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滨我的梦～南滨轶事点滴——写在南滨建场70周年之际

　  南滨是我的出生之地，也是我的第一故乡，在南滨建场70周年之际，勾起了我太多的回忆。在此，我仅凭记忆把曾在南滨农场生活的点滴轶事写出来，将珍藏多年的数十张照片嗮出来，与南滨的父老乡亲，晚辈和曾经为南滨挥汗建设的长辈们共同分享。旨在弘扬老一辈南滨人艰苦创业，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传承南滨文化，为农场建场70周年添加一笔色彩，浓厚一点氛围。

　　1960年11月，我的父亲（吴海新）时年28岁，从南田农场调任南滨农场场长；兵团时期南滨农场变更为三师十三团，父亲改任团长。

   （下图一）：海南岛刚解放时身着戎装的父亲和他获得的“解放海南岛纪念章”及转业后在农垦建设中荣获的“先进工作者奖章”。

      据父亲说，当年他是场领导中最年轻的，文化最高的班子成员（高小）文化，这个文化程度在60年代算是高水平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当年能够出口成章，经常在煤油灯下自己动手起草讲话稿，撰写工作报告。那时候农场是柴油机发电，因为油料奇缺，晚上十点半钟就熄灯。我读初中了，父亲还经常审阅我的作文，为我纠正错别字。

     我的父亲非常能吃苦耐劳，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父亲不知哪来的精力？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开会研究工作到夜里10点多钟，经常是我和小伙伴晚上都玩累了，睡着在机关办公室门口，但醒来时父亲还在开会。儿时的我很少看到父亲待在家，有时候连周末都不在家，他经常是带着机关干部走队串户，跋山涉水，脚步踏遍了农场的橡胶园，油棕林和山山水水。那时候农场还没有小轿车，只有一部“北京牌”吉普车，但因为农场汽油紧缺，父亲很少乘坐，农场当年给父亲配备了一部自行车，他就是靠着徒步或骑自行车下队调研检查工作。

      （下图二：）60年代初，父亲柱着树枝穿梭在南滨农场连队橡胶中小苗林段中检查橡胶的长势和管理情况。

      我的父亲非常热爱南滨农场，热爱农场职工，他始终心系着农场的发展和建设，直到暮年仍关注着农场工人的生活和疾苦。他经常跟我们孩子讲述南滨农场老工人、老模范的故事，记得父亲跟我讲述的南滨劳模和先进人物故事里就有：一心为公的鱼塘“红管家”姚木才叔叔；机关果园的“守护神”姚阿礼夫妇；粮库“大亨”郑英挺叔叔；党员模范队长冼土祥；19连的大年三十不放假为连队捡牛粪的老唐叔叔；东风队的老牛倌孙爷爷；机关食堂的胡须事务长陈伯伯，他们的故事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记得我还是幼年时，不慎小腿骨折，父亲还是自己坐火车把我送到中灶接骨疗伤的。兵团时期，机关所有的首长家属都安排在场部的商店、照相馆、缝衣组工作，唯独身为一团之长的父亲为了做好表率作用，硬是让农场把我的母亲安排到15连（东风队）当一名普通工人，坚强的母亲非常理解我的父亲，她与连队工人一起下水田插秧割稻，在南滨油棕林段给油棕树施肥修枝，一干就是数十年，母亲无怨无悔。

      还记得那一年的冬天，母亲生下我的妹妹吴兰，我的二舅步行10多公里从保港村来南滨看望母亲，临别时父亲翻遍了家里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东西送给他，望着二舅光着的双脚，父亲只好无奈地脱下自己穿着的一双解放鞋赠予二舅略表心意。

　　这是70年代初，父亲站在农场现在的“莲花池”边的一张留影，他笑得似乎有些开心，因为这时候的农场在全场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小，农场建设和职工生活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是父亲仍然感觉任重道远。

      这个“莲花池”是当年南滨农场机关干部和周边连队工人一起经过几轮“大会战”开挖出来的鱼塘，当时我才读小学五年级，也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挑着粪箕、拿着铁铲参加了“大会战”。鱼塘开挖好后，“红管家”姚木财伯伯日夜守护着它，那个年代的鱼塘都是公家的财产，为了让农场干部职工逢年过节有鱼吃，姚木财伯伯守护着这口鱼塘从青丝到白发暮年，被干部职工们称为“一心为公的红管家”。

      我还记得，当时农场场部的机关干部和大部分职工都已经住上了瓦房屋，一次我的母亲与父亲闲聊时对父亲说到：“老吴，听说人家南田农场、南新农场、立才农场都新盖了楼房给领导住，为什么我们家还和普通干部一样住一层的瓦房？”父亲严肃地对母亲说：“老王啊，你想想看，我们农场生产队的工人有的都还住在茅草屋里面，我当场长的哪能盖新楼房来安心住？”

