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5年我与奶奶、妈妈、妹妹和弟弟的合影。
这是1955年的全家福,我当时才4岁多,我小弟弟宏国还没出生。
1954年我与光平、小平在二楼阳台的合影
童年的回忆
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作为73岁的老人,我今天开启了“寻根之旅”,来到69年前曾经的“故居”及周边的童趣之地。
人老了就爱怀旧,近期发生的事说忘就忘,而童年的经历,哪怕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却牢牢印记在脑海里,永远不会忘却。
或许因三个月前的脑梗,让我意识到了人在疾病面前的脆弱和无奈 ,以及人生的短暂,进而萌发出回顾自己一生的念头。回顾当然必须从童年开始,于是就有了今天寻根之行。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仔细捋一遍,弄清楚自己看似平淡的一生里,装进了哪些酸甜苦辣、跌宕起伏、苦难艰辛,兑现了哪些光荣与梦想,似乎成了碌碌无为的老年生活中唯一应该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今天就先从童年的追忆开始。
原广州军区大礼堂,现在为南部战区礼堂。
寻根之旅的第一站是广州军区大礼堂,这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一是因为几乎每个礼拜天可以看电影,二是逢年过节在这里举行游园等欢庆活动,凡是有点喜庆的事都与这里沾边。不过也有例外,记得1961年我们小学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追悼会,悼念的是我们同学江小铁的爸爸-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峰少将。现在的礼堂与原先的礼堂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在原址上重起了一栋建筑。
原广州军区警卫营大门。
这里变化太大,几乎看不出来了。以前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四周都是战士们经营的菜地。现在里面全是住宅楼,一点也看不出旧模样。记得我们几个小孩到警卫营玩,看到几个小战士正在收地瓜,于是厚着脸皮地凑上去讨要,想烤地瓜解馋。有个战士逗我们问:“地瓜好吃吗?”我们答道:“好吃吗?”“好吃”“香吗?”“香”“甜吗?”“甜”“想吃吗?”“想吃!”这番对话还没结束,我们就以为他肯定会扔给我们几个地瓜 ,但没想到他来了句“要劳动呀!”,到了也没给我们地瓜,让我们空欢喜一场。
这里是达道路十字路口
儿时以为这是全路的起点,现在才知道这只是全路的一段。道路两旁那时都是桦树,当时也就碗口粗细,现在差不多有脸盆那么粗了。小时候上学、到食堂打饭、或去司令部“撒野”时,无数遍徜徉在达道路上。有时边走边剥桦树皮。记得1960年广东暴雨,珠江漫堤,大水涌入达道路,水深起码近半米。大水退落之后,满大街有不少大鱼,人们纷纷上街捡拾。那时不更世事的我,还不嫌事大,默默盼着每年都发大水才好呢。
著名粤剧大师红线女的故居
红线女是粤剧名伶,在广东、香港和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去世前 ,她一直居住在此。
她家的院子里种了两棵大芒果树和一棵杨桃树。每逢成熟季节,那里变成了我们这些馋孩子经常光顾着场所,攀墙爬树,手拿把掐,一道墙可阻挡不了我们伸向水果之王的“黑手”。
70年代,她与家父关系不错,礼尚往来。如果她还在世 ,我可能会进去叙叙旧。
现在她家院墙东南角盖了间公共厕所,我觉得这样安排似有对艺术大师不恭之嫌。
达道路边的军人服务社
这里也与从前不一样了,原来的服务社并不在路边,而是有一道墙。我印象最深的是服务社里的冰室,一到夏天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时候,妈妈就会带我们到冰室消暑。她每次都是一瓶冰镇啤酒,我们只有一个冰棍,她心情好的时候或许还给我们买一瓶汽水。有一次,晚上看完电影,路过服务社,我不知怎么的,也许受电影内容的影响 ,急火攻心,浑身燥热心,非要吃西瓜。可当时是冬季,哪里有西瓜卖!于是,我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坚持无理要求。这次把妈妈气得够呛,一把将我提溜起来拎回家,不但狠狠地胖揍了我一顿,而且还把我扔到三楼阳台的煤球堆里,把我染成了“非洲小童”。时至今日,我仍在怀疑,我皮肤比别人黑,可能和这次遭遇有关。
