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都是少先队队员
2023年8月的一个周日，6位好友相约小聚，餐前散步来到了上海市福利会少年宫，有人提议在少年宫门前拍张合影吧，拍完照片“自报家门”，6位曾经的少先队员中，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各有两位，于是决定每人写一份简单的经历汇编成一个美篇，看看我们这6位69届初中生当年从少年宫“出发”，今天又在少年宫相聚，在60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干了点什么？
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讲述我们的故事。
J:我小时候住在“淮海坊”，1961年就在家门口上学，刚和同学们熟悉，第一个学期放暑假时，我家就搬到了曹家渡，我也到“曹杨路第一小学”上学了。
这个小学是个教会学校，每个年级才两个班，把一个教堂分割成两间，南北各一个班级，坐在里面上课，望着高高的屋顶，人显得那么渺小。
到三年级时加入了少先队被选为了大队长，担任大队主席，做勤务的阿姨悄悄地告诉我，同学们说选“保民”会保护我们的，这是我第一次沾了名字的光。
我们那个年代去少年宫参加活动，是非常荣幸的事，那里有康乐球、桌上足球、弹珠机、气枪打靶、套圈子等各种游乐室。最吸引人的还是室外的“勇敢者道路”这个惊险项目，小朋友玩了一圈又一圈。我们学校离普陀区少年宫很近，星期天老师会带着学校的队员们去执勤，那时候我还被选去参加了少年宫舞蹈队，后来又参加了合唱队，定期去参加排练，不过唱歌跳舞并没有成为我的特长。后来又去了几次市少年宫参加活动，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少年记忆！
上山下乡时我选择了投亲靠友回老家，1970年在山东兰陵美酒厂工作时，由于我从小爱好无线电技术，被分配到晶体管车间工作，从此走上了自学之路。
从山东兰陵美酒厂到苍山县无线电元件厂、苍山县荧光灯厂、苍山县棉纺织厂、苍山县华星食品总公司、临沂凯利实业有限公司、裕利果仁食品公司、嘉利花生食品公司、中国远大连云港海洋集团，海洋花生食品公司、海洋养殖公司、海洋食品公司，我干一行钻一行，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新华书店和图书馆是我去的最多的地方，从那里获得我开展工作的基础知识。
1975年检测企业自建的煤气储气罐
我们只能算正宗的66届小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后，我从工人做起，通过自学，成为了企业的技术一把手，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成为苍山县的工业领军人物，临沂市三届中级职称评委。
2013年从临沂凯利实业有限公司退休后，2014年按政策迁回了上海，这一晃50多年过去了，好像没有离开过，因为少年的记忆和每年都有几次往返逗留；好像又特别陌生，因为青春年华和奋斗的过往留在了祖辈的故乡。
再一次走向少年宫，让我产生了不同的感觉，时代进步了，很多课外的兴趣班替代了少年宫的活动，普陀区的少年宫改建成篮球体育场，在曹杨新村建了青少年活动中心，很多区也将少年宫改成了青少年活动中心。想想也是，50多年过去了，少年宫也该长大啦！
L：我是普陀区中心小学66届毕业生，曾担任少先队中队长，四年级时有幸成为普陀区少年宫兴趣小组写作班的一名学员，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
1966年初夏，同学们正准备迎接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时，“文革”开始了。
1970年5月，我作为一名69届初中生下乡到了北大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十团农九连从事农工和拖拉机手的工作。
这是我1972年11月6日的日记：
今天去六号地割大豆，吃完早饭，人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挟着镰刀就往六号地走去。我也急忙咽下嘴里的馒头，紧跟着往前走，才走了几步，我觉得右脚背疼，再走几步就好像脚被绷断了一样，走一步疼一下，没走几步我的脑门上已经出了汗珠，怎么办呢？走一步疼一步，思想上展开了斗争，最后我一咬牙，走！还得干活去。
好不容易挪到六号地，我脱去棉帽棉袄，拿上镰刀就开始割大豆，因为脚疼，割着割着我一不小心，“嗤”的一声就来了个“啃泥地”，我急忙用手一撑，还好没啃着地，起来一看，右手中指蹭去了一块皮，血一滴一滴的流在我的黄裤子上，我的牙咬了又咬，坚持干到下午三点多种的时候收工回家了。一路上是又疼又冷又累又难受，到了宿舍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一片，时间正好是五点钟。我们从五点起身到五点收工，来回走了近二十里路，还顶风冒雪割了三亩大豆地，这一天的劳动才结束——报酬是一元二角五分钱。
