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考
不会喵的猫
思考是理解的第一步。
五个百分之二十是当前经济复苏的痛点。特别是当前特殊背景下，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消费显然不太现实。在出口预期转弱，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只有大规模的消费刺激措施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刺激经济恢复上，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美国通过大量印钞，让普通民众手里突然多了一笔钱，进而刺激消费带动经济的恢复。但其副作用就是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和高政府负债，美联储不得不加息来降低通膨。中国通过定向扶持制造业，实体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新基建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是长久的。实际上，这两种策略代表着不同的思路和国情。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产业的打压，确实影响到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过去一段时间，不少媒体拿chatgpt和中国对比，得出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结论。2016年11月，寒武纪发布了全球第一款神经网络芯片（NPU），此后npu集成在手机芯片中成为了芯片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但随着芯片生产断供，高科技产业的脱钩断链，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的确受受到了阻碍。在芯片产业链没有打通之前，都很难有所起色，但未来以国产芯片带动的产业升级必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发力点。
1. 理性看待房地产发展的趋势
第一，当前的房价下跌实际上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必然。其中有购买人口减少的因素，也有疫情导致的困难，从长期来看，前几年去库存的同时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依然有大量的地产项目上马。地方政府债务无序扩张，城市建设失衡，各种新区只有地产没有产业支撑，这些乱象必须得到治理。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地方借债和土地拍卖。其次，要依据各地依照住房空置度、常住人口、产业发展等各项指标对各城市进行综合评估，并建立预警机制。对于房地产企业也要分类治理，进一步坚持三条红线，鼓励负债低信誉好的企业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几年，由于快速城市化，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质量发展，民众对房价抱有持续上涨预期，房价脱离经济发展实际。以笔者本人之前在英国伦敦租住的25平的studio（地铁站haye附近）为例，其目前售价为18-20万英镑，目前的租金为1200英镑，租售比为1:167；笔者在北京五环外租住的一套一居室的价格为4500元，其市场售价为240万元左右，租售比为1:533；之前在海淀租住的一套老破小租金为9300元，市场房价为560万，租售比为1:602。笔者另一个朋友在某三线城市的一居室租金为1500元，房价为60万元，租售比为1:400。当然，租售只是指标之一，并不能说明当前房价下跌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横向对比印度、越南等国家，这些国家租售比也好不到哪去。但当下，经过长期快速发展之后，一些高空置率的城市的房地产由增量空间向存量空间转变是当前的主要模式。
第二，任何国家房地产都占到居民财富的重要比重。任何行业任何产品都会存在库存紧张和库存过剩的时候，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但房子是可以用来合理投资的。所谓的炒房，是少数人利用市场漏洞和潜在预期，垄断房源破坏市场正常供需，和炒大蒜、炒普洱茶一样，都是市场监管失灵的表现。健康的市场是应该允许个人和企业把房地产作为合理的投资，而非一杆子打死。以长沙为例，2022年就出台了出租房屋置换政策，把房子租出去10年置换二套房按照首套比例和利率，实际上是盘活存量，激活增量，同时激活租房市场，扩大社会福利的很好尝试。以英国为例，笔者之前合租的房子为例，房子主人自己有房子不住，把房子租出去，自己去租别人的房子，本质上就是利用政府政策引导使自己享受税费减免。适当的住房空置比例是合理的，合理的投资应当得到保障，特别是当下房价下跌的情况下，坚持过去的限、限、限本身就非常不合理。
第三，当前房价下跌主要是分区域分化，未来即使全国房价企稳回升，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然会继续下跌。即使房价下跌的城市，也是在分区域分地段下跌，临近核心区，学区的房价继续保值，在综合开发不高，配套不太健全的地区价格会持续下跌。笔者认为，房地产行业恢复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会伴随着房地产全行业的优化进行。包括降低政府土地财政的依赖，公众对房价涨跌的理性回归，房地产企业经营模式的升级和改善，国家对房地产产业开发周期的资金监管的进步等等。三条红线政策的实施本质上给了很多房地产企业喘息和优化的时间，某些房企实际上其在二三线地区的售价比周边地块高15%以上，如果稳步专注于房地产发展，风险实际上是可控的。如果以为自己在房地产的成功可以在其他领域也能靠重资本投入就能成功，忽略了技术分工和技术积累在绝大多数产业的决定行作用，那么失败是必然的。多元化布局当然有用，但涉及新领域的核心决策层是否有新领域的经验积累？国内的一些老板是否能够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或者愿意主动学习变的专业？或者能够像马斯克一样住在上海超级工厂建设工地办公室？跨界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说白了，这些企业的失败，都是在模仿韩国日本的财团式发展。但凡事邯郸学步，学不到精髓就吵着要多元化。真正的多元化要在主业基础上开拓新的方向，比如电池做得好的可以往上下游延伸，去做上游的矿业和下游的汽车和储能；通讯做的好的，可以做上游的基站和下游的终端。
