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吴福环离开我至今快一年了。我也不知道这段时间是怎样熬过来的，一切好像就在昨天，仿佛先生还在。恍惚间，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感觉他从未离开一样。可现实他的确是走了。近一年来，我内心的痛苦和想念无法用语言描述。
苍天为何不能垂怜好人，保我先生一生平安。先生的一生光明磊落心地善良、知识渊博，是个儒雅的人。他老是为别人着想。我们夫妻四十多年来，我从未听他讲起别人的负面信息。对人对事，他总是说别人的好处、长处。我有时有些想不通的事，我先生都是往积极的方向去开导我，从来不会说对方的不是和错误。对此，我承认我是做不到的。
1950年，先生出生在山东临清一个书香世家，先生的祖父受过高等教育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先生的父母和弟弟一直在老家工作生活。我的婆婆身体不好，加之家庭生活较为拮据，无暇照顾家庭和孩子。因此，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我先生不满七岁就被送到乌鲁木齐他祖父祖母家中。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先生的童年是不幸的，幼年时期因为不在父母身边，所以缺乏父母的疼爱和呵护，对他幼小的心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自认识我先生以来，他从未埋怨过他的父母。到乌鲁木齐后，我先生一直帮助他祖父母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先生小学、初中是在兵团子校、兵团二中就读，上学期间他品学兼优，是三好学生，家中的奖状也是贴满墙壁。
1966年，为响应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期间，在广阔天地锻炼自己，去了伊犁肖尔布拉克农场。下乡一干就是七年，期间在团宣传队工作，且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在此期间，他都干得非常出色。后来，知青返城，先生调到了后峡钢铁厂当了一名锅炉工。锅炉工的工作是三班倒，别的工友休息时间主要放松打打牌，可我先生就利用休息时间复习初中、高中的文化课。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峡钢铁厂当年的高中生数千人中，先生脱颖而出，仅他一人高分考上新疆大学，此事一度传为佳话。先生考上新疆大学历史系后，表现突出，期间担任班长。大学四年期间，先生一直成绩突出，也因此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先生大学本科毕业，我们结婚了。结婚第二年有了儿子。
1985年，儿子两岁时，我先生又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夏东元先生。先生就读研究生期间，又因成绩优异，导师鼓励他考博。在读研究生期间，先生考上博士，硕博连读原本为六年，但先生成绩优异，仅五年就完成学业毕业。在先生最后一年的博士就读期间，是带着儿子在上海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当时，我先生在华师大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认识我儿子，这个边上学边带孩子的也是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清季总理衙门研究》被台湾一家出版社出版。我记得当时收到了三百多美元的稿费，后来该书在国内也出版了。
1990年，本来先生可以留在上海，但因种种原因，他回到了新疆大学历史系当老师。九十年代初，全国的博士是凤毛麟角，不像现在扩招后的情况。回到新疆大学不久后，历史系安排他担任班主任，当时的学校并不景气，工资、福利什么的都不行，更没有绩效一说。先生积极服从学校的组织领导，搞创收，前往俄罗斯办班授课。这种出差原本可以乘飞机往返，但先生为了给单位节省开支，往返都是坐火车。在历史系的工作期间，因先生在工作、研究等各方面都比较出色，学校当时考虑让他担任历史系副主任。我记得先生接受完组织谈话回家后，给我说，他内心深处并不想当什么系主任的行政职务，只想当好老师，做好学问，他反而觉得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后肯定会分心，从而会影响他在学术上的发展。先生一辈子都钟爱他的学术研究事业，在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发展，大批经商下海的浪潮的影响下，仍然心无旁骛的坐冷板凳，专心致志的做好他的学术研究，期间他的论文也是没有停止过的一篇篇的发表。
先生在治学方面即是严谨的，对自己的要求是极其严苛的，而对名利是淡泊的。博士学成回新疆大学任教第二年，被评为副教授，一年后又被破格评为教授。评教授那次，学校人事处通知让他报送评教授的相关材料，他第一反应是说，我年限还没到，不符合条件。后来是经过人事处处置给他亲自解释，说这是破格晋升，是符合程序和条件的，他才同意报送。先生就是这样，面对名利不争不抢，淡泊明志。但命运有时就是这样，组织上后来为了提拔我先生，他从历史系副主任升任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担任所长，次年，提拔担任为新疆大学副校长，主管教学。这件事也曾轰动一时，从1990年他返校到1996年被提拔成为副校长（副厅级）。自我先生担任副校长后，他依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但是毕竟行政事务庞杂，会议繁多，还要带研究生，那段时间很辛苦也很劳累。那时起，他的睡眠就出了问题，高强度的工作和研究工作导致他有了失眠的毛病。我一直埋怨他，不会给自己放松一下，其实也是心疼他。先生在副校长的职位上干了七年，期间主要牵头创办了新疆大学政法学院、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新疆大学兰州大学西北研究中心，他在这方面花费了相当大的心血。而且，没有任何怨言，尤其是在组织需要的时候，创办成立后立马卸任了兼任的法学院院长和西北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在此期间，先生先后兼任新疆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新疆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新疆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新疆大学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