1973年6月我从农九连调到运输连开汽车，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独自一人驾驶着“解放牌”大卡车，爬雪山，走荒原，进森林，下煤矿，拉粮拉木拉煤块，冬天斗严寒，夏日战酷暑，日日夜夜奔驰在白山黑水间，在车辆的颠簸中体味人生的滋味，在疾驶的路途中欣赏世上的美景，我的青春伴随着滚滚车轮挥洒在那片黑土地上。
1979年3月，我回城以后一边工作一边在晚上读业余中学，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初中的课程，又用一年时间读完了高中的课程。1985年夏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曹阳街道文化馆招受“电视大学（以下简称电大）自学视听生”的广告，于是马上就报了名，开学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工作、学习、家庭，这3副担子我同时都得挑起来，那一样都不允许我放下。1988年7月我完成了“电大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同时也洗完了女儿的全部尿布。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我又拼了一下，一鼓作气跨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这道门槛。当我拿着“大专毕业证书”去劳动人事部门验证的时候，工作人员对我说，你不归我们管了，你去组织部门报到吧，于是我就开始填写“干部履历表”，正式成为一名企业管理人员。
时间真是无情，转眼间2014年到了，我该退休了，当我拿着退休证走出企业大门的时候，又一个选择来到了我的面前，那就是退休以后要不要去做一名律师。如果不去，我可以过一种彻底休闲的生活，同时也意味多年前依靠自学搏命般考取的律师资格将成为一张废纸。如果去，清闲的生活将与我无缘，我将继续在自学的道路上踉踉跄跄地跋涉着。我选择了后者。
M：1960年我6岁，比同年龄的小朋友提前了一年去曹杨新村第一小学上学。我喜欢数学，是少先队小队长。我儿时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医生，身穿白大褂该多美啊！1966年夏天，美好的理想彻底破灭，我们没有书可读了。
1970年11月作为一名69届初中生，我去了大兴安岭林场。至今仍清楚的记得，到了目的地以后，我是从森林小火车上直接滚到了轨道边的雪地上。初到遥远的北疆林场，仿佛走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们睡在帐篷里，吃着大碴子，不仅生活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更多的是内心的痛苦。我只读了6年书，没有太多的知识，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更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为此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但无论有多少困难，我都告诉自己要挺住，慢慢的适应了北疆的生活以后，情绪随之比较平稳了。
在大庆时的留影
1972年11月我被分配到大庆油田工作，与林区相比大庆油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好了很多。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喜欢笑，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快就有个男知青喜欢上了我，除了帮我干活之外，他还想方设法在生活上给我帮助，在精神上给我抚慰，下乡后的第三年，我们一起回上海探亲，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在大庆我的工作是在井距500米的8口井上釆样，每天早上我迎着朝阳提着采样桶行走在采样的小路上，嘴里哼着“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歌曲，心里还是蛮自豪的。
1977年过后，看看没什么希望回上海了，我和男友就结婚了。我是一个比较安稳的女人，既然成了家就好好过日子，我很快就学会了做各种面食，我拌的饺子馅吃过的人都说好，我把家里整理的干干净净，我绣花，编织，家里的桌布、床沿布，枕头套上面都有我绣的图案，我用钩针编织毛衣，拖鞋和杯套。我是一个南方人虽不甘心在北方生活一辈子，但在社会的潮流面前，我只能随波逐流。
1987年11月我们一家三口离开大庆去了江西南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的思想我的观念也在慢慢的改变，我开始自学会计知识，依靠小学时打下的基础，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从事会计工作的资质。
