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因子，归根到底是外在和内在。宋后中国，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对孔子“由己推人”的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虽然二者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差异，但都认可推崇“大学之道”，由内而外，内体外用，立体达用。但恰恰是从“大学之道”开始，心学就跟理学分道扬镳。
“四书”之首《大学》开宗明义，三个纲领层层递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程朱理学提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明德”指的就是这个“天理”，人天生具有明白事理的本性，只不过“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明明德”则是通过修行，使人重新恢复到明理的最初状态。理是永恒不变且唯一正确的，重新明了理的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推广自己的理，把其他人改造成遵循同样理的新人。“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明理是体，新民是用，当全部的人改造完成，功业就达到了最完美的境地。这是理学的《大学》三纲。
心学认为，理学对先秦孔孟思想的阐释是一种曲解，儒学应当回到先哲的本义。故此，在《大学问》中，王阳明指出，“明德”是一体之仁、恻隐之心，“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当明德“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大学之道的首要任务是“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即良知，然后由己推人、以行渡人。良知是体，亲民是用。“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把明明德和亲民做到极致，就是至善。这是心学的《大学》三纲。
程朱以“理”述“道”，以“理”定“礼”，“理一分殊”于社会秩序，则三纲五常等级尊卑是即定天理，每个人应当明白、接受和遵守。可以说，理学为大一统的社会构建提供了一套完美的理论体系，从当代的视野看理学，其中的糟粕一目了然。然而，一个指导三个朝代在600年间治理社会的理论学说，将其百分百归结于糟粕是不科学的，特别是近年来，理学的优秀成分持续被发现和肯定。笔者认为，理学追求“理一”的确定性的思想，值得学习借鉴，当然，这个确定性不是指等级尊卑的礼教秩序，而是指寻求事物运行的原则、底线、基础或规律的“第一因”，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的道。以道为锚，心有归处，人就能在这世间站稳脚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道可道，非常道。”古往今来，无数宗教、哲学都在追寻大道本源并各有发现和表述，然而大道万千，哪一条才是真“理”呢？假如“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那么，这些殊涂又同归于何处呢？笔者认为，这些殊涂，从广义角度同归于人，具体的角度同归于我，也就是自己。首先，全部已知的“道”，都是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和语言表达，是先贤的思想成果、受众的学习过程，从人脑中出来向人脑中去，核心是人；其次，个人受智力、学识、业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别人表达出来的思想的理解领悟是不同的，所以对不同的“道”有不一样的接受度和排斥度，于是产生了千差万别的“分殊”，“理一”的道从人的思考中开始殊涂，再从人的学习中产生了“分殊”，由此构成了不确定的、多样化的世界，而我必定是其中一员。
心学是以我为中心的学说，明代心学奠基人陈献章高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王守仁，号阳明），主张重新弘扬先哲人本主义思想，“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他高扬人本主义旗帜，尊重人的个性和价值，被部分学者认为开启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大门。
心学奉《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其源头和要旨所在，意指人的心是危险不确定的，道的精髓是微妙不好理解的。惟有精益求精、独立自主，不被杂念和外界干扰所动摇，才能坚持一条不偏不倚的正确路线。心学从其本源要旨是以内在道心的确定性把握外在人心的不确定性，然则心外必然有物，就怕心中毫无道理，心学心外无物的立场，容易陷入道心不确定的矛盾，假如道心惟微隐晦不明，修行就失去了脚根。所以，融合两家之长，以理修心，方便寻得确定性的道心。
王阳明有一段经历，是对道心人心最好的注解。公元1506年，34岁的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在此期间，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意思是只能从内心寻找道理，外界跟本不会跟你讲道理！史称“龙场悟道”。
悟道后的王阳明有如开挂一般，干啥啥成。1509年，王阳明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1516年，王阳明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江西旧地名）、赣州、汀州、漳州等地。当时，这一带盗贼蜂拥四起，王阳明到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情报收集，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讨伐盗贼。王阳明用兵诡异、独断，然屡战屡胜，仅用了一年，就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神。漳州的平和县，就是王阳明平寇后奏请设立的，取“寇平而人和”之意。也就在这场平寇中，王阳明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感叹，这个“心中贼”，不是自己摇摆不定的道心，而是私欲利害相攻的人心。
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起兵造反，时值王阳明巡抚江西，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他先大造声势以疑兵之计使朱宸濠放缓进攻南京的计划，为募集平叛军队争取到了时间，再借朱宸濠主力沿九江而下、窥伺南京之机，制定攻其所必救、围点打援的战术，率领刚刚组建的八万军队，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在南昌近郊的黄家渡以逸待劳，击破叛军。朱宸濠自起兵到被擒仅43天，充分体现了王阳明对私欲利害相攻的人心的把握和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然则就是因为平叛平得太快了，以至明武宗从北京御驾亲征还没达到江西就完事了，惹得皇帝老儿非常不高兴，王阳明只好称病离岗，把后续的事移交出去，任由皇帝折腾出一场释放再击败擒获宁王的闹剧，亲身体验到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心境。还好没过多久，1521年明武宗驾崩，弟弟世宗继位，才提起了王阳明平宁王之乱的功绩，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再加封为新建伯。政治的微妙，印证了惟危的人心的不确定性，哪怕有着坚韧不拔的道心，也无法完全把握。谁都想做到不偏不倚的利益最大化使各方满意，但当矛盾冲突时，“势”所不能，只能选择最符合道心的方案，这时“允执厥中”的“中”就变成了动词——命中、符合道心，而不是名词“中间”。所以王阳明在主动作为迅速平叛降低社会危害、与被动等待领导到位散发英明神武的光芒之间，选择了前者，也选择了被冷藏。
所以，以理修心，修出一颗坚定不变的确定性的道心，是作为个体的小我所能把握的。以理修心，是从心中找出私欲利害相攻、贪嗔痴爱相怨的本性的过程，找出对幸福、丰裕、健康、关爱的向往的过程，找出对公平、正义、自由和平等的渴望的过程。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由此构建自己的理念根基、道心源泉。
我心亦人心，人心即我心，确定的是别人与我有着同样的本性、向往和渴望；不确定的不仅仅是人们会选择用哪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本性、向往和渴望，还有人们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你的本性、向往和渴望。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颗完全同理的心，由己推人，推的是自己的道心良知，以良知尊重别人的向往和渴望，以良知防范和引导别人的本性。
这是一个不平衡、斗争的世界，充满了不可知、不可控的因子，从最强大的国家到最弱小的个人，都有被环境胁迫、排挤的感觉，无不在强调自己的不安全并希望得到确定性的保证，期待身边有值得信赖的伙伴。但期待也许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希望，道与理，只能向心中求，修出一颗强大、坚定而自信的道心，获得一生的安稳、推出一生的精彩。（2023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