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披法袍，再执法槌
（摄于1980年）
法锤 （图片来自网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秩序逐渐正常化。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要求。从此，法律的重要性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法制建设也重新步入正轨。
但是，法律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制约法制建设的瓶颈。“起码缺一百万”。1979年10月，邓小平谈到当时缺少专业干部时，第一个说到的就是司法专业人才，“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那就比较好了。”
次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到国家专业能力干部严重缺乏时，点的第一个名还是司法干部，“比如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
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挑选、配备司法干部。
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各司法机关和国家编制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党政机关、军队系统和经济部门，抽调一大批有一定的政策和文化水平的干部分配到司法部门工作。对学过司法专业和做过司法工作，包括教学、研究工作的人员，进行一次普查、摸底，仍然适合做司法工作的，应尽量动员归队。
就是这种大背景下，1979年10月母亲临危受命归队到司法战线。重披法袍，再执法锤。
母亲从1952年10月开始分别在安康中级法院，汉阴县，石泉县法院任书记员和审判员长达九年。1961年3月因受父亲冤案影响被调离法院系统。九年的司法审判工作练就了母亲娴熟的法律知识，灵活的审判技巧，准确的定案标准。办理了大量铁案。是一名十分称职的司法工作者。至1979年10月母亲归队时已经离开法官岗位整整18年。虽然长期脱离法律审判工作。但是母亲在这18年里又有了丰富的妇联工作，农村工作，金融经济工作的经历，这为她重返法官岗位充实了广阔的社会知识面，为建设民主法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归队后母亲任审判员，庭长。处于审判工作的最前沿。为了尽快适应新形势下的审判工作。母亲没有简单凭老经验办事。而是认认真真阅读学习法律知识和办案技巧。主动为自己充电。力争真真正正做到依法办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受到冲击，组织机构趋于瘫痪。现在的青年人中，或许有许多人几乎不清楚“文革”是怎样的岁月，而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是怎样的岁月？公检法机关被砸烂，造反派组织可以任意剥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
法律虚无主义泛滥，以政策代替法律现象严重，法制建设陷入困境。母亲上任后首先办理的是审查一批积压的案件。由于文革的影响，一些在押人员一直没有审结，各种手续也不完备，办案程序混乱。母亲接手后夜以继日，内查外调，剥茧抽丝，逐一进行甄别结论。很快把大量的无头案件审理结案。
（审理案件）
那些年我在安康铁路分局工作，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亲。在和母亲交谈中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啼笑皆非的冤假错案。在那个荒诞的年月发生了许多荒诞的事情。在文革疯狂的时期，一个中年农民到县城售卖自家母猪产的猪仔，中午由于天热猪仔没有吃喝显得不精神，买主就说这个猪仔有病吧，看起来不精神。农民一急之下脱口而出说出了他认为最准确的表达语言。他说猪仔没病，这个万寿无疆，那个永远健康。这句话被造反派听到立即把他抓起来，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尽管他是贫农成分，也不能幸免，被关押劳动改造。还有一件更离奇的事情。也是在同一时期的春节期间，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到亲戚家串门。突然邻居因放鞭炮引燃了茅草房。附近邻居都赶来救火。由于当时刮的是东风堵住了救火者的通道。这个教师顺口说了一句如果刮西风就好了。被别有用心的人举报了，说他歌颂西风压倒东风，也被抓到监狱劳动改造。诸如此类的案件母亲在甄别处理时还了解到这些人被抓后就没有进行认真审理，基本是抓过后就没人管了。母亲迅速审结了这些积压多年的案件。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法治建设，依法办案的轨道上来。
（图片来自网络）
据统计，母亲在归队最初四年中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里审理了大量案件，仅一九八一年，由她审结案件，占县庭结案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她还帮助基层法庭审结六起民事和刑事案件；一九八二年，她审结的案件，占县庭结案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四；从八三年到八四年八月，她主要负责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工作，行政事务虽然占去了她的许多时间，由她审结的案件，仍占县庭结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同时她还要下乡搞调查，指导基层法庭办案，再加上复杂的行政工作，用于生活和休息的时间是很少的。
母亲出色的工作成绩，任劳任怨的工作姿态，严肃认真，不徇私情的党性原则无不展现出一名优秀法官的素质和能力。经县人大讨论选拔，母亲被任命为石泉县法院副院长，一副更重的担子压在母亲的肩上。
那几年，母亲不但自己刻苦钻研业务，而且主动承担了对年青同志传，帮，带的任务。在工作中她既要亲自办案，又要指导大家办案，分内分外的事抢着干。成天忙忙碌碌。特别是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和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中，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几倍。在人少工作多的情况下，她同全院同志一起，一人顶两人的工作。一九八二年夏天，一大批犯罪分子归案。为了及时审理这批案件，母亲竭尽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每天她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阅卷，审案，有时工作实在太忙，她干脆取消用餐时间，在手提包里装上几个冷馍馍，饿了，就一杯白开水，边吃喝边工作。连续紧张繁重的工作，累垮了母亲的身体，有时高烧到三十八度九，为了不使自己倒下去，她把药品随身带在身上，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吃药治疗。领导和同志们多次劝她休息，她感谢大家的关怀，任然坚持天天上班。就这样，她抱病工作了一个多月，及时准确的审结了这批案件。受到群众的认可和上级组织的表扬。
那几年母亲即迎来了和谐的春风，也遭遇到难以承受的严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父亲和一大批遭受不公待遇的老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父亲的职务和工资待遇。这犹如一阵和谐的春风，吹散了母亲心中的雾霾。但是，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对母亲则是沉重的打击。母亲几乎精神崩溃。经历了多年各种大风大浪，母亲生生接住了这个事实，承受住了这个巨大的打击。再次投入到她和父亲充满酸甜苦辣的政法工作。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母亲55岁就可以离休。由于工作需要母亲一直干到57岁才从副院长岗位退下来。但是组织仍然挽留她继续留在法院任咨询员，协助审判工作。母亲毫不犹豫的留下来一如既往的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
1989年1月母亲在59岁时正式离休，离开了她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法战线。就在母亲离开法院的同时，县公安局即向她抛出了橄榄枝，邀请母亲到他们那里工作，主要负责案件预审工作的把关，提高预审质量。母亲没有推辞即刻就上班了。
（摄于1989年）
当法院领导得知母亲到公安局继续发挥余热时便与母亲协商返聘她回法院继续工作，并解释说当时没有挽留她继续工作的原因主要考虑到法院已经留她多工作了几年，不好意思再留她，让她好好休息，安度晚年。母亲很纠结，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母亲已经在公安局上班了，就不要再变动。另外再回法院上班会给别人造成不便，一些关系不太好处。母亲接纳了我的建议，没有再回法院工作。
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一个一心为国家法制建设奉献毕生的法律工作者，母亲最大愿望就是利用最后的时间继续完善法制建设。当时律师出现在法庭，还是新生事物，母亲已经发现这是一个薄弱环节。为了促进律师制度的完善。母亲经过反复思考。辞别了公安局的工作。注册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她亲自担任律师，吸收了几个退休的法律界，信访界的老同志，共同为案件担任辩护。母亲的宗旨是促进律师制度的完善，不为金钱丢原则。她曾告诉我，不是所有案件都接，她有两不接，一是刑事案件不接，二是和政府部门的案件不接。母亲说这些案件案情比较大，自己的身份不便承接。她担心这两种案件如果自己出现在法庭辩护会给法官造成思想压力，影响案件的审理。
总是为工作着想，为他人着想。这就是母亲的处事风格和她高尚的人品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