新兴路1号
新兴路1号算是我的故居,离开这里将近60年了。那时候的小楼只有两层,现在加盖了一层,外墙颜色也变了,以前是明黄色,墙面不是平滑的,覆盖了一层装饰用的大沙砾。
我弟弟侯建国出生在这里,3岁前乖得像个女孩,成天被两个姐姐带着满处跑。不过,我在这里住的时间可没有光平、小平长,因为调皮捣蛋不听话,妈妈非要安排我住校,企图让老师管住我。尽管我家离学校不到百米,而我只能像大禹治水那样,“遇家门而不入”,每周日才能回家。但到了寒暑假,家又成了我肆虐的天下。
50年代,奶奶与我们在一起生活。她是个农村小脚老太太,慈祥可亲,对孙辈十分痛爱。爸爸对他很孝顺,言听必从,从未惹老太太生气。那时,奶奶的存在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一是每逢过春节,给奶奶磕头就成了我们小孩获得零花钱的唯一途径;二是只要父母打我,奶奶一定站出来阻拦,有了她的保护,我少挨了很多次打。给奶奶磕头得到的红包(一般是5块钱),我们从不赞着,第二天就到东山的小商店买糖果,买鞭炮,买木制刀枪剑戟,回来跟小朋友玩打仗的游戏。
在广州期间,家里曾有过两个保姆帮佣,一个是湖南阿姨老胡,她主要是带建国,对我们可好了,做的湖南菜全家都爱吃。还有一个保姆是广东人,像是国民党军官逃台抛弃的太太,好吃懒做,什么都不会干。1961年,姥爷被舅舅们背到了广州,那时东北大饥,他差点没饿死,身体很虚弱,过了几个月才缓过来 。
三年困难时期,军区里的孩子虽没受到多大影响,从来没有饥一顿饱一顿过 ,但也有一点点感觉:我家三楼平台有个小水池,被军区后勤部征用来培养小球藻,据说是可以用它做饼干。司令部食堂的米饭越来越软,都是二蒸饭,一两米可以出四两饭,水分极大。每到周六,食堂才改善伙食,出售一次馒头。至于菜,留下的印象不深,反正空心菜居多。现在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用来喂猪的空心菜在北京成了高档菜,粗粮贵过细粮。总之 ,现在的人营养肯定是过剩了,糖尿病几乎成了大众病,连农村患糖尿病的人都不在少数。
不知为何,一看到故居,就想起儿时在家被妈妈暴揍的情景,功课不好要挨揍,调皮捣蛋要挨揍,甚至唱歌也要挨揍。记得有一次我趴在楼梯扶手上唱《洪湖水浪打浪》,唱到“儿死后 ,要将儿埋在那洪湖畔”时,妈妈拿着扫把就追着我打,嘴里还骂我哭丧,现在想一想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新兴路现在看上去又窄又短,不似小时候感觉得那么大。就是这条小小的街道,承载了我童年多少欢乐和幸福呀。我是孩子王,常带领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玩打仗游戏,踢足球,弹玻璃球,拍纸牌等等,白天玩,晚上也玩,从来不觉疲倦,无忧无虑,肆意妄为,心情无比愉悦,唯一担心的就怕回家挨揍。一旦玩起来,这点顾虑又算得了什么?早就忘到脑后。
比起现在的孩子,我那时真是够幸福的了。没有学前班,没有各种补习班,不用弹钢琴,不用拉小提琴 ,上课以外的主业就是玩 ,快活极了。现在的家长真是应该反思一下,剥夺孩子的童年乐趣是不是太残忍了。
军区子弟小学-广州军区二小
二小离我家不远,最多百米。小时候因顽皮,被家长硬生生安排住校。当时,二小制度很严,早上7点上早自习一个小时,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 ,晚上两节晚自习,学习时间一天至少12个小时 ,留给学生玩耍的时间几乎没有了,让我们这些顽童没有了施展拳脚的时间。
对学校更多的印象现在没有多少了,想想还能记忆起的有几样:
学校有三个老师很有特色,一个是彭老师,从来不苟言笑;一个是高老师,个子1.5米左右,广东人;一个是丑老师,名不副实 ,北方人,长得很漂亮,这三位老师都是女的 。学生里流传一句顺口流“高老师不高 ,丑老师不丑”。还有一个地理老师,是男的,广东人 ,上课时只要有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 ,他一定会用粉笔头,进行痛击式“提醒” ,同时附送一句广东话“流氓习气”的赠言。估计这些有鲜明特色的老师已经作古了。
