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一九九七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那一年，香港回归。那一年，我中师毕业，到乡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那一年，几个要好的初中同学上了大学。
也许是看到村里小伙伴们的军装照，也许是想再争取一次人生的选择，不甘心人生的路一眼看到头，几番折腾，年底当了兵。亲朋好友们觉得我这样的学霸去了部队，前途不可限量。入伍那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家都来相送，期许满满。我穿着崭新的作训服，仿佛不是去当兵，而是去授勋。
坐着绿皮火车，九十个老乡一路谈天说地，傍晚到达新兵营。新兵营在苏州市中心的枫桥路，离“夜半钟声”的寒山寺近在咫尺。我们下了车，领过个人物品，就排队去吃晚饭了。开饭前，排长动情地说，营里克服经费困难，特地给新兵每桌加了一盘炒鸡蛋。除了面条，就一盘炒鸡蛋。虽说我来自农村，可伙食这么差，也完全超出了预期。晚饭后停水，排长看看捧着饭盒，手足无措的我们，手一挥，说，“别洗了，明天还吃，回吧。”太生猛了！
当兵前从未远离家乡和亲人，在这个陌生的环境，感到孤寂又局促。特别是半夜，披个大衣如厕，站在空旷的操场上，耳边响起火车汽笛声，不禁茫然自问，我怎么就到了这里？
大家都说当兵苦，其实心苦大过身苦。要把一个野生的社会小伙锻造成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铁血军人，不经一番寒彻骨，谈何容易！严格的军纪，清晰的等级，可以将年轻人从家乡带来的那点尊严击个稀碎，再扔到地上踩几脚，直到你发自内心地真正服从。在新兵连，大家都是新兵，虽然训练强度大，却也充实开心。下到老连队，新兵生活其实才真正开始。
下连队的第一天，班长徐向辉，一个来自浙江衢州的老兵，用略带命令的口吻地教导我，“我们是通信连一班，事事要争第一。晚上你把扫帚放床下，早上在大家起床前把卫生搞完。”晕！这不是当代周扒皮嘛！我一个堂堂国家教师竟然沦落到如此卑微的地步！虽然一肚子牢骚，但我还是干了半年。谁让咱是新兵？谁让咱想进步呢？
“部队是个大熔炉。”在这座熔炉里，个性、思想、爱好、喜乐全都会被熔化，最后只剩下一颗颗合格的螺丝钉。当年，部队提倡“菜篮子工程”，我们每个班都有自留地。连队要评选先进，小金库里必须要有一万块钱存款。每天下午四点，各班排准时去搞菜地。因为损耗，劳动工具常常不够用。有一次，我没有抢到粪勺浇水。班长说，去宿舍拿个盆吧。我迟疑了一下。班长趁机给我讲了个故事：当年，指导员姜日军还不是指导员，只是一个刚刚提干的红牌排长。搞菜地没抢到粪勺，浇粪时，他就用手捧着粪水去浇。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震撼了！我不是不敢做这件事，我是根本不会想到这样去做！就凭他这份敢想敢做的勇气，我服了！
由于我个性强，自以为文化水平、军事素质不错，内心谁也不服。下连队的半年，活没少干，骂没少挨。每天晚上开班会，徐向辉班长都会板着脸说，“今天，我们有位新同志工作还有不足，大家来帮助一下他。”好嘛！从班副到二年兵，每人都要批我几句。老子在你们起床前就把卫生搞完了，还讲我做得不够好，还让不让人活了？历时半年多，虽然错过了文革，我也切身体会了一把被批斗的感觉。事过多年，我才悟出来：哪里是我的表现不好呀，其实是我的个性不好。部队这座大熔炉怎能容得下有自己思想与个性的同志？当年如果心理稍微脆弱些，后果实在不敢想象。对军官梦的强烈渴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我情绪常常处于崩溃的边缘。
记得第三年带新兵时，二排六班有一个新兵受不了高压，精神崩了。寒冬腊月，他半夜爬起来去浇菜地，穿个单薄的秋衣秋裤，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做的不够好，我要努力。”二排长吓得捧个大衣，跟在他后面劝了大半夜，场面滑稽又心酸。第二天一早，救护车把他送去了常州102医院。当年的压力让我“早生华发”，身体和心理都达到了极限。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段鲜活的记忆偶尔还会闯入梦乡，让我压抑和不安。
在部队不仅练就了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让我练出了健壮的体魄。虽然和平年代，我们缺少血与火的洗礼，但从不缺少激情与豪迈。
