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兵团二代的我，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都是在兵团度过的。现在仍在兵团工作,对于兵团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父亲孙元德60年代初，从巴彦淖尔盟拖拉机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包尔套勒盖农场（原陶生井后改为一师五团）当拖拉机手，当时使用的拖拉机是从苏联进口的德特胶轮车。父亲经常开车去四坝公社（现在的隆盛合镇）粮库给农场运粮食；去磴口县城拉运各种物资，那时的拖拉机没有驾驶室，开车时遭受风吹雨淋，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冬天。虽然身穿白茬子羊皮袄，棉大头鞋，但也冻得受不了，于是父亲总是怀揣一瓶高度数白酒（当时散白酒酒精度数多在65°左右）。冻的实在不行就喝一口，以驱寒气。去时一瓶，回来一瓶。(幸好那时没有酒驾这一说)
当时包尔套勒盖农场书记是长征时期的“红小鬼”，名叫袁成忠。那时农业部的专家曾说：“这里是沙漠地带，很难种出庄稼。”袁书记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带领全场职工反复耕种，终于把小麦、南瓜、西瓜、白菜等作物种出来了。袁书记将这些战利品背上去北京找那些专家们，向他们展示了丰收果实。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沙漠很快就有了起色，一片片绿洲随处可见。
1964年11月30日，我出生在陶生井，父亲给我起名孙金龙。1966年6月，老二又出生了，起名孙建兵。那时候开始建设兵团，大规模植树造林，我父亲又为我更名孙建林 。1969年春天，父亲一人在当地牧民的陪同下，骑着骆驼从包尔盖农场来到二团。当时只是在沙漠腹地规划了一片地方，没有任何建筑和居民。开始了二团的建设，当然父亲还是开拖拉机，并且成为师傅，每天领着那些老兵、知青徒弟们开着东方红开荒垦地、推房地基，脱坯、盖房子......
1969年年底的一天，我们母子四人给老三（建军）过完一周岁生日，快中午了，二团机运连的叔叔和父亲开着两辆解放牌卡车来搬家。一辆车拉人、拉家具、水缸、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一辆车拉了一些柴火（梭梭柴），人多不一会儿就装好了。我们告别了街坊邻居，离开了久居的五团机运连，搬到了二团机运连。
1970年3月，一师二团学校初建，校舍是在去十连路西边的空地上，临时搭建了两个笆棚教室，当时一至四年级桌子是一条长条木板，桌腿是圆木棍钉在地里，木板再钉在木棍上，简易的课桌就成了。凳子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抱来的小板凳或小马扎。老师将学生的名字写在红纸条上，用浆糊贴在木板上，学生就可以对号入座了。桌子前边钉一个钉子，学生可以挂书包。黑板是一块木板挂在“墙上”刷一些墨汁。学生们在这简陋的教室里学习。平时还好，遇到了下雨天，外面下大雨，棚子里就下小雨。条件非常艰苦，就这样我们一直没停止过上课，一直到快天冷了才搬到现在的校园里。刚建好的校园里共有两排半房子。一排是老师宿舍（知青都单身）兼办公室，另一排半是教室和图书室，这样一个五年制小学校就诞生了，但初中要去磴口县城上。
在校期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运动”；学过黄帅、张铁生；给老师贴过大字报，有“反潮流精神”。参加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拾过麦穗，捡过粪，拔过苦豆子（积肥），挽起裤腿掏过厕所；给学校修过桌凳；给学生理过发。刚上学时，我们的队组织叫“红小兵”。后来又改成了“少先队”，上了初中还当了一年“红卫兵”。初二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总之，在运动中上完了中小学这一段经历，真可谓是轰轰烈烈。后来又在磴口一中念了两年高中，1982年毕业。回农场当补员工，1983年3月通过考试进入巴彦套海农场学校开始了教师生涯，至今已有三十八年教龄了。
我亲自经历了农场的几次重大变迁，1969年组建兵团，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1975年体制改革原生产建设兵团均改为国营农牧渔场，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国营农牧渔场管理局（呼市）巴盟农牧渔场管理局(农管局)。巴彦套海农场2013年归属磴口县，隶属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巴彦套海农场。耕地面积越来越大，编制却越来越小。
巴彦套海农场学校最辉煌的时期是黄永生校长在任时期，（即八十年代中后期），学校学生人数最多达500多人。中考升学率在全磴口排名前三名，有时排第一名，数学，语文，物理，生物，地理等学科成绩也总在前三名之列。故此，周边地区（三团、七团、沙金、公地的初中生都往二团转），原因就是我校升学率高，教的好，所以这段时期是学校建校史上最为荣耀辉煌的。
现在学校生源是最少的时期，这与计划生育有关，也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有关。还与撤校并校有直接关系。有些家庭经济好的都转入城里上学，家长还去陪读。但我校的教学质量还保持在前列，甚至第一（农牧区）。
1999年8月1日，大批知青往返第二故乡举办了“建场三十周年”暨兵团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学校为庆祝活动由我三弟孙海元老师专门训练了鼓号队、花束队。农场的秧歌队——这都成为庆典活动一道亮丽风景线。我们兄弟三人都是巴彦套海农场学校接待工作人员和参与者。农场干部、学校教师每人拿出一个月工资，加上知青捐款共同建成学校新办公室。知青还在学校建立纪念碑，成为二团标志性建筑。纪念碑主体部分用钛合金做成。高1969mm（1969年成立），用三个问号和三个感叹号组成三类人。三个问号：知识青年为什么要上山下乡？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三个感叹号：在乌兰布和沙漠这个不毛之地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和一些人生感悟。三类人指现役军人，退伍老兵，知识青年，他们肩并肩，手挽手，共同开拓乌兰布和沙漠。雕塑有两把铁锹，一杆枪一本书，寓意为三类人中三分之二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三分之一的人从事科教卫生武装保卫；下面金黄色部分像流动的沙丘、像打开的一本书、像雄鹰展翅；最下面是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的题词“人生起点”后面有纪念碑碑文，碑文底座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纪念碑涵盖1969至1975六年间的兵团历史。
30年大庆过后，我着手于收集保护兵团时期的生活物品、生产工具、文字资料、户口本、工资表及财务账本等。2012年10月2日，原兵团战友赵二勇、杨培豫两人专程从北京回二团，通过原机运连杜守丰、孙元德、王万宝三位师傅的帮助，我和刘欣宏从农场库房将29麻袋半的资料拉回放入学校。我利用两个多月时间将这些资料分类整理，共计万余件（册）。2015年，利用学校这些资料打造兵团文化，现已初具规模，通过留存资料还为多位兵团战友找回兵团时期的工龄及工作关系，为一位北京知青找回丢失多年的户籍。这些年，我义务维护维修纪念碑，义务讲解兵团文化和发展史。
45周年大庆，我与知青老师同台主持在友谊大酒店举办的文艺联欢会。
50周年大庆，我在学校为知青老兵发放纪念品，讲解兵团文化，参观兵团文化展室，接待机运连和六连知青，部分五、七连知青。我煮了一大锅玉米，买了一小车西瓜和一些西红柿，接待近200名知青来宾。
我深知知青精神是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执着进取的时代精神。知青精神在兵团人心中永放光彩，这种特殊的情感将伴我终身，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并把这份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孙江元
2020年7月14于巴彦套农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