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5年我与奶奶、妈妈、妹妹和弟弟的合影。
这是1955年的全家福，我当时才4岁多，我小弟弟宏国还没出生。
1954年我与光平、小平在二楼阳台的合影
童年的回忆
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作为73岁的老人，我今天开启了“寻根之旅”，来到69年前曾经的“故居”及周边的童趣之地。
人老了就爱怀旧，近期发生的事说忘就忘，而童年的经历，哪怕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却牢牢印记在脑海里，永远不会忘却。
或许因三个月前的脑梗，让我意识到了人在疾病面前的脆弱和无奈 ，以及人生的短暂，进而萌发出回顾自己一生的念头。回顾当然必须从童年开始，于是就有了今天寻根之行。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仔细捋一遍，弄清楚自己看似平淡的一生里，装进了哪些酸甜苦辣、跌宕起伏、苦难艰辛，兑现了哪些光荣与梦想，似乎成了碌碌无为的老年生活中唯一应该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今天就先从童年的追忆开始。
原广州军区大礼堂，现在为南部战区礼堂。
寻根之旅的第一站是广州军区大礼堂，这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一是因为几乎每个礼拜天可以看电影，二是逢年过节在这里举行游园等欢庆活动，凡是有点喜庆的事都与这里沾边。不过也有例外，记得1961年我们小学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追悼会，悼念的是我们同学江小铁的爸爸-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峰少将。现在的礼堂与原先的礼堂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在原址上重起了一栋建筑。
原广州军区警卫营大门。
这里变化太大，几乎看不出来了。以前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四周都是战士们经营的菜地。现在里面全是住宅楼，一点也看不出旧模样。记得我们几个小孩到警卫营玩，看到几个小战士正在收地瓜，于是厚着脸皮地凑上去讨要，想烤地瓜解馋。有个战士逗我们问:“地瓜好吃吗？”我们答道:“好吃吗？”“好吃”“香吗？”“香”“甜吗？”“甜”“想吃吗？”“想吃!”这番对话还没结束，我们就以为他肯定会扔给我们几个地瓜 ，但没想到他来了句“要劳动呀!”，到了也没给我们地瓜，让我们空欢喜一场。
这里是达道路十字路口
儿时以为这是全路的起点，现在才知道这只是全路的一段。道路两旁那时都是桦树，当时也就碗口粗细，现在差不多有脸盆那么粗了。小时候上学、到食堂打饭、或去司令部“撒野”时，无数遍徜徉在达道路上。有时边走边剥桦树皮。记得1960年广东暴雨，珠江漫堤，大水涌入达道路，水深起码近半米。大水退落之后，满大街有不少大鱼，人们纷纷上街捡拾。那时不更世事的我，还不嫌事大，默默盼着每年都发大水才好呢。
著名粤剧大师红线女的故居
红线女是粤剧名伶，在广东、香港和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去世前 ，她一直居住在此。
她家的院子里种了两棵大芒果树和一棵杨桃树。每逢成熟季节，那里变成了我们这些馋孩子经常光顾着场所，攀墙爬树，手拿把掐，一道墙可阻挡不了我们伸向水果之王的“黑手”。
70年代，她与家父关系不错，礼尚往来。如果她还在世 ，我可能会进去叙叙旧。
现在她家院墙东南角盖了间公共厕所，我觉得这样安排似有对艺术大师不恭之嫌。
达道路边的军人服务社
这里也与从前不一样了，原来的服务社并不在路边，而是有一道墙。我印象最深的是服务社里的冰室，一到夏天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时候，妈妈就会带我们到冰室消暑。她每次都是一瓶冰镇啤酒，我们只有一个冰棍，她心情好的时候或许还给我们买一瓶汽水。有一次，晚上看完电影，路过服务社，我不知怎么的，也许受电影内容的影响 ，急火攻心，浑身燥热心，非要吃西瓜。可当时是冬季，哪里有西瓜卖!于是，我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坚持无理要求。这次把妈妈气得够呛，一把将我提溜起来拎回家，不但狠狠地胖揍了我一顿，而且还把我扔到三楼阳台的煤球堆里，把我染成了“非洲小童”。时至今日，我仍在怀疑，我皮肤比别人黑，可能和这次遭遇有关。
