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历史记载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文明史的中心，大陆两边的东亚和西欧，更是20世纪和21世纪这片大陆的主角。不少学者和政界人士认为，20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事实也证明，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龙头的亚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明显更快。但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和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欧，1960年至2020年人口的变化，却为这一趋势敲响了警钟。
中日韩、英法德在80年间的人口总量和结构中，三个趋势是一致的：一是预期寿命延长，二是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三是生育率下降。但由于西欧三国生育率下降更加平缓，人口保持增长；而东亚三国生育率深度衰减，导致当下东亚三国人口的老龄化压力远超过西欧，人口总量开始下降，其中中国的拐点出现在2022年，日本在2010年，韩国在2020年。
从生育率看。1960年，中日韩总和生育率分别为4.45、2.04和6.22；但到2020年，仅为1.28、1.33和0.84。反观英法德，1960年总和生育率为2.69、2.85和2.37；2020年为1.56、1.83和1.58。当下的西欧已经比东亚更喜欢生孩子了，这一趋势的拐点恰恰出现在新世纪初，2000年中日韩的生育率为1.63、1.36和1.48，全面低于英法德的1.64、1.89和1.38。
从老龄度看。1960年，中日韩人口中，65岁以上的比重分别为3.85%、5.54%和3.42%，但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变为12.6%、29.58%和15.83%，80年间老龄人口比重大约增加了4-5倍。而1960年的英法德，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1.72%、11.58%和11.3%；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变为18.72%、21.01%和21.96%；80年间老龄人口比重增加不足一倍。
从青少度看。1960年，中日韩人口中，14岁以下的比重分别为40.34%、29.49%和41.91%；但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变为18.03%、11.92%和12.17%，80年间青少年的比重下降了20-30个百分点，比重是80年前的三分之一左右。1960年，英法德人口中，14岁以下的比重分别为23.36%、26.24%和21.06%；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变化17.79%、17.55%和13.75%，80年间青少年的比重下降了6-8个百分点，比重约是80年前的三分之二。
无法用经济发展水平或社会体制来解释进入21世纪，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礼教思想影响深刻的东亚三国的生育意愿，居然不如西欧国家。从经济水平看，日韩和英法德均属发达国家，人均GDP相差不太多且保持增长；中国在21世纪，经济增长更是突飞猛进，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多。从社会建设看，六国均无发生战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等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稳定且保障水平持续提高。从国家体制看，日韩有着与英法德共同的政治制度，却没有相似的生育率；中国与日韩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却有着与相类似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和幅度。六国中，中国是唯一实施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但当2016年政策退出后，生育率并没有得到扭转。
人口再生产是人类自身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人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动物，有着同样的延续种族基因的生物学本能：在环境适宜的情况下增加繁衍扩大种群，在环境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减少生育维系种群。东亚三国集体性地出现人口负增长，在“活下去”的物质条件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唯一的原因只能是“活得好”的预期的实现越来越难，以致建立家庭生育子女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压力的痛苦，超过所能得到的幸福，于是倾向少生育、不生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社会趋向少子少、老年化。
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东亚人“活得好”的预期低于西欧人呢？
是因为空间密度压力吗？领地空间是生物生存的基本保障，高质量的生活往往需要更广阔的空间，一套房、哪怕是一部车，多数人会选择空间大的房型车型。从六国2020年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生活的人数看，中日韩分别为147、336和516人，而英法德分别为275、123和232人；把中国90%人口集中在腾冲-黑河一线以东的43%国土上、日本90%的人口集中在占25%面积的沿海平原的特征考虑进去的话，东亚人口居住密度远远高于西欧。从城市化模式看，中日韩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群市集群发展的道路，中国形成了京津翼、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大城市群；日本形成了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人口；韩国的京畿道、首尔市集中了超过全国40%的人口；在超大特大城市上，中国城区人口超过千万的有8个，五百至一千万的有11个；日本东京人口达到1400万，韩国首尔人也达到1000万。英国除了伦敦人口超过到900万以外，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人口约275万，其他仅还有三个城市人口超过百万；法国除巴黎城市圈（巴黎市+外围七省）人口达到1100万以外，都属中小城市，人口少有超过百万的；德国几乎可以说没有大城市，首都柏林人口不足400万，还有汉堡等3个超百万人口的城市。
如果说平均人口密度是天然形成的话，城市化则是国家的发展道路的人为选择，从这点看，东亚倾向集中，西欧倾向分散。但不管是平均密度还是城市密度，当一定空间内聚集的人口数量持续增加时，必然带来生活成本、生存竞争压力的增加，社会普遍焦虑，高房价和严重的“内卷”是东亚社会活生生的现实。人口集中加快了发展，当超过一定限度时，痛苦也增加了。
是因为文明融合的后遗症吗？朝鲜的存在为观察问题的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东亚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可能是东亚传统文化与西方物质文明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后遗症。中日韩三国在近现代以来，因地缘政治斗争、国内改革或革命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吸纳了西方近代以来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文明成果，形成各有特色的开放型的社会。具有类似的历史文化的朝鲜，依然保持封闭的传统社会的模式，但人口的总和生育率的却能保持在一个平稳的良好的水平，1960年是3.57，到2020年为1.82。也就是，当下的西欧社会和传统东亚封闭型社会的生育意愿，要高于东亚的现代化开放型社会！
儒家礼教文化对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有着长久的影响，深刻地烙进了三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文化圈，与西欧文化相比，在经济方面，东亚人重生产、轻享受，重储蓄、轻消费，重不动产、轻流动资产，中日韩不约而同地成为全球典型的高储蓄、净出口、高房价的国家。在社会生活方面，东亚人重集体、轻个人；重责任、轻自由；重和谐、轻斗争；东亚是全球社会最稳定、治安水平最好的地区。但是，这些看得到的表象背后，是东亚民族在历史上频繁的政治动荡和人均资源短缺压力下形成的深深的不安全感或忧患意识，而工业文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互联网经济，激烈的优胜劣汰和马太效应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被环境胁迫、排斥的异化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一句话：生育意愿下降的背后是反映的是东亚人在21世纪，经济越发展，幸福指数越低，但西欧人不会。东亚国家年轻人对爱情、婚姻、家庭、子女的伦理理解和美学感受，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负面的因素在不断地增加，以致“佛系”、“躺平”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不合作”的方式对社会关系进行“断舍离”。
对中日韩三国生育率下跌原因的空间密度压力解释或文明融合后遗症解释，肯定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当下中日韩三国的社会状态，使一部分年轻人感受到建立家庭生育子女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压力的痛苦，超过所能得到的幸福，至于产生痛苦的具体原因，让年轻人来说吧。
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步伐，理论上将不断解放人的体力和脑力，使人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条件来陪伴亲友，探寻未知，享受生命。但少子老化的课题，也给东亚国家提出新的使命——基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