我所在的83033部队66分队是通信连，训练项目除了队列、射击等常规科目，还有收放电话线、电线杆攀登、野外找点等专业科目。每年七八月份，我们都会到郊区开展野外驻训。我们顶着酷暑，住在拾荒人都不愿住的废弃工棚里。屋内连个风扇也没有，热得像个蒸笼。晚上就寝，汗如雨。人一躺下，凉席上就会出现一个水印。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到屋外用水冲一下，常常要折腾到后半夜才能入睡。
野外驻训最枯燥、最辛苦的训练项目是收放线。一捆电话线有四五百米长，一天要收放二三十趟。烈日下的聚氯乙烯电话线比烧红的木炭还烫。新兵是不让戴手套的。一天下来，满手的泡。一个月下来，满手的茧。
徒手攀登算是我们通信专业的一项炫技了。木头电线杆，六米高，碗口粗。站在地上做准备时，一脚蹬杆，一手抱杆。一声“开始”，六秒爬到顶。要是配个三四十公分的简易脚套，三秒到顶。退伍后，技痒难忍时，偶尔还会露上一手。
我最喜欢的训练项目是野外找点。训练时间一周左右。上午，连长在驻地方圆三十公里范围设五个点，留下暗号。下午，各班根据密位画好简图，带上指北针，间隔十五分钟分批出发。这项训练能让我们像鸟儿一般飞出去，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也有儿时游戏般的乐趣。
当兵三年，做过最苦的事是光缆施工。那年，部队铺设北京到福建的军用光缆。途径苏州段的施工任务由我们营承担，工期大概一个半月。每天早上六点开挖，太阳落山收工。每人每天二十五米，深度一米五。我这小身板，要使出吃奶的劲，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任务。晚饭时，手关节不能弯曲，僵硬得像鸡爪，握不住筷子。躺在床铺上，骨头好像散了架。
有一天下午，风云密布，要下大雨。我们连没有按要求完成任务就准备返回。营长大发雷霆，说我们连像逃兵，罚我们连在雨中加班，晚上七八点才返回。五月的天气，还有些寒冷。我们顶着风雨，蜷缩在解放车的敞篷车厢里，浑身湿透，瑟瑟发抖。下车时，两腿僵硬得像木棍，无法动弹。晚饭时，连长破例给我们每桌发了两瓶白酒驱寒。
有一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停了好多年的武装泅渡训练又重新启动。第一周，在岸上进行动作定型训练。放眼望去，太湖岸边，密密麻麻。几百号人一字排开，肚子趴在半米宽的挡水坝上，四肢悬空，在值班排长洪亮的口令下，有节奏地做着蹬夹水的动作，好似变身上岸的青蛙。岸边没有遮挡，一天下来，后背殷红似血，晚上只能趴着睡。再过一天，后背像蛇一样开始蜕皮。训练一个月后，全营开展武装泅渡考核。营长拿个小旗子，朝远处若隐若现的小山一挥，大家便下饺子一样扑通扑通下了水，闷头闷脑往前游。游完五公里，累得瘫在地上像烂泥。
部队生活除了艰辛和挫折，也有苦中作乐的趣事。那些有趣的人和事，总是在战友聚会时，被大家津津乐道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聊起。战友间的情谊也如同发酵的老酒，在这些小事的回忆中变得更加醇厚。
光缆施工期间，周末可以休息一天。有一次，我和小潘、江徽、老冯、李修俊几个无为老乡在村子里瞎溜达。接力连的李修俊从小在长江边长大，是个老渔翁。他用池塘边随手捡的破渔网，轻松网到十几条巴掌大的野生鲫鱼。我们准备找村里的老乡加工一下，再买几瓶啤酒，打打牙祭。帮我们加工的女主人年轻、美丽又热情，不仅免费帮我们把鱼烧了，还另外炒了几个菜。我们在她家边吃边聊，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女主人说，他丈夫在市里打工，俩人都崇拜军人，看着这身迷彩服觉得特别帅。话未落地，江徽同志已经把身上的迷彩服递到了女主人手里。回营房时，已是半夜，战友们都睡着了。我和小潘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在满屋汗臭味中很快沉沉睡去。
我当了三年兵，没怎么打过枪。通信专业一年只有一次实弹射击，加上新兵连的一次实弹射击，三年总共就打了四十发子弹，甩过四个手榴弹。听侦察营的兄弟说，他们练习抵近射击时，子弹自己装在挎包里，想打多少打多少。很是羡慕！我们的靶场在木渎镇的山里，徒步大约四五十公里。实弹打靶那天，大伙扛着旗子，背着枪，浩浩荡荡，场面宏大。有次下大雨，到靶场后，我想脱下解放鞋把湿袜子拧一下。班长连忙制止我，脱了就穿不进去了。我不信，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鞋套到脚上。
站岗是军人的本职工作。我们连队的岗哨主要有车库岗和大门岗。车库岗是晚上九点到早晨六点，领导管得松，但由于是独自一人夜里值班，特别犯困。大门岗正规，很痛苦，执勤时段一天三岗，一岗一个半小时。当我挺拔的身姿矗立在苏州繁华的路边，用眼睛的余光打量着形形色色的路人，思绪很快就飘散出去，可脚跟和膝盖处针刺般的疼痛，又不时地将我出窍的灵魂拽了回来。