      在南滨农场当场长15个年头，我的父亲始终心系着农场职工。那时候农场每年都要召开年终先进表彰大会和经常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举办各种技能培训和比赛，组织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场部没有地方安排住宿。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很是自责，敦促财务部门首先筹集资金建好了“南滨农场招待所”，方便了农场开展各类活动。而我们一家子6口人在南滨15年一直住在两间不足70平米的1层瓦房，直到父亲1975年调离南滨。

　　下图一 70年代中期，父亲（右三）与南滨农场部分知青干部在一起合影留念。此时农场已有一大批知识青年充实到农场的干部队伍中，有不少知青已经成为南滨农场的骨干力量。在他们其中我比较熟悉的有：程昌河大哥、许珠珠、潘丹穗、李宽等大哥哥和大姐姐。当年稚气未脱的我经常能够吃到他们买给我的南滨汽水，带绿豆的牛奶冰棍，南滨农牧队种的番石榴，还有鲜牛奶。

      父亲十分关心知青们在农场的生活和成长，重视培养知青干部，使他们在农场建设和后来返城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父亲放手让知青骨干挑大梁，担重任，与南滨农场知青朋友结下了深厚感情，深受知青们的爱戴。

      据父亲说，80年代初，农场知青已经陆续返城，但回去后有很多地方和企业都不承认农场知青的干部身份，使很多农场培养出来的干部在工作和岗位的安排上遇到很大阻力。1984年我父亲调任三亚市委农场工作部部长后，他多次往返原通什农垦局和通什自治州政府与相关领导、部门沟通申诉，最后才终于解决了农场知青干部的身份问题。好像是说，农场知青干部调回城市前，有关的提干档案材料要拿到通什自治州政府加盖公章，干部身份才有效。

      下图二  2018年5月，父亲与回访南滨的原南滨农场党委副书记程昌河同志及老战友们相聚一堂，这是父亲晚年最后一次与他的战友和同事相聚。照片右起依次为：郑照挺、马招德、吴海新（父亲）、程昌河、吴雄。

     下图三 2009年10月，父亲与回访南滨农场开展捐赠图书活动的当年南滨农场知青们合影留念（前排穿蓝色衬衣的是父亲）。

　　下（图一）为70年代中期，父亲即将调离南滨时，与他的挚友，时任南滨农场生产科科长、后任南滨农场场长、接任三亚市委农场部部长的李异标同志在南滨农场合影话别。数年之后，李异标同志因病过世，我的父亲怀着悲痛心情亲自召集农垦三亚各单位领导在南滨农场给这位为农垦呕心沥血，奋斗了毕生精力的老场长、老部长送行。80年代还有不幸过世，让父亲悲痛欲绝送别的老战友，原南滨农场副场长冯振刚同志，该同志文革时期受尽了非人折磨，平反后改任南新农场场长，因车祸不幸去世，不少南滨的老职工至今仍怀念着这位老前辈。下（图二）为已调任三亚市委农场工作部部长的父亲与原南滨农场党委副书记郑有干同志（左一）及农场其他同志在天涯海角“南端点火台”合影留念。

      文革时期，父亲做为南滨农场的一场之长自然也受到了冲击和批斗被“靠边站”。文革初期我才9岁，稚气未脱，听母亲说：我的父亲罪名是“带领职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造反派把我父亲和冯振刚副场长的罪行制作成漫画，贴在批斗现场的墙上，“大字报”满墙张贴，开批斗大会时父亲和其他走资派分子一同站在台上接受批斗。他们责问父亲：“你为什么允许南滨职工搞自留地、养猪、种地瓜木薯、种菜，走资本主义道路，违背党的路线政策？”父亲老实地回答：“我是场长，我不忍心看到农场干部职工一直贫困挨饿。”由于我的父亲根红苗正，没有受到肉体伤害和折磨，但造反派们对我父亲还是经常进行轮番批斗，农场的高音广播喇叭晚上曾多次播放“南滨农场走资派场长吴海新的错误罪行”。

      父亲的“罪行”使我的母亲在别人鄙视的目光中，惶惶不可终日。母亲虽然坚信父亲这个从16岁就投笔从戎，为琼崖解放出生入死，曾带领游击队员3次冲破国民党军清剿化险为夷的坚强丈夫，文革也一定能度过难关。但母亲毕竟是女儿身，她不明白父亲到底有什么过错？她身心极度憔悴焦虑，愁绪万千。母亲说：她当年要不是看我们四个儿女还在嗷嗷待哺，早就“悬梁自尽”以此抗争了。

