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缘
在法租界寸土寸金的地方，40年代我在西成小学读书，体育活动的场地很小，只容纳一个排球场大小，三层教学小楼，在二、三楼的走廊里，扣客扣的各放了一张乒乓桌。那时，我们几个小乒乓爱好者，只要听见课间休息铃铛一拉响，就冲岀教室，抢占台面，打五分制，一局定胜负，换人上场。没人指点，没有视频，仅凭兴趣。所以，我和张笙林及陈x组织起一个起名为“小小乒乓球队”，至后，常约邻校小朋友玩球（比赛），。趣味浓厚。
解放前我校从郊区搬至市区，借”上海宁波同乡会”大厦。课余时，将课桌凑成一个乒乓桌，与几位会打的同学每天活动一下，球艺稍有提高了。
上海解放了，我经驻我校解放军邱将军介绍，参加到了20军政治电台，去朝鲜打了“长津湖”等三个战役，这段时间，备战打仗，没时间打球。1953年凯旋回国，进驻宁波市区，那时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好，我在军部电台等处工作，午饭后有二小时休息，就与机务科的黄耀武（上海人，兄长黄耀文为当年八一足球队守门员）在演武巷驻地室内摆了个标准乒乓桌，俱乐部文教钱长海，盾牌乒乓球一箩（12打）一买。那时盾牌乒乓球及板好比后来的“红双喜”，所以，练出了一手球，同时，朝鲜归来时病殃殃的身体也好多了。在演武巷练兵场地上，有标准的足球场地一个，篮球场四个，排球场二个，四边还有单、双杠及几个沙坑。一到下午三点，我部的爱好体育的战友都到场上参加各项各自喜欢的活动….。我也爱排球（前面提到我校仅有一个排球场），小学里的老结棍的女老师教过点动作，比小白强，特别是步伐救球，对打乒乓大有益处，所以，我乒乓步伐移动较到位。
此时，在军部机关，当参谋，住居民的小洋房里，下班后很自由，授衘后军官可以穿便服外出了（噢，我55年参加了第一全军授衔…）。晚饭后，拿了块当时觅到的宝，顺风牌50号底板（当年李富荣丶张燮林丶徐寅生等上海队的都觅此板，因己没新板买了）到宁波市工人俱乐部去会会市里好手，那时与宁波参军在我队的学生陈诗朗及吴某，后一为一级乒乓运动员一为健将级乒乓运动员，陈以稳削为主，所以，我练成了攻削球的拉攻及鞭打的动作。
又过了二年，我们军乒乓赛，成立了乒乓球队，我担任了领队，我积极推动，首长同意我带队至上海练球二个月。
当年提倡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即不计报酬，不提钞票的。我开了一张介绍信 “敬愛的上海市体委领导：今介绍我部乒乓队领队彭xx等四人，至上海练球，请给予大力支持”。下面盖个关方印。
到了上海住在上海西藏中路的军人招待所内一一过去的爵绿饭店，一切交通食宿按章报销，还加每天一元运动员营养补贴。
接着就去上海体委（在国际饭店隔壁，原美国花旗银行大厦）办公室联系，体办大力支持，每天提供八楼乒乓室球台一张，更要命的是派了个乒乓研究员李宗沛老教练，是李富荣的启蒙教练：一整套左推右攻等技战术发明者。
李老师，先要我们队员，互相打几个球看看，然后，针对成人及各人习惯略加指点。且安排了计划及要求，先练左推右攻，要求连续50只来回，再搓球对搓50板，达到这要求后，教李富荣式的各种发球诀巧，正手奔球及短点球，侧身45度角的侧上下球等；然后，练各种战术组合球，如各式发球抢攻及接发球过渡抢攻、搓球起板、推挡侧身等，贯穿于近台快攻技巧及战术。期间我们队员每晚到爵绿饭店隔壁之大方饭店即上海市工人俱乐部，在楼上有一排乒乓桌，其中第一张都为好手友谊较量的地方，我们均排队参加，当年是21分制，上场练球五只，开始即一局决胜负，胜即连续（好手胜几场主动与负方同时换人，很讲规矩），这样我队员提高很快。我也爱好，有一次黄浦区冠军直板削球高手，连续摆檑台，正好轮到我了，攻削球我是强项与陈x一直练的，所以，我拉攻右，突然侧身强击左大角，对方一直扑救不及而我赢了高手一局。至于我队里总算岀了一个乒乓健将马育宁，复员后在上海手表二厂，后任上海市工人队教练，继调市政府某球场任支部书记，常在市老干部局活动中心一乒乓室内陪陈良宇市长打球的，可惜陈倒了…。
