都不典型纯正，基本上是些古罗马、巴洛克、哥特式等风格的混合体，比如有的楼外墙具有明显的罗曼式风格，开窗却是哥特式的。有个别小楼还掺杂点中国元素 ，洋不洋，土不土的，估计与原主人的洋化程度及受教育水平有关。
小时候听说，这些小楼的主人不是华侨， 就是资本家 ，可有钱了。他们的小孩每天都可以随便从父母的抽屉里抽5块钱零花，几乎相当我们军区子弟全年的"俸禄"。
军区的小孩似乎没有与他们有什么交集。如果有的话，就是与这些家伙对骂打架。那时军区子弟的社会接触面很小，没有融入广州普罗大众的生活，因此基本上都不会广东话，操一口地地道道的“广普”，不经意间掌握的几句广东话，也是些骂人的粗鄙语言，如“老广，老广 ，俚母达姆达东， 俚生在河南 ，俚死在广东 ”等等，再多的也不会了。上中学后，其他同学可能就入乡随俗地学会了当地语言，而我因去了北京而失去了多掌握一门“外语”的机会。
那时，与“土著”孩子打架也很有意思， 通常隔着一、二十米互扔小石子。大多数情况下是出动“远程炮兵”，而不是面对面“拼刺刀”的“步兵“，因而从"战场"下来时很少挂彩 ，
偶尔被石子击中头部流血的惨剧似乎未听说过。
新河浦的建筑 ，尽管外墙做了旧貌换新颜的处理，但细微处仍流露出百年沧桑。这里的不少楼背后有历史有故事，既记载了富商巨贾艰辛创业的财富奇迹 ，也流传下辛亥革命先人探索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伟绩，更是见证了我党早期领袖们革命实践的艰苦历程。
百年前谁能想到，小小陋室竟能孕育出享誉世界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面积不大的三大会址竟然会成为我党扬帆起航 ，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中继站 。小时候我们并不知晓这些，从未想到我们家距离这许多圣地是如此之近。现在进入这里膜拜的人不多，且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如何在拜物主义猖獗的今天，教育党员干部保持初心 ，引导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看来是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顺着新合浦路往下走，就到了东山区商贸中心，即东山百货大楼一带。我依稀记得，这里好像有个小广场，周边商铺挺多 。在小孩眼里，东山百货大楼那是应有尽有，商品琳琅满目，是家长们采购“大件”的首选之地。而我们孩子感兴趣的不是这里 ，路边小铺售卖的各种零食，比如咸橄榄、酸话梅、水果糖，还有白醋泡的萝卜块等等 ，更能吸引我们的眼球。
现在看来，那时的我们那么馋 ，可能与不讲卫生而造成肚子里蛔虫太多有关。或许也因为口袋里的三、五分钢镚儿，足以支撑我们有“尊严”地消费。要买就得跟摊贩交流，简单的几句粤语短语必不可少，不然肯定会被坑。所以，直到今天 ，离别广州几十年的我还能熟练地用地道纯正的广东方言询价:“给钱牙根?”，而且不必担心老广会从口音上听出我是外地人。
在寻踪觅迹欲望的强烈驱使下，我在小阿姨的陪伴下，拄着拐杖围着东山区遛了一圈， 中途居然不可思议地没尿裤子(因病尿失禁)，难道怀旧也能治病?我感觉现在的东山比小时候的东山要小很多，没几步就溜完了，东山那么小，难怪现在被越秀区吞并了。
现在的东山与过去的东山相比 ，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无论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受都是这样。仔仔细细回想，一道一道地过滤，反反复复地掰持 ，终于发现个中原委了:60多年前响彻大街的"嘎啦板"声音消失了。
那时，由于雨水太多 ，天气太炎热，老广脚上都穿上一双嘎啦板，木制的，正规的商品名称叫木屐。这东西现在看来挺环保的，造价低，抗摔耐磨，不能穿了还能当柴火烧了，缺点就是噪音太大。
不过，由于走路的人因岁数、步伐、脚力的不同 ，以及制作材质的各异，踏出来的声音也不同，或高昂，或低沉 ，此起彼伏，众人的脚步声听起来颇有点广式交响乐的味道。
现在的人基本都穿皮鞋、旅游鞋、休闲鞋，再重的胖子也不可能在马路上踏出什么声音。其实我觉得，嘎啦板可以申遗，越早越好，否则又被韩国棒子抢注了。嘎啦板声音，可以认定为广州的历史声音。我年幼时没有认识到拖拉板的好处，也不爱穿拖拉板，基本上都打赤脚。现在倒真想买一双嘎啦板畅游广州，穿上四面通气的它肯定得不了脚气。估计这种"古董"也许成了文物 ，千金难求了。