新兴路1号
新兴路1号算是我的故居，离开这里将近60年了。那时候的小楼只有两层，现在加盖了一层，外墙颜色也变了，以前是明黄色，墙面不是平滑的，覆盖了一层装饰用的大沙砾。
我弟弟侯建国出生在这里，3岁前乖得像个女孩，成天被两个姐姐带着满处跑。不过，我在这里住的时间可没有光平、小平长，因为调皮捣蛋不听话，妈妈非要安排我住校，企图让老师管住我。尽管我家离学校不到百米，而我只能像大禹治水那样，“遇家门而不入”，每周日才能回家。但到了寒暑假，家又成了我肆虐的天下。
50年代，奶奶与我们在一起生活。她是个农村小脚老太太，慈祥可亲，对孙辈十分痛爱。爸爸对他很孝顺，言听必从，从未惹老太太生气。那时，奶奶的存在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一是每逢过春节，给奶奶磕头就成了我们小孩获得零花钱的唯一途径；二是只要父母打我，奶奶一定站出来阻拦，有了她的保护，我少挨了很多次打。给奶奶磕头得到的红包(一般是5块钱)，我们从不赞着，第二天就到东山的小商店买糖果，买鞭炮，买木制刀枪剑戟，回来跟小朋友玩打仗的游戏。
在广州期间，家里曾有过两个保姆帮佣，一个是湖南阿姨老胡，她主要是带建国，对我们可好了，做的湖南菜全家都爱吃。还有一个保姆是广东人，像是国民党军官逃台抛弃的太太，好吃懒做，什么都不会干。1961年，姥爷被舅舅们背到了广州，那时东北大饥，他差点没饿死，身体很虚弱，过了几个月才缓过来 。
三年困难时期，军区里的孩子虽没受到多大影响，从来没有饥一顿饱一顿过 ，但也有一点点感觉:我家三楼平台有个小水池，被军区后勤部征用来培养小球藻，据说是可以用它做饼干。司令部食堂的米饭越来越软，都是二蒸饭，一两米可以出四两饭，水分极大。每到周六，食堂才改善伙食，出售一次馒头。至于菜，留下的印象不深，反正空心菜居多。现在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用来喂猪的空心菜在北京成了高档菜，粗粮贵过细粮。总之 ，现在的人营养肯定是过剩了，糖尿病几乎成了大众病，连农村患糖尿病的人都不在少数。
不知为何，一看到故居，就想起儿时在家被妈妈暴揍的情景，功课不好要挨揍，调皮捣蛋要挨揍，甚至唱歌也要挨揍。记得有一次我趴在楼梯扶手上唱《洪湖水浪打浪》，唱到“儿死后 ，要将儿埋在那洪湖畔”时，妈妈拿着扫把就追着我打，嘴里还骂我哭丧，现在想一想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新兴路现在看上去又窄又短，不似小时候感觉得那么大。就是这条小小的街道，承载了我童年多少欢乐和幸福呀。我是孩子王，常带领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玩打仗游戏，踢足球，弹玻璃球，拍纸牌等等，白天玩，晚上也玩，从来不觉疲倦，无忧无虑，肆意妄为，心情无比愉悦，唯一担心的就怕回家挨揍。一旦玩起来，这点顾虑又算得了什么？早就忘到脑后。
比起现在的孩子，我那时真是够幸福的了。没有学前班，没有各种补习班，不用弹钢琴，不用拉小提琴 ，上课以外的主业就是玩 ，快活极了。现在的家长真是应该反思一下，剥夺孩子的童年乐趣是不是太残忍了。
军区子弟小学-广州军区二小
二小离我家不远，最多百米。小时候因顽皮，被家长硬生生安排住校。当时，二小制度很严，早上7点上早自习一个小时，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 ，晚上两节晚自习，学习时间一天至少12个小时 ，留给学生玩耍的时间几乎没有了，让我们这些顽童没有了施展拳脚的时间。
对学校更多的印象现在没有多少了，想想还能记忆起的有几样:
学校有三个老师很有特色，一个是彭老师，从来不苟言笑；一个是高老师，个子1.5米左右，广东人；一个是丑老师，名不副实 ，北方人，长得很漂亮，这三位老师都是女的 。学生里流传一句顺口流“高老师不高 ，丑老师不丑”。还有一个地理老师，是男的，广东人 ，上课时只要有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 ，他一定会用粉笔头，进行痛击式“提醒” ，同时附送一句广东话“流氓习气”的赠言。估计这些有鲜明特色的老师已经作古了。