1999年企业开始改制，我办理完退休的手续后，只身一人北上京城，凭借会计知识在北京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又是一个10之后，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故乡上海，上海是我出生的地方，这里有我的亲人我的根，回到上海我的心情是平静的是舒畅的，回家真好。
参加大兴安岭知青50周年纪念活动
W：我的少年时代还是幸运的，至今在心里还存有一段美好的记忆。
少年时代给了我崇高的理想，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为自己的人生铺上了绚丽多姿的色彩，
也在心里播下了充满希望的种子，正是这颗种子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治愈了我所有的心灵伤痛。
1966年我小学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又因为是初中的69届，在上海史称“一片红”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这一届全部去了边疆和农村。
1974年利辛县先进知青
1970年我去了安徽淮北插队。淮北是一个广袤的平原，也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艰苦的生活让我彻底明白了什么是一穷二白，什么是落后，什么是艰苦。 在淮北插队的8年里，我当过村里的记工员，进过大队的阶级斗争宣传队，干过大队的农业科技实验，下乡最后的4年里我被抽调到镇上的一个9年制学校，当上了一名初中老师，主教英语和音乐。
1977年我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招生考试，可惜没有考上。不过自学是我一生最让我骄傲的事情：在没有老师的辅导下我自学了上海慰问团带给知青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我还自学了英语。
1976年在安徽当中学老师
我的青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艰苦和孤独造就了我坚韧的性格，同时又将迷茫刻在了我的心里。文革结束后，1978年我随知青大返城回到了上海。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又将我们这一代推上了经济转型的风口浪尖上，知识化、专业化成了时代的要求。业余大学纷纷承担起快速培养紧缺专业人才的任务，踏着时代的脚步，我进入了电视大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也开始了我人生奋斗的历程。
80年代在上海企业工作
我在内资企业工作过，也在外资企业工作过，后来进入了会计师事务所，在经济大变革中，在职业生涯中我品尝了事业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谢那个大时代成就了我的人生大跨越。
R：日前路径上海市少年宫，让我思绪万千，少年起所迈的路程，似历历在目。
1960年我就读曹杨新村第一小学。三年级带上红领巾后，我怀着诚实友爱，长大为建设强盛新中国的崇高理想而奋发读书，也因各门功课成绩优良，一直担任中队学习委员。
文化大革命破灭了我正常学习生涯，1968年才就近迈入曹杨三中。没有课本的我，却被鼓动参加了学校教育革命小分队，去工厂农村体验生活后编写语文教材，被文汇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别报道，也登载于文汇报1969年6月一整版。根据学校安排，让我用编写的教材为低年级学生上课呢。我还被推选参加了《海港工人创奇迹》画册的编写。
在黑龙江嫩江农场参加学习班留影，第三排左5
1970年6月20日我离开上海，被上山下乡的洪流裹挟到黑龙江农场。我先后干过牛车和大田里的活儿，使稚嫩单薄的我锤炼成干农活的能手;艰苦生活的锤炼，也使我有了坚强不屈的性格。连队和分场领导也发挥我的特长，经常让我在农忙季节，组织编写春耕、夏锄和秋收等战报，组稿、刻写、印刷和分发几乎都由我一人一天完成，获得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1973年底，我参军到了炮兵部队任新兵连的班长，先后参加新兵的学习训练和站岗值班，在部队度过了元旦春节。因部队体检多次复查转氨酶偏高，诊断疑似肝炎，我被迫劝退回嫩江农场。也因祸得福，我成了嫩江农场的知名人士，从领导到知青，对我纷纷表示了慰问和同情。领导也经常安排我写些宣传标语和条幅，用于办公楼和员工宿舍布置装饰;在农忙季节办战报;员工开会和团员会上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骨干排练节目，进行演出和比赛:参加场部的理论学习班;把我调到场部劳资科，清理知青的档案工作等。
在银行工作照