      当年南滨农场党委书记王桂学的妻子肖柳英同志，是南滨医院有口皆碑的好医生，因家庭出身成份问题被批斗，造反派威逼王书记必须跟她划清界限，肖柳英同志忍受不了身心折磨就是在家里含冤自尽身亡了，让农场职工感到十分惋惜。

      文革中，南滨农场的斗争形式十分令人堪忧，有不少老同志因冤案或被冠于“当权派”、“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臭老九”、“牛鬼蛇神”等罪名遭受错误批斗、强制关压、劳动改造、受到非人的伤害和折磨。我记得他们当中有：冯振刚、林先瞿、洪殿培、吴德汉、齐汉霖、林敏、李启辉、陈敏等老同志，文革时期的南滨也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好在终究已云开日出，这些老同志大部分都已经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那时候南滨农场既注重培养农场本地干部，也善于发现和培养有真才实学的知青干部，下图是我的父亲（左一）与农场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在场部“莲花池”边交心谈话，进行传帮带，并与他们交流工作经验，畅谈农场未来发展大业，合影留念。

　　这是60年代末，我的父母亲与我们兄弟姐妹4个子女在南滨农场场部的油棕树下留下的唯一“全家福”。右一我的姐姐吴英、右二是我吴勇、右三我的妹妹吴兰、右四我的哥哥吴雄，在那个年代能留下这么一张“全家福”，还真得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摄影大师”！父亲和母亲经常教导我们兄弟姐妹要尊重长辈，尊重师长，助人为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父母的哺育，老师的培育和朴实的农场干部职工的关爱熏陶下，我们兄弟姐妹虽然都显得有些营养不良，但也逐渐成长。1975年12月，我们因父亲工作调动，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让我魂牵梦绕的第一故乡南滨农场。

　　这就是70年代中期，南滨农场机关最美丽的一张“姐妹花”照片，她们从右至左依次是：我的姐姐吴英、“七小姐”齐晓洁、“美丽”林国莲、“燕姑娘”冯燕燕、“英姑”李超英，她们都是南滨农场“大帅锅”们心中的玫瑰花神。

　　你瞧瞧，当年坐着手扶拖拉机参加南滨机关义务劳动的这些风华正茂的农场第二代接班人，他们是多么的威武、豪迈、自信，神气十足。驾驶着手扶拖拉机的大帅哥好像是南滨的“大记者”王超和？车上神采奕奕的是：吴雄、唐华、文萍、冯明初、李国周、姚楚钦、冯燕燕、吴英、王晓玲，想探个究竟的可以仔细辨认一下，看看我有没有说对呢？

　　这是1968年，我读南滨农场小学二年级时的全班同学合影照，我们的班主任是当时校长齐汉林的妻子陈老师，中排（右一）。当年农场小学允许周边的甘蔗厂、糖厂、砖瓦厂的学生来校就读，所以六十年代，南滨农场的小学校热闹非凡。我读小学时印象最深的同学有：李星、孙世坤、林国雄、林志华、陈克豪、符雄、陈晓芸、符启蓉、何丽明、李良珍、谢佳蔚、李孟君、王富妹、吴惠蓉、史建花。校长和老师有：小学校长李泗林、老师陈文亮、陈武陆、茅丽华、陈仁芳、袁洁冰、林道潘、罗金英（军嫂）等。到上了南滨中学，校长是吴德汉、唐副校长，指导员林敏（后教育科长）；教过我的老师有：符太山、韩文寿、孙达可、赖诗柏、麦茂荣、李前毅、符秋蓉、李启辉、蔡细龙，不知如今的园丁们，你们是否还健在？你们还好吗？

　　春到琼岛，潮涌南疆，改革的春风早已给南滨带来了勃勃生机，海南自贸港再启航。如今的南滨也已是高楼林立，处处生机盎然，稻浪翻滚，瓜果飘香，南滨的干部职工不少人已经步入了小康生活水平，农场建设正朝着城镇化规模发展，南滨人的幸福指数蒸蒸日上。

      又是一年的春来到，我（图右二）和南滨童年的小伙伴们相聚在一堂，举杯互述衷肠，他们是：李星、孙世坤、庄少鹏、郑和泉、唐东国、唐东明，孩提时的伙伴们已经个个壮如牛，生活乐逍遥。

　　2018年5月，我（图左一）应邀参加在广东淡水举办的南滨农场子女联谊活动，与南滨当年的老大哥，大姐姐们相聚话当年，深刻地感触到南滨人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和远处它乡的南滨子女对南滨农场的深情眷恋。图为我与南滨同学参加联谊活动时合影留念。

　　2018年9月，我应邀回到南滨农场参与策划南滨中学78届高中毕业同学聚会活动，互相共勉，展望南滨美好未来。图为同学们与健在的老师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