1999年，先生服从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前往库车开展为期一年的集中整治。期间，先生就在乡里帮助当地各族民众办了不少实事。就在那一年，先生上山下乡期间落下的腰部旧疾又复发，再未痊愈。
2003年，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安排先生去中央党校学习，为期半年，那年刚好遭遇“非典”。2000年后，在学校工作的收入等各方面逐渐变好。中央党校学成归来后，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谈话，让先生去新疆社会科学院当院长。2003年下半年九月份，先生就去任职了。当时社科院的情况不是很好，主要是物质条件比较落后，经费也比较紧张。办公条件也不怎样，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种桌椅板凳。我先生当时给我说，就是因为有困难，组织才派我去的，我去就是要做好工作搞好发展的。先生一去，先解决了拖欠采暖费的问题，多次跑自治区党委、财政厅解决办公经费的问题，积极向自治区党委反映情况。在他不懈努力下，社科院的面貌还是有了比较大的改观，人心也稳定下来。他在激励科研的主业方面是下了较大功夫，鼓励科研人员走出去引进来，制定了一系列激励制度。在给自治区党委献言献策方面，他充分发挥单位的研究优势，搞了给自治区党委的要报，发挥出新疆智库的作用。也得到了自治区时任主要领导的一直好评。
在持续高强度工作、学术研究的同时，他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2008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在做早饭，突然听到“咚”的一声，跑过去一看。我先生已经倒在地上。我说赶紧去医院，先生却说一会单位还有会要开。在我的坚持下，把他送去了医院。经过检查，他的心脏出了问题，需要安装起搏器，否则将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住院手术安装了起搏器。
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单位的事可以放下面子，起早贪黑的堵在相关单位争取权益。但是对我和儿子，他从未如此求人办事。反而是对他的学生和单位的事，他都是亲力亲为。而且先生办事讲原则有底线，别人求他的事情，只要是不违反规定的，他都尽力去办。先生在大学和社科院任领导职位以来，一直低调做人，踏实做事，严格按照一名共产党员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和家人。对于先生工作上的事情，从不让我打听。他在社科院十年来，尽心尽力，引进人才。从办公条件，从科研成果，单位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对先生的评价都比较高，也很钦佩。我一直以来认为，一个人为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事，真是不容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为他们办实事，他们就拥护谁。先生在社科院工作的十年，应该是把各项工作推到一个全新的新局面，从科研成果到各个方面，让社科院的人对先生的认可。先生付出的心血，大家是看得到的，他在单位的威信很高，我作为他妻子也倍感欣慰。
2012年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后，先生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委员；退休后先生还被新疆师范大学聘为昆仑学者。
先生为新疆的稳定，一直在积极给自治区党委、政府出谋献策。他在任领导期间，并未有一丝放松学术研究，反而硕果累累，也因此获得了不少殊荣，比较有影响的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先生自2014年退休以来，又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工作中去，期间尤其是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主编新疆通史，民国史等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重大科研项目。这是非常耗费人的精力，我先生几乎耗尽了全部的心血。好在这些大的项目他都完成了。
2021年，自治区党委组织退休的正厅级干部到南北疆考察，考察归来，先生费心还撰写了关于新疆长远发展的相关想法和建议。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历史学家，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就这样永远离开了。
先生，你在天堂安息吧。我和儿子永远怀念你。我希望儿子、孙子能够和你一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希望把好的家风传承下去。先生你就安心吧。
英雄无悔，福环不朽！
于2023年8月乌鲁木齐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