教导队集训是我军旅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和四川的伍小平在第一年结束时，被连队选拔到师教导队参加预提班长集训。教导队的训练非常正规。我所在的一区队队长叫金茂中，南昌陆军学院毕业的，脸黑得像包公，训练很严格也很有办法。比如投弹，他让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张弓。空闲时，让我们拿背包绳，一端栓床架上，一端抓手里，练习挺胸投弹姿势，增强爆发力。这个方法很见效，我的投弹成绩短短两周就从三十米上升到四十多米，但此后增长乏力。当时，我们队里还有两个西藏兵，一个叫罗荣西饶，还有一个忘了名字。高原兵不一般，能二十分钟内轻松跑完五公里武装越野，投弹六十米起步。罗荣西饶这家伙木柄手榴弹太轻，找了个两斤重的地雷壳，插根木棍，当手榴弹投。就这玩意儿，他都能投五十多米。看到他们，我很好奇汉朝的卫青、霍去病是怎么带领军队打败匈奴人的。西藏兵常年不洗澡，身上味重。每次去北兵营澡堂，他俩都找借口不去，区队长发火也没用。他俩嗓子好，唱青藏高原很好听，天生的高原歌手。虽然我的成绩比不上高原兵，但各项考核都是优秀，集训结束还混了个优秀标兵。有一次，女兵排长带新兵来教导队参观学习。我有幸被安排表演四百米障碍越野。为了显摆一下，跑吐血的心都有，年轻啊！
南兵营的围墙和严格的军纪约束得了我们的身体，却禁锢不了年轻人荷尔蒙的散发。女兵是围墙内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是我们永远的谈资。全师只有师医院卫生队和我们连总机班有女兵。总机班女兵平时在师部，吃饭和搞菜地时会来南兵营。当女兵们喊着清脆悦耳的“一、二、三、四”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排长“向左看齐、向右看齐”的口号就不好使了，我们的眼睛早就不自觉地瞄了过去。吃饭和工作间隙偶尔和女兵搭讪一下，也能让我们晚上吹上半天。班长自豪地对我们说，“我们是很幸福的，安徽山界的三十八团在大山沟里，一年到头见不到女生，母猪在他们眼里都是双眼皮。”新兵第一年，副营长知道我当过老师，让我给他少爷补课。我常常趁他不在家，用内线电话和值班女兵聊天。躁动的青春，懵懂的情愫，爱做梦的年纪，单纯又美好。
当兵第二年，我在部队统招初试中落了榜，和我一起落榜的还有我们连队仅有的两名大学生，但接力连的老乡温克胜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却幸运地被汽车指挥专业录取了。军官梦的彻底破灭让我沉沦了很长时间，不知路在何方。没过多久赶上军队改革，义务兵由三年改为两年。师里规定，二年兵预备党员不能退伍。当时我心灰意冷，归心似箭。连队文书李扬惠给我出主意，让我和他一起给军务科长送点礼，看能否网开一面，让我俩退伍。结果礼送出去了，退伍没成。前段时间，他还在战友群里开玩笑提起这事。
内心不甘平庸，生活还得继续。好在青春年少，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那个年纪该有的轻狂。我又默默捡起了法律自考大专教材。在部队，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少。我只能在战友们熄灯入睡后躲到连队洗浴间看书。退伍前，我自考大专通过了五门课程。二000年初，我背着简单的行囊，退伍回了家。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内心的失落和悲凉无法用语言形容。特别是想到入伍时的场景，更是无地自容。五个月后的一天，我的无为师范同学老宋来找我玩。得知他刚刚被北京大学录取为法律专业研究生，为他高兴的同时也让我重新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抑郁的情绪有了明显的好转。
今天，打开记忆的闸门，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过往，个中滋味，难以用文字清晰地表达。重新审视那段心路历程，当年的痛苦可能更多地源于一心改变命运的自我加压。部队三年虽然艰苦，我却获益良多。我庆幸自己拥有那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发自内心地感谢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他们教会了我坚强，让我此后经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能坦然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