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一世纪中期东汉时期，汉明王梦见西方大神，头顶光环，随后派人去西方请神，请来了西域两位游僧，用白马驮来《四十二章经》。明帝为此建立中国最早的寺庙---白马寺，这个故事是从汉传本《四十二章经》中记载，可能还不具有史记性。但接下来在明帝给楚王英的诏书中可见一斑，“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那时候佛教就已经在民间传播开来，当然主要还是将黄老的神明方术与佛教偶像结合在一起。
随着佛经翻译工作的全面展开，大量佛教经典传入中土，佛教的智慧文化深受社会及皇亲贵胄的喜爱，佛家的精灵不灭，轮转报应作为汉传佛教的根本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正所谓的“道治身，儒治世，佛治心”。道家教你如何舍得放下，儒家教你如何拿得起承受住，一个是铁肩担道义，一个是无事一身轻。而佛家教你恰恰是如何放下自我，方能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佛作为外来物种，和儒道调和以后更是成为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
人们常说，佛教都太消极不科学没有正能量。实际上佛是现实主义的，佛说的“无常”——集聚皆消散（钱），崇高必堕落（社会地位），合会终别离（人与人之间），有命咸归死（生命），这些不就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吗？万物不停变化，必然带来虚幻感，而人是天生追求所谓意义的动物。人们给世界万事万物起了名字，并与之建立所谓的相互关系，然后就把他看作有意义起来。宗教和哲学随之就是来解决“意义”问题，而禅宗把佛教深奥复杂的理论，繁复琐碎的礼仪，简化到“担水劈材，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悟道。
到了北宋时代，佛家思想就完全融入了中华精神。苏轼说，修身以儒，治心以佛，养生以道，活学活用，兼收并蓄。当年他和父亲弟弟出川，途经渑池借宿佛寺，和尚热情款待，兄弟俩还在寺壁上题诗。几年后，重返故地，和尚已死，墙坏诗亡，苏轼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事的无常变化，是最易引发对生命的深刻思考。那年，他才26岁，诗中已经有“万物如梦幻泡影”的佛家意味了。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尊崇理学，以思想为治国之本，但他因早年曾出家为僧，登上帝位后大兴佛教，广修庙宇，刻印佛经。提倡沙门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 经》，力图引导佛教思想的统一。
在佛教的理论改造中，由于受到理学的强大影响，佛教的儒家化越来越明显，开始出现了“三教调和论”和“三教同源论”。 最有代表的人物是云栖宏（莲池大师），他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以孝为宗”， “三教同源论”则比“三教调和论”更进一步，认为儒释道三教在根本处是相同的，从形式上说，儒释道三教都是理论学说，任何学说都是人心灵的创造。其不同只在于用以教化的方式和理论特点不同。学儒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佛，学佛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儒。儒释道若真通得一门，其他两门也可以掌握。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以佛教的一些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他的“性善”论与佛教的“本心清静”同出一辙，禅宗中的“直指本心”的修习方式成为儒者的最高境界——“致良知”。在“三教同源论”的影响下，结社念佛的信佛形式逐步在民间流行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延续了明王朝后期的佛教政策，而且他们信奉的主要是萨满教和喇嘛教，因此对汉地佛教的发展作用不大，尤其在文化领域以理学为根本，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不允许佛教自由的发展，只能承担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