1975年9月，被选送到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学习，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刻苦钻研，各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被老师和同学们经常夸赞。
1978年我毕业后回到了久别的上海，先后在远洋公司、救捞局和银行从事宣传、航行监督、企业升级和办公室等工作。由此，有幸参加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学习宣传工作，进一步增强了政治素养;有幸与各行业部门的各类人物打交道，提高了我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
回眸自己工农兵学商的历程，有和风细雨顺风顺水，也有暗礁险滩汹涌激浪;有底层伤害委屈险阻，也有荣誉掌声表扬奖状。但我始终不渝坚持善良乐观，正直坚强，低调行事的秉性，可谓人生无悔。我将以乐观的心态，过好夕阳余晖下的每一天。
约4年级时和哥哥的合影
C:1961年，我在普陀区甘泉一小上学。三年级戴红领巾，小队长，就是帮老师收发练习本的差儿，没什么影响。记得有一次学校搞学习展览，我的算术本在橱窗展出，让我高兴了几天。因为有奖，学校推荐我去普陀区少年宫观摩航模比赛，这荣誉，是对你在学校表现的肯定，孩子的心很容易满足，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我和另一同学盘算着6站路要换车，一毛钱，不如走走，省下的钱买棒冰。都说许多事不在结果在于过程，近1个小时的步行，我们气喘吁吁，但心是热的，当我们含着第一口棒冰沁入心肺时，那种感觉，是别人没有我有的感觉，在少年宫游玩，也是享受着别人还未享受的幸福。我们从小读着《十万个为什么》长大，十分崇拜叶永烈，能把深奥的科学原理演绎成生动有趣的科普小品，从此科学入了心，梦想着长大能当上科学家就好了。
1970年4月在江西的第一张照片
1966年，我跨进甘泉中学，说是中学毕业生，连个二元一次方程都不会，几十年后，学生大多还记得老师，老师大多淡淡一笑，优秀的调皮的还有印象，中间一族最容易被遗忘了。欣然而去，淡然而归。
1970．04.28，上海北郊火车站聚集着3000多名知青。招展的红旗，巨幅的标语、喧天的锣鼓渲染着当年上山下乡浓烈的气氛。爸爸、姐姐为我送行，10:30分列车一声长鸣，几千名父母泪眼相送，车厢里的子女遥相呼应，那悲欢离合的场景着实引人动情。
几年耕作，几许收获。艰难困苦与被动成长，在于自己的感受。有一种历练叫坚韧，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为日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个工作了近20年的地方
1975年8月，我有幸来到安徽中科大，成为工农兵学员。最吸引我的还是校图书馆，大三可进教师阅览室，我就真成了“躲进小楼成一统”，其实哪里是学习，全是看杂书，又生怕被老师同学看见不务正业，以致同学猜测，“这小子是否搞对象去了，星期天老不见人。”直到几十年后同学相聚谜底才揭开。
1979.1月，毕业分配到北京中科院原子能院。工作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人才济济，自己的知识太少了，那些科学家是我一生遥不可及的。我还接触了一些老干部子弟，看到了不同阶层的生活，见识与格局，人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在北京，我也收获了爱情。我喜欢陶然亭，那份清新朴实，有种天然去雕饰的感觉。偌大的湖面，占了公园的三分之一，我们沿湖漫步，岸边的亭台楼阁，留下不少文人墨迹，秋天到了，“更待菊黄家酝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白居易的诗多入境，移步穿柳皆成景，与快乐的人在一起变得更快乐，点点滴滴都温情。
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挡不住的诱惑，1994年3月，我来到上海知识产权部门，做了公务员。先是在服务中心做专利代理师，遇到最小的一名专利申请人只有11岁，发明了“可更换橡皮的笔套”，经我代理获得专利。
退休了，仿佛人生又回到了起点，回归故里，也是风雨阳光走了一遭。在知青中，我们感受当初启程的单纯，下乡的艰辛，以及回城后的欣喜。接着为事业为家庭奔波，我们买房，我们出国看看，我们将孩子培养成人，看着孙儿健康成长我们头发也白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已在沙滩上，那是自然的造化。我们依然乐观，我们四肢还健五音齐全，夕阳还有晚霞，晚霞属于我们，不要辜负了时光赐予我们的美好。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本美篇由我们6人共同完成，谨向我们同时代的朋友们致敬！
2023-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