一到东山，空气里就弥漫着浓重的广东气味，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有烧卤鸡鸭的诱人香味，有咸鱼烂虾的刺鼻臭味，有中草药的提神芳草味，还有房屋在绵绵阴雨中发出的阵阵霉味等等。这些气味的混合形成了广东商业区特有的味道，在广东所有的城镇都有这种味，香港也有。2000年，我去美国探亲时，去了皇后区一趟 ，那里也有浓重的广味，可能与当地华侨华人较多，以及粤菜馆聚集有关，特别是烧卤味。到了那里，似乎不觉得是在国外，好像就在广东。现在欧洲一些城市的唐人街也有这股味道。我揣测，过上一百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盛，世界各地大城市的空气里都会充斥广味，中国将不用动武，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二小补遗
白云山
一、行军野餐
小学时，印象最深的是每年一度的拉练野餐。记不清是秋季还是春节，学校都要组织我们进行一次"行军和野餐"。这种教育形式可能是八一小学的独创，其他小学或许没有。从小就要学会行军打仗，继承父辈的优良传统，肯定是学校当局的初衷。
活动前一天，各班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四至五人，商定每个人必须准备的物品和食物，有人带锅碗瓢盆，有人带油盐酱醋，有人带大米鸡蛋。各家家长都很支持，主动为孩子们备好粮草。估计家长的倾力支持是有原因的:一是这类活动能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二是军区政治部策划的教育活动，家长们也不敢说三道四。
活动当天一大早，我们都要准时到学校集合，然后排着长队出发。沿达道路向白云山"挺进"，肩上背的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发出阵阵颇有节奏的声音。由我们这些小学生组成的队伍，绵延数里，"浩浩荡荡"，好似小人国大军远征"罗马"。套用现在的话说，几百名小学生的行军队伍，成了花团锦簇的南国风光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队伍过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就抵达白云山的山脚下。用现在眼光看，这段路可不近，起码有十几公里，大人走起来也不那么轻松，何况我们这些孩童。
那时候的白云山还没有进行商业性开放，一切都是原始自然的，有茂密绿植，有潺潺溪水，有古怪嶙峋的岩石，还有无路可走的山坡。
一到山脚下，我们便分工合作，抓紧时间埋锅造饭，或漫山遍野捡拾枯枝烂叶当柴火， 或下到小溪捕捉小鱼小虾补充"军粮" 。说起来很懵懂，那么小的孩子那时竟然会做饭，真是"军人子弟早当家"呀!，不过水平极其有限，鸡蛋大概能炒熟，青菜也能咽下，但大米饭往往夹生。可这是亲手烹制的作品，再难吃，也得消灭。
吃罢"大餐"，赶紧到溪水边清洗餐具，以便争取点时间爬山玩。约下午三点左右，老师们又吹哨把我们这群野孩子收拢，拔营启程 ，一只疲惫不堪的队伍又缓缓地在大街上移动，气势虽不输早上，但锅碗瓢盆的响声远不如刚出发时那么清脆响亮。据妈妈讲，每次行军回家，我都一头载到床上，睡得跟一条死狗似的。
二，枪击事件
记得好像是四年级的时候，二小在操场召开全校大会。校长扳着脸严肃地宣布:开除黄春义和李亚宁的学籍。这个事当时在学校引起轰动，因为建校以来从未有学生被开除过。
黄春义是黄永胜司令员家的老四，李亚宁是李天佑副司令员家的老三，他们都是二小的学生。也许想尽早继承父辈衣钵 ，练就过硬的军事素质，将来上战场杀敌，立功受奖，成长为守土御边的虎将。他们两个家伙便在院子里苦练射击本领，先是对着靶子练 ，后是对准树上小鸟练，再后来觉得不过瘾，直接进入实战化阶段。黄李两家相邻守望，只隔一道院墙，距离很近。他俩据守各自家的二楼，用气枪相互射击，结果黄春义技高一筹，亚宁挂彩，下巴颏被"敌人"的子弹命中，鲜血不止。
为遏制"习武风波"的蔓延 ，及时刹住"自相残杀"的歪风邪气 ，学校当局祭出最严厉的处置:越过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阶梯，直接开除学籍。对一般小学生来说，这种处分几乎等于判处死刑。
后来他们两个好像转到别的学校去了，从此销声匿迹。
亚宁后来表现不错 ，到38军当兵 ，当过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到总参二部的南京外院培训 ，尔后又出国留学 ，下海经商。他因多种疾病于2020年四🈷️去世，林豆豆和陈昊苏都致函他夫人梁爽表示哀悼。亚宁去世半年前 ，我曾去北京军区总医院取药时到病房看望过他 ， 谈起小学时光，特别是"对射事件"时，亚宁哈哈大笑，言语间没有半点"悔过之意"。看来，当时的开除处分还是太轻了。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
广州军区代司令员李天佑上将
孩子眼中的大人
原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中将
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彭龙飞少将