我上小学时，冥顽不化，开窍启蒙较晚 。四年级以前，门门功课都没有超过2分 。不过，音乐课除外，曾以一曲《社员都是向阳花》获得广州市少年歌咏比赛第二名。直到有一次送我父亲回广州军区总医院，路上爸爸在汽车上指着三轮车夫对我说，学习不好的话，长大只能当车夫。这句并不太有哲理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再加上老师常说的“上不了好初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不可能有出息”的熏陶，我从五年纪才开始奋发努力 ，脑子也开窍了，成绩一下子就追了上来。
刚上二小时，老师为了帮助我好好学习，安排刘晓琳(刘兴元政委的女儿)与我同桌。她长得有点像妈妈，还是个挺漂亮的女孩，学习也很好。但那时候的男童和女童挺封建，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严重。如果是男女同桌 ，往往要在桌面上划“楚河汉界”，互不越界，互不相干。刘晓琳和我也是这样 ，老师的好心并没有得到好报。三年级我留级了，恰巧与她弟弟刘元元一个班，而且关系特好，成了好朋友。我、元元还有赵紫阳的儿子四军以及另一个同学成了形影不离的好伙伴，每周六下午都去元元家写作业，然后再去四军家摘杨桃，吃鹌鹑蛋，划木筏游珠江。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多久，我就随父母到了北京。元元姐弟两个很不幸，都已经仙逝了。
今天 ，看到二小门前的林月琴校长的半身塑像，感到有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并不是二小的校长，而是四野在东北时期四野子弟小学的校长。南下广东事四野子弟小学改称为中南军区子弟小学，到广州后又一分为二，成立了一小和二小。林月琴阿姨当时留在北京，并未南下。实际上，二小的第一任校长是当时中南军区副司令黄永胜的妻子项辉芳阿姨。谈历史，应该实事求是。
今天我要进学校拍两张照片，门卫拦住我不让进。我自我介绍说自己65年前在这上学，进去只是拍张照片念旧。恰巧有两个老师路过听到，连忙招呼道:“老校友怀旧，欢迎欢迎!”，这才把我迎进校园拍了两张照片。现在的二小学生可幸运了，再也不用住校。听老师介绍，学校现在没有学生宿舍了。我揣测，是不是如今的小孩子没有我们那时顽劣?
南部战区司令部大门
在大门对面的街上刚拍了张照片，就看到哨兵快步向我奔来，要求我删掉大门照片，说是军事禁区禁止拍摄，弄得我十分尴尬。面对孙子辈的小战士，我只能配合，不加解释。想起来也挺可笑，一辈子搞情报工作的老兵 ，竟然被小战士当成间谍看待。
大门背后就是司令部大院，这里承载了我不少的童年记忆。那时候，司令部里没有多少孩子，干部战士都认识我们，进出从没人拦阻。
里面的食堂我一天光顾三趟，院里的两池小养鱼塘是我垂钓最多的地方。除了办公楼我没进去过外 ，大院里面的角角落落我都如数家珍。特别是里面的小礼堂印象特别深，因为那里是青年军官结婚举行婚礼的指定场所。那时，我的鼻子特别灵，只要有婚礼我都能知道。届时大摇大摆走进去，坐在桌边就可劲地吃糖喝汽水，忘我地把奶油糖塞足腮帮子两侧，还不忘把两个小口袋塞满糖，从不旁骛 ，完全无视大人们干什么。只想吃饱喝足后尽早赶回家，否则太晚回家又要挨揍。
司令部大院里面有陶铸、黄永胜、刘兴元等几位首长的小院 ，里面种了些果树，主要是杨桃和黄皮。杨桃虽然长得很大，但不甜极酸，吃一口能酸掉牙。只有靠近江边的空心石榴还算有点甜味，成了我们这些馋鬼解馋的主打水果。
每年夏天 ，司令部情报部边上的养鱼塘都要拉网捕鱼。每次我都要去凑热闹，看看工人们网住的大鳡鱼。有一次拉网时不少鱼蹦上岸来，正好有一条大草鱼砸到我胸口，我本能地把大鱼按在地上，抱起来就往家里跑，那条鱼足足有十斤，大小跟我个子差不多，小鬼抱大鱼的样子引得叔叔阿姨们大笑不已。
1961年全歼蒋军9股匪特那会儿，军区有关部门把敌特的装备，如武器和冲锋舟等调到司令部大院的江边，准备演示给军区首长看。当时我正在院子里闲逛，看到许多小汽车停在江边，好像很热闹，于是迈开两条小短腿奔到那里。只见一群将军，至少几十人，身着戎装，领花上都是将星。陆海空的将领都有，我从来就没有看过那么多将军凑在一起。我赤着小脚丫，走到黄永胜面前，仰着头看他领章上三颗金星，好像当时对我有吸引力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三颗金星。黄拍了拍我的头，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今天就写那么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