我上小学时,冥顽不化,开窍启蒙较晚 。四年级以前,门门功课都没有超过2分 。不过,音乐课除外,曾以一曲《社员都是向阳花》获得广州市少年歌咏比赛第二名。直到有一次送我父亲回广州军区总医院,路上爸爸在汽车上指着三轮车夫对我说,学习不好的话,长大只能当车夫。这句并不太有哲理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再加上老师常说的“上不了好初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不可能有出息”的熏陶,我从五年纪才开始奋发努力 ,脑子也开窍了,成绩一下子就追了上来。
刚上二小时,老师为了帮助我好好学习,安排刘晓琳(刘兴元政委的女儿)与我同桌。她长得有点像妈妈,还是个挺漂亮的女孩,学习也很好。但那时候的男童和女童挺封建,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严重。如果是男女同桌 ,往往要在桌面上划“楚河汉界”,互不越界,互不相干。刘晓琳和我也是这样 ,老师的好心并没有得到好报。三年级我留级了,恰巧与她弟弟刘元元一个班,而且关系特好,成了好朋友。我、元元还有赵紫阳的儿子四军以及另一个同学成了形影不离的好伙伴,每周六下午都去元元家写作业,然后再去四军家摘杨桃,吃鹌鹑蛋,划木筏游珠江。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多久,我就随父母到了北京。元元姐弟两个很不幸,都已经仙逝了。
今天 ,看到二小门前的林月琴校长的半身塑像,感到有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并不是二小的校长,而是四野在东北时期四野子弟小学的校长。南下广东事四野子弟小学改称为中南军区子弟小学,到广州后又一分为二,成立了一小和二小。林月琴阿姨当时留在北京,并未南下。实际上,二小的第一任校长是当时中南军区副司令黄永胜的妻子项辉芳阿姨。谈历史,应该实事求是。
今天我要进学校拍两张照片,门卫拦住我不让进。我自我介绍说自己65年前在这上学,进去只是拍张照片念旧。恰巧有两个老师路过听到,连忙招呼道:“老校友怀旧,欢迎欢迎!”,这才把我迎进校园拍了两张照片。现在的二小学生可幸运了,再也不用住校。听老师介绍,学校现在没有学生宿舍了。我揣测,是不是如今的小孩子没有我们那时顽劣?
南部战区司令部大门
在大门对面的街上刚拍了张照片,就看到哨兵快步向我奔来,要求我删掉大门照片,说是军事禁区禁止拍摄,弄得我十分尴尬。面对孙子辈的小战士,我只能配合,不加解释。想起来也挺可笑,一辈子搞情报工作的老兵 ,竟然被小战士当成间谍看待。
大门背后就是司令部大院,这里承载了我不少的童年记忆。那时候,司令部里没有多少孩子,干部战士都认识我们,进出从没人拦阻。
里面的食堂我一天光顾三趟,院里的两池小养鱼塘是我垂钓最多的地方。除了办公楼我没进去过外 ,大院里面的角角落落我都如数家珍。特别是里面的小礼堂印象特别深,因为那里是青年军官结婚举行婚礼的指定场所。那时,我的鼻子特别灵,只要有婚礼我都能知道。届时大摇大摆走进去,坐在桌边就可劲地吃糖喝汽水,忘我地把奶油糖塞足腮帮子两侧,还不忘把两个小口袋塞满糖,从不旁骛 ,完全无视大人们干什么。只想吃饱喝足后尽早赶回家,否则太晚回家又要挨揍。
司令部大院里面有陶铸、黄永胜、刘兴元等几位首长的小院 ,里面种了些果树,主要是杨桃和黄皮。杨桃虽然长得很大,但不甜极酸,吃一口能酸掉牙。只有靠近江边的空心石榴还算有点甜味,成了我们这些馋鬼解馋的主打水果。
每年夏天 ,司令部情报部边上的养鱼塘都要拉网捕鱼。每次我都要去凑热闹,看看工人们网住的大鳡鱼。有一次拉网时不少鱼蹦上岸来,正好有一条大草鱼砸到我胸口,我本能地把大鱼按在地上,抱起来就往家里跑,那条鱼足足有十斤,大小跟我个子差不多,小鬼抱大鱼的样子引得叔叔阿姨们大笑不已。
1961年全歼蒋军9股匪特那会儿,军区有关部门把敌特的装备,如武器和冲锋舟等调到司令部大院的江边,准备演示给军区首长看。当时我正在院子里闲逛,看到许多小汽车停在江边,好像很热闹,于是迈开两条小短腿奔到那里。只见一群将军,至少几十人,身着戎装,领花上都是将星。陆海空的将领都有,我从来就没有看过那么多将军凑在一起。我赤着小脚丫,走到黄永胜面前,仰着头看他领章上三颗金星,好像当时对我有吸引力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三颗金星。黄拍了拍我的头,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今天就写那么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