59年10月我转业至武汉大学一一当年的测绘学院，饭后我在教职工乒乓室玩玩，被体育王教授相中，加入学院乒乓球队任女队教练兼男队队员，那时25岁的我与大学生年领相仿…。同月参加了武汉市大学师生乒乓锦标赛，经历了第一次的较大场面，战胜了二名二级运动员，遇华中工学院的体育老师一级乒乓运动员，八进四时出局，棋高一只，搏手搏脚，也不知怎么就输掉了0：2，长了点见识。我校队王家亨（上海学生，拉球特转），进前四，定为武汉市大学乒乓队队员，並参加了集训。
当年分配校方要我准备建电子实验室的…。
当时大学里兴趣小组众多，我去玩，看到有“无线电高速收发中英码”的运动。就去试玩了一下，当然，我是专业出身的，学生队员，没法相比，体育教授又拉了我入队，任专业教练兼队员，不久，湖北省举行全运会，市无线电运动俱乐部派我参加了比赛：幸运得了这个项目的全能冠军（四个单项三个第一）。因此，国家测绘总局下令调上去了…。到了首都北京，乒乓球眼界大开特开，平时工作间隙与总局代表队的成员打打球，有时，周边机关的乒乓爱好者也交流交流，我队还聘请了原北京市队的教练作指导，记得当年他讲：调左压右是最基本的战术…，正手能打回头的少之又少等，也受益不浅。
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当年单打决赛及团体决赛票价为3.5元（哪时大米约为0.1元一斤）。我与朱长盛翻释去看了团体决赛，我搭研究所长轿车去看了单打决赛。从球技上讲，第一次看到了高抛发球，日本三木丶木村的弧圈球，张燮林的怪板削球与提拉，使日本人摊摊双手不知就里，用弧圈一拉就飞，一打就下网，徐寅生对星野的13大板，孙梅英对高基安的反败为胜，高对裁判（为我球友，国家计委的）提出了异议…。此时，对长胶是保密的，称张为秘密武器，而我队对弧圈己有所研究，在比赛中见容国团、徐寅生、李富荣以迎前板面向下压住球快带对付之…。还有多多在此不再赘述！
为夫妻团聚，1962年，苏联撤退专家，我参加的航测中印边界停止，得以批准调至无锡，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虽有饥荒但热爱乒乓的人还是有的，在大洋桥一弄内有个乒乓俱乐部，每晚，有好手在活动，我与爱妻一起去观看，遇到当年市冠军沈晶元，是我妻同班同学，这样顺理成章的，陪我练球，因我受过李宗沛教练指点，正手对打可几十板，所以，还是打得起来，那时打的是50号底板加正胶皮。后来在市中心第一人民医院乒乓室（我妻之单位），晚饭后常去活动，当时，有老冠军邮电的薛允宝及好手吴宝根，一起玩玩，有时代表一院参加友谊赛等。当年还担任过航运局队教练，队里闻增宝、赵健强等，曾取得市前二名的成绩。1966年乱世之初，朱学津及其亲戚教育队的姚可权，三人组了个乒乓小组，与人切磋切磋…，很短的日子就此结束了。
69年11月我全家三口一随医务系统的船队下放到建湖芦沟公社医院，一到岸边，见一队人马敲罗打鼓的欢迎，其中有一熟人，市人大付秘书长赵锦元，是乒乓球友。
住下后与赵见面时，赵对下放很乐观，他说：快乐是自己找寻的。公社办公室有乒乓桌，我的可以去活动的，在僻壤之地，找到了活力。不久又代表公社去县里进行乒乓赛，遇见了二中学生乒乓队的沈仲元及沈军等球友，50多年了，现在在球场还能碰到。还遇到了无锡53年的乒乓冠军沈耀庭，打的一手直拍削球。
1969年邓小平为落实政策，下乡的知青及干部，陆续调回无锡城了