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红土地

      我们是七十年代那个龙年的岁尾，踏上彩云之南那块红土地的。在同行的战友中，要数与黔明的交情最为长久。也许我俩都是军人的后代，对军旅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吧！早在上小学的时候，为亲眼瞅一瞅部队训练用的土坦克，还胆肥结伴旷了两节课。总之 ，我俩从中学到插队，又一同步入军营并分在一个机炮连，总体上还算步调一致。

　　如果谈起当兵的动机，我们肯定有所不同。从小听父亲讲过上甘岭战斗的惨烈，后来也为缺一部真实场景的纪录片而遗憾。我参军的理想是想当一名战地记者；虽然不能阻止战争，但可以要把真相告诉世界。黔明则与我不同， 他认为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部队就得建功立业。

     果然部队最先为他打开了幸运之门，先是进了团里的球班，后被保送上了军校，意味着四个口袋已经向他招手。当他立志要在军营里闯一番事业的时候，一场自卫还击作战随之而来，便匆匆地结束一年的军校生活，分配到参战部队担任无后坐力炮排排长。然而，命运多舛，在出境第一场战斗中，就为国捐了一条腿，因而，他成了我们那批战友中最年轻的离休干部。         

     如今，"解甲归田"的我俩凑在一起的时候，免不了要提起红土地上的往事，还会不厌其烦地唠叨那段苦与乐，生与死的战友情结。他自我总结在军旅有“五个一”：一年连队、一年军校、一次战斗、一枚奖章、一条腿。其实他还漏掉“三个少女”及“三本书”的两段情节。

　　他被送往草坝59野战医院抢救期间，有三名当地少女的鲜血融入他的血液，可以说是那块红土地上的人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后来，他转到昆明43医院治疗期间，铁道兵歌舞团的一名女演员代我去探望过黔明。据悉，那位年轻演员为了鼓励他勇敢面对今后的生活，送给黔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军队的女儿》《约翰 ·克里斯多夫》三本书。  

　　红土地曾是云南军旅作家的摇篮，早在50年代就孕育出了冯牧、白桦、王公浦、赵季康等一批部队作家。文革以后的文学创作成果就不怎么辉煌了，对此，战友老彭有句较为精辟的概括："这是种的蜕化！"其实老彭并不老，只是踏上这片土地的资历深一些。他15岁就有了知识青年的名号，从重庆来到河口农场支边，因爱唱歌被当地驻军相中应征入伍，还自诩是滇南李双江；后来分区宣传队解散，干脆自行转行提笔涂鸦。一晃十年过去，老彭也从写新闻豆腐块转为创作短篇小说，后来竟然"混"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

    老彭和我都在军分区政治部工作，他当秘书，我是干事，算得上最佳同频聊友。他深造归来后，我发现老彭变得深沉多于热情，劝他不要人为把自己孤立起来。他却申辩过去是感受生活，现在需要思考生活。当老彭那篇《红鸽子》中篇小说被《解放军文艺》发表后，我从字里行间才读懂他对这片土地的眷念。  

　　后来部队整编，我们又一起到了守备师，我还是干事，老彭却调到师军乐队任教导员。那段时间他开始了小说《棋王》的创作，常常挑灯夜战。实际上师级机关没有专职文学创作员的编制，文学创作对他来说还只是副业。老彭在辛勤的笔耕中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仍灰谐地对我说："你准备一本盲人字典送我吧，看来我真要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最终还是让这位追求光明的使者离开了部队的怀抱。当老彭与这块洒满着他青春热血的土地惜别时，感觉他似乎有许多话要对我说，然而我们坐在一起又相视无语，只得频频举杯，在心里默默流泪。

      其实，在这片红土地上还有一位不能忘却的战友，实际上我们只打过一次交道，应该说是与我相处时间最短的中战友。那是在1988年初春，我在绿春独立营采访边防二连认识的。只晓得他姓刘，是二连一名排长。他从四川当兵进藏服役，又从世界屋脊调到云南边防的。从他口中我得知，当地森林植被遭破坏严重，导致每年有上百亩农田被泥石流冲毁，建议我最好就此拍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