孩提时期，大人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明白 ，只能凭感觉认识他们。长大以后，才得以从另一个角度或层面了解和理解他们。
我们眼中的这些大人，都经历过腥风血雨的战火考验，是身经百战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勇士，是功勋显赫的英雄。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另一面，即大多数出身贫苦，没有机会上学接受文化教育，自身携带着不少农民的印记 ，像善良朴实，做事实在 ，艰苦朴素等等 ，但也免不了些许小农意识和做派，不少人还有明显的军阀作风。
尽管如此 ，比起我们这批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干部 ，他们要高大伟岸得多，我们只有望其项背的份。小学时，没少听过老红军老八路给我们做的传统教育报告 ，但体验效果都不佳。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有口音，尤其是湖南湖北和福建话根本听不懂，再加上他们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讲起话来"啊，啊"地拉长音，几乎每句话都拉。以至于我以为在大会上作报告都应该这样，否则气场出不来。长大以后才搞懂，拉长音是为了组织下一句话争取思维的时间。
父辈们文化上的短板不是他们的错 ，要不是家境贫寒上不起学，要不从小参军打仗没机会学习。我军的不少高级将领都是这样的，以至于在解放后和抗美援朝后，很多兵团级、军级干部都受命离职 ，到特设的初等和中等学校接受文化教补习，尽管他们已经是统率国千军万马的将军。
说这些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之意， 而是想表明一个状况，这些可敬可爱的功臣们，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干出来的业绩表达不出来，说得出来的却写不出来，以至于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被淹没了。
与文化断沟相较，他们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等，那就太值得大书特书了。特别是在干部作风端庄正派方面，尤其应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小时候每周六下午都要去元元家写作业，所以接触他爸爸妈妈的机会多一点，进而可以从幼儿的角度感受他家的点点滴滴。刘伯伯挺严肃的，基本上目不斜视，虽说不上和蔼可亲 ，但从未骂过我们，尽管我们每每在楼下乒乓球室大吵大闹 ，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动静很大 。徐杰阿姨可好了，对我们十分慈祥，轻声细语的。我常常看到她一身素装，提个公文包，慢悠悠地走在达道路上 ，步行到铁路局上班，也经常看到她坐在小板凳上给炊事员帮忙 ，洗菜摘菜，尽管她当时已经是广州铁路局的领导。
看看现在的军地领导，不管大官小官，一个个牛逼哄哄，寸功未立，却架子不小 。连处级干部都配上了专车 ，下基层时前拥后呼，其气势绝对不亚于六十年代的省部级领导。
在吃喝方面，比起当下各级干部有请必到，珍馐不嫌其细，美酒不嫌其贵，无鲍鱼茅台不成席等奢靡情况 ，当初的老干部们简直是太寒酸了， 他们宴席上的吃喝水平， 也就相当于当下送领导赴宴的司机工作餐的水准。
记得1961年，外号彭爪子的彭龙飞伯伯，到我家与爸爸喝酒，桌上就一只红烧鸡、一条红烧鲤鱼，两盘普通炒菜，一瓶普通白酒 ，对了，还有一小盘花生米。只见他们推杯换盏 ，高谈阔论 ，吃得津津有味，似乎很久没有吃过这些美味佳肴了。还有一次，父母到珠江宾馆与老战友聚餐，吃什么不知道，只记得席间妈妈两次乘车回来送他们没吃了的硬菜 ，而且是用手端着两个盘子送回来的，当时还没有现在餐厅普遍使用的打包盒。
以现在眼光看，这的确显得寒酸，没有面子，可在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那么大的军官和夫人，从不计较里子面子，残羹剩饭要舍不得。从这点小事就看得出来，那时候的干部确确实实朴实无华，保持了战争年代的传统。
再看看现在，虽说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节日和平时食物几无差别，很多家甚至为节假日吃点什么发愁。但是，穷凶极恶的公款吃喝之风并没有完全刹住，酒照喝，钱照收，小蜜照泡。比起老一辈，那些大会上誓言坚守初心、私下里灯红酒绿的大小新贵们，你们不觉得汗颜吗？
今天累了，缓过来再写，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