2. 理性看待经济发展的恢复和动能
当前，国内刺激经济发展的非货币空间还有很多。第一，我国汽车产业占GDP的占比为10%-12%，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当前，我国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采用摇号或者竞拍等方式限制了汽车消费空间，笔者估计约900-1300万辆汽车的购买空间需要释放，如果按5年逐步消化这些压力，那么gdp将提升0.7%-1.1%，新增就业人口50万左右。大城市应当逐步实行征收拥堵费，错峰上下班的政策。同时此政策也会促进远郊旅游业的发展，拉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第三，要充分认识到当前经济尽管还没有通缩，但实际上是技术进步而消费未大幅度扩张带来的“降级”效应。笔者有一位朋友，2016年购入了奥迪A4, 前几天告诉我他买了一台比亚迪元plus，他感觉现在新能源车确实厉害，而且当地新能源车不限号且政府开放停车位，自从买了比亚迪之后，他的奥迪基本上就丢在家里没开过。对应的调查中也发现，当前中国消费者对奔驰宝马奥迪的认识从豪华降到了高级。这种“降级”是暂时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效应，实际上是普通民众享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这部分红利没有计入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进一步思考“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哪个正确？过度强调生产和过度强调消费都有其不足之处。经济发展不是“物”的行为，其本质是人的行为。商品的创造、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都产生了经济。消费行为扩大了需求，单纯批判美国式的大撒钱式的经济刺激是不科学的，从当前来看，从需求端带动生产端的做法，我认为是比直接刺激生产端要合理的多。当前显然是需求弹性严重不足。理性的看，我认为中国台湾地区的“三倍券”、“五倍券”的做法比较合理，也比较适合当前经济情况。举例说明，商品A的成本价为1000元，售价1500元，商家为了去库存，平台为了促流量，最后压价低到1100元销售，这个时候大家的利润都很低，消费者预期未来价格更低，反而不一定购买。如果是政府发行的限时五倍券，而不是由商家和平台去补贴，那么消费者会认为有便宜白不赚，商品反而能在不降价的情况下销售出去，这种行为实际是利用消费者“错觉”心理，未来针对不同商品我认为“五倍券”/“十倍券”的效果要比美国普发货币要好得多。首先，我们消费拉动生产的能力要比美国效果好的多，因为商品的生产端也在中国。其次，这项工作可以配合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来做，数字人民币可以增加消费券和发票管理系统，这也会进一步拉动数字人民币的快速普及。最后，当前的中国CPI并不会产生因为发券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保守估计，2万亿的消费券将至少带动15万亿的消费品支出，并能大幅改善企业获利，改善投资信心，拉动其他行业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生产端的补贴只有在这个项目在国际竞争处于劣势或者在新兴产业培育阶段效果才显著。
3. 进一步降低信贷融资成本，进一步降准降息
笔者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不足以支撑经济的恢复动能。从目前的广义M2和投资来看，似乎相互矛盾，但笔者认为是非常合理的。M2虽然增，但增量不够，只是正常年份经济发展的程度，笔者认为全年的M2应当设定为13%比较合理，这比美国疫情疫情三年M2的增速要低得多。久旱逢霖，干涸龟裂的水稻田不是刚下雨就会有水储存。应当进一步的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给，进一步降低借贷成本。尽管不至于最后像一些国家之前的负利率，但也要修水渠不要让已有的水逆流向水库里。当市场有足够的资金时，聪明的市场自然知道如何去使用去资源配置。
4. 进一步稳就业，加强技能培训，做好青年人员职业培训
德国和新加坡的职业教育模式，应当值得我们去学习。但当前就业难问题，一方面有职位数量短缺，更多的是青年人员特别是低学历人员缺乏工作技能经验，供需错配；第二是，这几年疫情，民营企业大规模裁员，导致优秀毕业生更倾向于前往国企事业单位工作，考公考研不断内卷，民营企业不敢招人也招不到优秀人才。第三是，近几年的居家办公和员工精简后，有些企业效率和效益并没有发生明显下降，因此企业倾向于保持现有数量。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恢复不如预期，消费市场和第三产业发展弱于预期，无法带动企业乐观预期，导致招聘收缩，投资观望。
总结. 针对新形式要供给侧改革和消费端补贴同时发力。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要以人民增收为目的。如果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没有增长，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消费端补贴这里指的是实实在在的人，就是补贴低收入群体，让低收入群体有基本的购买力。要加强劳动保护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以当地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比如某市平均工资为1万元/月，那么该市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为5000元/月，查该地最低工资标准为2300元/月。当前，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除了牵涉到纠纷官司时，没有什么意义。劳动法规定的劳动时长，也是一纸空文。中国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力成本只占整体成本的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0%的平均水平，即使涨20%，反映在总成本上就是只有增加2%。做好初次分配要比做好二三次分配更重要更容易，更好操作也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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